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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本身问得有些不严谨，因为它是从一本名为《叫魂》的书中提炼出来的，是美国人孔飞力以特有的西方思维写的。
以他的认知体系，叫魂是极其荒唐的迷信，是不可思议的谣言，是无以复加的愚昧，足以毀灭整个国家。
在中国，叫魂，就是利用某种象征物（如人的头发、写有名字的纸片） 把人魂魄勾出，再施以诅咒，使其生病甚至死亡。
其实这就是巫蛊之术，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多可见到，即便当今也还有少数人使用。
在书中，孔飞力详细讲述了从1768年浙江德清县东墙倒塌，石匠吴东明被请求在打桩时叫魂开始，到民众怀疑游僧、乞丐、流浪汉剪辫叫魂，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恐慌，从而惊动朝廷，下令地方官员清剿“妖术”，弄死一些人，最后又不了了之的事情 。
于是，他进一步分析：
清朝建立政权之初，为把满族文化植入汉人脑中，下达“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让人民从外观上先臣服于满，遭到强烈反抗。
当初抵制剃发令最强的地方是江淮，清统治者为此屠城扬州、嘉定，叫魂事件又首发于江南，手段偏是剪辫子，这就非常耐人寻味。
一百多年过去了，是不是还会有人继续反清复明，借叫魂引起暴乱，直至谋反？
于是，乾隆帝借清剿巫术小题大做，再次确立一下满族统治的威严。
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需推敲的是：
叫魂在中国自古有之，是一个极普通的、具有广泛而长久民间基础的小活动，为什么会上升为一个案件呢？为什么偏偏是1768年？真的动摇了大清江山吗？
中国史料上对此案并没正式记载，也不存在发生的政治局势和历史背景。
翻阅了一下资料，如果说真有什么背景可关联的话，只可能跟发生在1768年的盐政贪污案有关：
1768年6月，新任两淮盐政官尤世拨告发他的前两任高恒、普福、卢见曾等人，借皇帝南巡之名虚增盐税，二十多年来，共贪污十几万两银子。
乾隆下令问责，致使二十多人被杀，另有许多人被革离审查，纪晓岚也因给亲家卢见曾泄密而被流放新疆。
盐务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可以说抓好盐务就抓住了国家的命脉。
盐业问题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不能不说动摇了大清的根基，不能不引起乾隆的恐慌，所谓的三下江南寻生母之说，还有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叫魂案，无一不是掩人耳目的托词，其真实目的，就是在督促彻查此事。
有书共读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从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进行解说。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非说不凡
除肉身外，人还有魂魄。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人的魂魄与肉身合二为一，魂魄一旦离开身体，人即会有性命之忧。而且，还有一类江湖术士，他们剪取人的发辫并以此摄取其魂魄（即叫魂），而失去魂魄的肉身则逐渐萎靡不振，最终死亡。因此，一旦发生剪辫事件，民间必将出现叫魂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场剪辫事件，非但引起了社会恐慌，甚至还牵出了一场隐身幕后的政治风波。
三人成虎：叫魂恐慌的蔓延
当时南京城正南门有一座桥，名为长干桥，因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战火破坏，加之年久失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了保证交通顺畅，1875年，官府特地雇佣石匠对其进行维修。但在桥梁即将合拢之际，南京城内突然流传着一个谣言，称石匠为了保证桥梁的稳固，将搜集人的魂魄来顶住桥墩，以防止坍塌，而被摄去魂魄的人则性命难保。
1876年4月4日，《申报》注意到了此事，并以《剪辫子》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称南京城内此段时间发生了怪事，郊外一名十三四岁的孩子发辫突然被剪，但幸亏他提前有预防，将发辫“扣在腰带上”，故“辫虽剪，未被取去”。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发辫不被损伤，南京城内百姓外出纷纷把辫子“放置胸前，以防不测”。对于偷剪的辫子将做何用，则众说纷纭。要么是发辫被石匠拿去放在桥墩上，借此作法将发辫所有者的魂魄摄来，用以顶住桥梁；要么就是有其他旁门左道的人趁此修桥之机“剪辫做别用”。
紧接着，关于剪辫的说法也更加玄乎。《申报》4月14日报道，目击者称，当时“一阵风中若有一团黑影吹至面前，不觉毛发森树，风过处辫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甚至有人称还抓住了剪辫的元凶——纸人。据报道，有一家住新街口某人，出门后不久即发现有一阵阴风吹来，于是急忙用污秽之物迎风投掷，竟不料打落一个纸人。这个纸人长一尺二寸，手持小剪或持小刀。诸如此类的传言，使金陵城内人人自危。
捉拿剪辫者：政府、百姓如何应对？
南京城内出现的叫魂恐慌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为了查明真相，特地将负责此事施工的石匠传唤到官府问话，经过地方官的再三诘问，石匠坚称最近出现的剪辫案件“实非伊等所为”，无奈之下只得将石匠释放。但从整个事态发展情况来看，地方官府基本是处于缺位状态。他们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从5月底苏州发生的一次剪辫案可以看出来。
据5月1日《申报》报道，苏州府总捕头有一年仅十三四岁的弟弟，4月28日在衙署读书，他突然觉得有一阵阴风从背后吹来，令他不禁“毛发森竖”，阴风过后竟发现自己的辫子“亦短去数寸”。公安局长的弟弟被“叫魂”了，这还了得！苏州官方迅速组织力量对苏州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并“严密访查所有客栈小庽，俱令编立循环名簿，按日至公署更换，以便考核”。同时要求相关责任人“各带干役按本营地方巡察”，务必抓住剪辫者。
地方官这种态度引起了舆论的强烈不满。《申报》当即发出质问：“何民间之辫轻如鸿毛，官场之辫重如泰山也？”苏州官方无视事态的严重性，听任谣言散布，民间更是人心惶惶。8月份苏州出现纸人剪辫谣言后，引起了当地居民的集体恐慌，他们神经过敏达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夜间偶有声响，一呼百应，鸣锣放炮，彻夜达旦”。
既然地方官迟迟无法破获剪辫案，民众就自发行动起来，防止自己的辫子被剪。他们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在黄纸上写“哇喃咱咤吽”五字放在帽里以破剪辫术；有的开出了辟邪的处方：“先用白烧酒喷，再用干雄黄擦，再用罗罗藤、生大蒜捣汁敷……，再用防风、金银花、滑石、雄黄各七分煎服。”当然，这是消极防御。不少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以抓获剪辫者。在扬州，当地居民抓住了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发现其腰间“有小剪刀三把，行李中搜出大小辫共二十七条”，在认定其确为剪辫者后，直接认为“官办不如民办之速”，“遂坑之”，即将其活埋。一时之间，各地因剪辫而引发的命案不断，甚至出现将矛头转向当地教会与传教士的趋势。
剪辫引发涉外风波：传教士惹了谁？
实际上，早在剪辫恐慌发生之初，民间就有此事乃当地传教士所为的传言。一时之间，民众对于传教士及其教堂多了一层戒备与警惕。
例如当时一些人在黄纸上书写“哇喃咱咤吽”五字，并将其贴于帽内，以防止被摄魂。据说这个秘方大有来头，乃“自东海流入中华”，民众见其关涉海外，便推测剪辫可能是当地传教士干的。但同时有人指出其破绽，称这个秘方出自东海，而洋人基本都由西海而来，应与教会没有多大关系，于是“群疑乃释”。尽管众人的疑虑一时被打消，但这对教会来说，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此时的外国传教士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设法打消民间对自己的怀疑，他们积极为自己辩诬。7月，在西方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辟邪说》一文，文中对剪辫叫魂波及传教士的潜在危险进行了描述，并不无忧虑地指出，剪辫摄魂乃传教士所为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论”，这种传言或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若存在其他政治背景，即以洋人为攻击目标，则定将“酿成巨祸”。
在无锡等地发生剪辫事件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辫子被剪者居然无一是教民。于是坊间又传出一种说法，即用白灰把十字划在街道上，可以破除剪辫妖术，于是大街小巷顿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十字。这引起了教堂方面的强烈抗议，官府只好出面将这些画在街道上的十字洗刷干净，并警告民众“倘敢再违，定干究办”。地方官这种做法直接给民众造成有意袒护教堂的印象，使民教矛盾更为尖锐。很快，因为剪辫问题在皖南引发了著名的建平教案。
南京的剪辫谣言发生后，迅速向周围地区蔓延。在皖南建平等地，流传着“恶鬼拿着剪刀飞驰天空，专剪行人发辫”的说法，以致人心惶惶。某日，乡民们捉住了一个剪辫人，并将其扭送官府，一经审问，此人便称自己是天主教堂指使，如此一来，地方官便投鼠忌器，不敢深究，便将其释放，这无疑使民间对教堂的强烈怀疑进一步加深。
7月初，建平县乡民阮光福的辫子被偷剪，他在与人谈天时称此事定为教堂所为，但这话刚好被路过的传教士杨琴锡听到，双方就此发生争执。当晚，杨带领教堂一干人等将阮抓走并予以监禁。此事一出，乡民们长期以来对教堂方面郁结的愤恨情绪顿时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7月13日，在当地士绅的指挥下，七八百名手持刀枪的村民将教堂团团包围，杀死其中的传教士，并将教堂付之一炬。建平教案在皖南地区迅速引起连锁反应，皖南宣城、宁国、广德等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捣毁当地的教堂，并杀死了一些传教士。这一连串的事件，史称“皖南教案”。一个普通的民间谣言，就这样升级成了涉外事件。
“谋了天下做圣人”：剪辫真相大白
剪辫风波引发教案后，西方相关国家驻华外交官员纷纷向清廷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尽快惩办凶手，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因此，清廷颁发严旨，要求江南地方官员迅速查明事件真相，澄清谣言。为免引起进一步的涉外事件，清廷还特别提醒：“其有牵涉教堂之事，犹需妥为剖晰，毋致因疑生事”。很快，朝廷的圣旨下达到两江总督府。
此时两江总督为林则徐之婿、晚清著名洋务官员沈葆桢。相对于其他一些思想僵化的同僚，沈颇为开明。他从来就不信什么剪辫摄魂之说，在接到朝廷下发的文书后，沈葆桢迅速展开了行动。经过严密追查，并根据一些剪辫嫌疑人的供词，发现桩桩件件都指向一个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
为了迅速破获此次叫魂案，消除民众对教会的怀疑，1876年9月4日，沈葆桢在《申报》上刊登告示称，最近由匪徒散步妖言，称能用纸人剪辫，若抓获相关嫌疑人，“查有实据”，且有口供者，“照例严办”，但警告民众不得妄行殴打嫌疑人，“甚至疑及教堂”，以免“酿成巨祸”，并指出此事“系白莲教党羽”所为，“与教堂无涉”，因此若发现剪辫纸人，且有实据后“无论平民教民，均应听地方官拿办，不得捕风捉影，遂行滋扰”。在两江总督的严厉催促及民众的积极配合下，一些剪辫嫌疑人陆续被捉拿归案。经过审讯，此次叫魂案件背后隐藏的一桩政治阴谋逐渐浮出水面。
1876年，中国不少地方遭受大旱，各地饥民流离失所，江南地区亦同样如此。长期活动于该地区的白莲教决定联合哥老会乘机举兵反清。为了制造恐慌局面并进一步引导民众将矛头对准教会，扰乱基层秩序，并借此举兵占领江南，掐断清廷的财路，他们经过精心谋划，制造了此次剪辫叫魂恐慌。
在江东，朝廷捉住了两个剪辫者，其中有一名为游方僧，叫方普志，湖北人。审讯者询问其剪辫用途后，他称是其师父准备起兵反抗朝廷，制作了多个木人，但须“得生人发辫数万条”才能木人“祭活”，这些木人一旦被激活，“枪炮皆不能入”。但当问及他师父的踪迹时，他称不知其师父在何处，但他们都系奉九华山师父之命在各地作法（即剪辫），他们师徒二人一年往返两次，“凡事必请命而行”。可见，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为。
无奈之下，官府立即提审另外一人。此人在押解到朝堂之上时面色如常，故作镇定，并称“汝杀我必有大祸”。官府当即决定对其施加刑罚，但发现他“全然不觉痛楚”，经检查后发现他身上贴有膏药，立马将其揭去再次施刑。这次他实在难以忍受，只好招供，称二三月间，有一个人来到该地，雇佣一些人剪辫，“每剪获一辫付洋一元，得一衣角付洋三元”，不少“本地愚民被诱入伙”。他们口中还念动咒语：“今天教你归山去，你们在我家下做阴兵有好处，你们快快转凡人，如今想我救你命，万万不能早超生，我们今天谋天下，谋了天下做圣人……”因此，在此人的蛊惑下，他便操起了剪辫这个行当。
另外一个剪辫嫌疑人的被抓过程，更是离奇。此人为道士，他偷剪人辫子后，在一家客栈投宿，因当时客房紧张，他与一惯盗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那个惯盗见他随手不离一个木箱，料想箱中必有贵重之物。待半夜趁道士熟睡之际，悄悄打开木箱，摸得里面有一个包袱颇为柔软，“意必系丝绵之属”，乃将该包裹偷走。那人盗得包袱并逃出三五里外的村庄后，乃将其打开。包袱一解开，他不禁骇然：发现里面竟是“条条发辫”！他马上想起最近各地盛传的剪辫叫魂的恐慌，以及官府对剪辫嫌疑人的悬赏通缉布告。对此，他既惊又喜：惊的是他碰到的这个道士是否会因此摄去他的魂魄；喜的是若将此人拿解官府，定能得到一笔赏钱。他思之再三，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但为了给自己壮胆，他邀约了当地几个农夫一起前去捉拿这个道士。
碰巧的是，当他们尚在前往该客栈的路上时，恰好与那个道士正面相逢。原来道士醒来发现包裹不翼而飞，料定是与他同宿之人所为，乃追寻其踪迹而来。于是，惯盗立即大喊：“此即剪辫人！”众人立马上前将其扭住，并在其住处搜得纸人等物，见纸人“长七寸许糊至三寸厚”，他们连人带物一并送交官府。在证据面前，该道士只好对自己参与白莲教起义之事供认不讳。同时，官府为了提高众人捉拿剪辫人的积极性，特地再次发出告示，称若解送来一名剪辫者，经审讯确有实据者，官府一律赏给“洋银五十元”，被诱骗学习该剪辫妖法者能将其头目“缚送”官府，则不仅一律免罪，还发给赏银。在朝廷与民间的全力抓捕下，剪辫嫌疑人纷纷投案自首或者被缉拿归案。白莲教的此次谋划亦付诸东流。同时，关于剪辫谣言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事实上，乾隆年间江南就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光绪年间的这次叫魂案影响颇大，除制造社会恐慌外，还引发了涉外风波。此类事件之所以在江南地区发生，此地“信鬼神，好淫祠”的传统无疑是传言滋长的社会土壤。时隔数十年后，叫魂恐慌因国民政府修筑中山陵而在南京城再次出现。此乃后话
回忆还是要忘记
这件事发生在1768年，这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时代。最初的“叫魂案”起源于富庶的江南，然后迅速蔓延过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案席卷大半个中国，震动了清廷，乾隆下旨各地官员必须严惩凶手。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居然惊动了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江西德清县，一夜之间，风传有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然后踩在鞋里，经过九九八十一后，埋在地下，仇人必死无疑。
更有甚者，让手巧的缝制一个布偶，然后写上仇人的名字，把布偶钉在墙上，用64根大钢针，扎在布偶身上。
还有的说，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然后藏在家里，烧香拜佛，天天诅咒。
这些传言，引起了乡民的恐慌，于是，人们相互揭发和猜忌，纷纷把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殴打至死。
叫魂的恐慌，像石头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好比你不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杀过来，就仿佛有人用枪瞄准了你的脑袋，随时要你的命。
叫魂之势像燎原之火惊动了乾隆皇帝，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乾隆对叫魂案的重视，无疑来自他的猜疑，因为大清得到的江山就不是正大光明来的，外族夺了汉人的江山。
大清本来对汉人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始终对汉人是既用又防。乾隆也知道，剃发易服这些政治高压，无疑是对汉人的侮辱和伤害。加之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此起彼伏，这更加使乾隆怀疑背后一定有黑手操纵。
皇帝打个喷嚏，下边的官吏都要感冒。3个月来，上至军机大臣，下到七品芝麻官的县令，都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这些官员折腾的精疲力尽的时候，该抓的也抓了，该打的也打了。可以说不折不扣的对妖术进行了清剿。
当这些人盘点下成绩时，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些稀里糊涂的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官员们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最后，朝廷刑部终于弄明白了，叫魂案不过是潜藏在百姓心内的幽灵和恐惧。是对朝廷长期政治高压下的幻觉，是人人自危的具体表现。
当这震动朝廷的叫魂案真相大白的时候，乾隆皇帝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叫停了这一切。
（撰文：秉烛读春秋，欢迎点评加关注）
秉烛读春秋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一部力作。本文题目中有"零和社会"概念，是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提及的，这里略加解释。
所谓"零和社会"，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的能量转换是完全转换，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者一个社群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发端于一桩实在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县，因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在维修时，一位叫沈士良的农夫给了修桥吴石匠一张纸，纸上写着沈农夫两个侄子的名字，沈农夫请吴石匠把这张写有名字的纸贴在木桩上打入水里。沈农夫如此行为，是他长期受到两个侄子的欺凌，把活人名字贴在木桩上用大锤撞击，可以勾去他的精气因此而生病或死亡。此即所谓"叫魂"。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诅咒，确实足够恶毒，不仅是当然的道德问题，按《大清律例》还是严重的法律问题，这种带有"妖术"的装神弄鬼举动，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道"之罪，如果罪行严重，是要杀头的，但可以肯定--这不是政治问题。 吴石匠并没有答应沈农夫的要求，也可能认识到了这个行为的恶毒程度，于是他召来地保正（估猜大约相当于村长一级"干部"），将沈农夫扭送衙门。沈农夫招来一顿板子之后予以释放。毕竟，事出有因，且没有形成主体事实，属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这一开始，就如脱缰野马，怎么也刹不住脚：德清县人的"叫魂"传闻不胫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开来，首先抵达临近地区萧山县，其后转入邻省江苏苏州，然后再转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长江下游地区，直达汉阳府。"叫魂案"开始严重蒸发。 此时，"叫魂案"的内容也随后发生变化，"案犯"的主体成员，不再是石匠一类有职业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闲散乞丐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变，改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缕头发（或者衣服的一角）。这样，这些行为更具备了"妖术"特征。各地衙门对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被抓获者大都酷刑伺候，严刑之后却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够得上严格意义的"叫魂案"，不过是民间因恐慌而引发的一系列虚假案情。如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与政治无涉。 在民间社会，总会不断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叫"风起于青萍之末"，一面叫"流言止于智者"，对流言的处置自然能够考验官员的"执政能力"，只是，通常情况下显得并不严峻。 流言在传布。各地官员都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处置，不能说这种处置是妥当的，官员们处置的方式都有个共同倾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进而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尽管不难看到权力的滥用，总得说来还能做到就事论事。倘若事情就此结束，就不足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僵硬和人治特征的标志，也无法成为君主专制权力无限膨胀的典型事件。 这时，乾隆皇帝已经陆续收到一些禀报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员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上谕"，一面要各地官员"留心查禁"、"重治其罪"、"严加惩治"，一面还要"不动声色"。"上谕"于1768年7月25日发往各地。 当"叫魂案"蔓延到山东时，事情发生了转折。 山东巡抚富尼汉所辖地区抓获几个乞丐，"证据确凿"地证实了"妖术"的确存在。但是，富尼汉并未到此为止，他更加怀疑在"妖术"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妖党"，并且认为"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在乾隆"上谕"下达前一天的7月24日，他将案情上报朝廷。接着，他辖区内又有几例内容相似的案件，这更加确定了他的怀疑："确有妖党潜藏于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且有好几个"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其中一个案犯招供自己来自江苏扬州。 皇帝接到富尼汉的奏章，再于7月29日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命令对"妖党"进行清剿。但此时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动机。 不仅富尼汉所辖山东，全国各地陆续对案情都有所奏报，奇怪的是，唯独江苏地区却没有一起案例上报，乾隆认为：既然别的地方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而江苏却在"叫魂案"案发伊始明明就在苏州出现过案例，富尼汉上报的案件中也涉及扬州。这不是糊弄皇上么。 原来，当初江苏巡抚在审理案件时就发现这个案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也就更不会想到还存在什么"妖党"，辖区内一个小小案件何必惊动当今圣上？这个原本实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为对朝廷隐瞒实情的证据。 虽然江苏官僚如此自以为是，但"叫魂案"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皇帝所在的北京，甚至越过长城，进入满人居住的地区，被抓获的案犯也越来越多，成为全国性恐慌。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有儒道释三种主要形态构成，治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加以确定。但我的看法是，这都属于治国手段，也就是一种工具，支撑各朝代政权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乃皇权自身，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具有一定神授意义，并在此条件下构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主义"--通俗地说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盖权力所能延伸到的各个层面。正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存在，才是中国专制制度特别强大的缘故。由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为汉人统治，因此并无特别宣示的权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权力的绝对性。而清朝相对汉人则为异族，满族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征，入主中原之后，随即将这一特征推广，强加给了全体汉人，这就是"削发"、留辫--它对于清代统治者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王朝体认的一个根本标识。在满清入关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杀事件几乎都出现在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在江苏，而这两地现在还都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属上海管辖），当年"嘉定三屠"与江南人拒不削发、对"削发"事件的认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叫魂案"在乾隆眼里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动摇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骨子里有阴柔一面，士风淫靡，但在江南士人阴柔表象之下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当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铮铮男儿，却齐刷刷地输给过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随口报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却要在侯方域、钱谦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许乾隆皇帝体会到了这样的"坚韧"，他对江南官吏素来恶誉，屡屡指责江南官僚"吏治恶习"。 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暗示要地方各级官员注意"叫魂案"的严重性。 由于皇帝对案件追查的要求在不断加码，整个八月，乾隆几乎完全陷于"叫魂案"处理中，排查也只好跟着乾隆的调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终于耐不住性子，他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第一次直面"削发"问题，不再如以前一样地闪烁其词，最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迹。其实，他对此早有敏感，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点穿的原因，乃是因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具有"谋反"性质的事件出现，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点穿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实质"而引发全国性的民变--他心虚得很。 至此，清剿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针对的不再是什么"妖术"，而是谋反。 案件一旦涉及"谋反"，就不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介入案件审理的也不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大员。可是，中央官员一接手案件便立刻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这些案件几乎全部是地方官员为满足皇帝的"重视程度"伪造出来的，案件的发生都如江苏的案例一样，大多数是因为恐慌引起的（其中还包括一些民众之间泄私愤的栽赃），被抓获的"案犯"无不是在严刑之后提供的虚假供词。有意思的是，这些京畿大员们并没有一味地附和皇帝，而是客观地指出了案件的实质--这正中国儒家传统的风骨，他们尽管经常混淆是非，但在自己的"是非观"里并不轻易妥协，所谓"愚忠"。 皇帝呢？也没有继续顽固地认为这是对王朝基础的破坏，他顺水推舟让官员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处理，自己随即超然事件之外，继续明察秋毫地"圣明"。仅仅过了半个月，乾隆便再次变换自己的态度，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而原因却是"奸徒撒谎"和"问官锻炼成招"，一转眼，自己便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圣明。进入10月之后，几乎变成了"平反月"，到11月初即全面停止对"妖党"的清剿。 但案子毕竟是皇帝御批，是乾隆不断层层加码才弄到这个地步，即便纠正冤假错案，也丝毫不能损害皇帝的尊严--其实就是个面子，只好把所有罪过推到了地方官员的头上：这不是皇帝的不高明，而是你们的蠢笨才导致这个结局的。 以"权力中心主义"构成的统治结构，体现为皇帝对地方官员的垂直管理，这样，皇帝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信息，结果却引来皇帝本人的横加干涉，他可以随时随地介入到与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务性工作中，而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面对的不是事情的对和错，而要竭力揣摩皇帝的意图，皇帝的感受才是判断是非的依据，唯有如此，方能直接体现出皇帝的绝对圣明和皇权的绝对性。如此行政，看似高效，其实效果极坏。正是来自皇帝的压力使案件不断偏离实际轨道，皇帝屡屡批评官员不明事理，却没人知道皇帝的"事理"到底为何？直到案件确定多是冤案后，他依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批评官僚们没有按照他意图去办。 既然不能埋怨皇帝的神经过敏，只能责怪地方官员的超级愚蠢了。那些查处"叫魂案"的官员们--不论他们曾经是什么态度：消极的、积极的，统统受到了处罚。据孔飞力统计，整个案件中受到处分的官员达195名，其中包括把案件夸大为"妖党"的富尼汉。 尽管我们可以假装宽宏大量的地认为：皇帝毕竟担负整个江山社稷，多加一分小心也是理所应当。坏就坏在这"多加一分小心"上，它体现了"权力中心主义"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权力的不可捉摸性。在整个事件中，最为荒谬的还不在于皇帝的严苛，也不在于官僚们的见风使舵，而是"削发"问题的本身。按说，是否"削发"并没有任何危及政权安危之处，而且按大清律，也从来没有在律法上规定这是一个强制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依法办事"，实际上整个清王朝根本不需要削发留辫--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更不是一个涉及清王权统治的政治问题。但"权力中心主义"却导致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分析、判断，全靠皇帝是否有一颗悸动着的"多加小心"。这样，原本孤立而不相干的刑事事件，甚至是道德事件，一转就变成了危及统治根基的政治事件，把涉事民众一下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上，朝野上下沸反盈天，朝臣们一面承合皇帝的高度警惕性，一面又要面对尴尬的现实。为了得到皇帝所需要的口供，不能不对事主施以刑罚。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什么样的口供不得到？什么样的罪名不成立？什么样的冤案造不成？ 这个结果导致：整个"叫魂案"中，除了证明皇帝的高明外，竟然没有一个受益者。皇帝通赢，余者全输。 整个案情真相大白后，凸显出的是"零和社会"的结果。边沁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零和社会的结果不仅相反，甚至更加极端，所有人都没有从中得益，并且要向更加弱势群体、个人转嫁自己的损失，最终可能激活各种社会矛盾。 康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乃以"盛世"著称，整个社会状况都处于上升期，此时，西方社会中轰轰烈烈的拓殖运动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危害，反而使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输入国，当然，由于有着和珅这一类超级腐败分子，普通百姓并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但总是利大于弊，远远强于灾害频仍、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时期。繁华的国际贸易带动了国内的经济繁荣，即便在十八世纪中晚期，苏州商埠的繁华程度在国际城市间也是鹤立鸡群。 但在盛世之下乾隆皇帝却显得如此惊慌，以致大动干戈，这就表现出由意识形态主导下"权力中心主义"政权依托的虚弱本质，当皇帝觉得"削发"问题很可能冲击大清王朝根基时，其余人必然要作出更加过激反应才能符合"圣意"，不仅违背事件本来面目，连基本的"就事论事"都难以做到。就这样，大清律法中没有定罪记载的"削发"行为、在1768年里实际也不存在"叫魂案"，仅仅因为民间对某种妖术的恐慌，硬是被乾隆活生生地捏造出一个轰动全国的"妖党"，仿佛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随时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1768年的欧洲图景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拓殖运动如火如荼，现代科技蓬勃发展，早在1688年英国已经爆发了光荣革命，而1768年，正是启蒙运动达到最高峰值时刻--21年后的1789年，即迎来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的剧烈变化配之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国却毫无触动，他对江南--这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充满了轻视和鄙夷："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唯江南为甚"，他从没有想起来研究过世界变化的可能样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形势--这并非我用现代眼光要求那个时代，而是1768年是一个离现代世界已经非常接近的时间。我们时常批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对于中国似乎应该改为"世界没有论"，除我泱泱天朝，这个世界非蛮即夷，非我族类，根本不承认在我们之外还有一个他者的世界。 从这个事件中不难看出王朝统治的僵化和荒谬，偌大帝国，从来没有谁寻求过任何政制上的变革，而把帝国之基础建立在一个空洞无据的"意识形态"上--仅仅几缕发梢便把一个国家搞得寝食难安，乾隆对民间毫无由来的妖术恐慌火上浇油，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政治震荡，强大的帝国经济基础，仅仅过了70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便被枪炮轰得粉碎。 清王朝的覆灭，导致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盛景成为一片虚幻，也导致清末民初直至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横冲直撞--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使我们的身上流动的历史血液、哺育过我们的历史，成为一种任意舍弃之敝履。这种历史的痛感时时萦绕在我心头：一个拒绝变革的世界，其所维持不过是个死亡的世界，历史只能在变革中得到延续。 传统中国，毕竟还有刘统勋这样忠心耿耿、精明强干的朝臣，他们继承了中国儒家风范，刚直中正、申明大义，没有因为皇帝的忧心忡忡轻易附和、断定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在兴风作浪，他们用自己的机智、才华阻止了悲剧的进一步延续。如此果敢之士，如今大约也成一件稀罕物了吧。 一场可能引发政权危机的"叫魂案"终于落下了帷幕，其结果是，所有涉案人员，从官僚到平民--一无所获。一场社会零和化的图景跃然眼前。
猫旅程
我家七年前抢的盐，还没吃完呢！
我们现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信息非常闭塞的清政府？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啥事？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两个版本的消息：
其中一个就是说浙江德清一个石匠修桥，有一个老人，无儿无女，两个侄子又不孝顺，于是他拿来一个写着两个名字的字条，让石匠钉在桩里，诅咒他的两个侄子！
而石匠也比较迷信，这么一听，原来这个老人是巫师，他要用叫魂法术摄取他人魂魄，这还了得？于是把他送到了官府……
当时的信息毕竟比较闭塞嘛，人们传来传去，再有德清人出门，只要喊别人名字，外面的人就认为你是在叫魂，再加上刑讯逼供，于是出现一系列冤假错案！
想想我们现在朋友圈到处流传的谣言，我们现代人尚无法分辨，什么螃蟹不能和柿子一起吃，不能和地瓜一起吃，不能和茶叶一起吃……太多了，其实都是谣言！
我们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人呢？所以这件事情本来是开个玩笑的事，最后硬是刑讯成了做法摄魂巫术，最后谣言沿着德清蔓延到全国……
这之后的一波推手是发生在两个和尚身上。
说是两个和尚到了外地，看见一个小孩，于是喊这个小孩，结果这个孩子的家长听说过叫魂的事情，于是喊来人把两个和尚围住了。
一搜，果然有两条发辫，于是就成了，他们叫住小孩以后，魂魄就会被摄取，然后剪下辫子来带走……
其实人家那两条辫子是当和尚的时候剪下来的，可是那时的人们根本就不信！
最后的刑讯一逼供，这下坏了，为了少受点罪，他们只能乱编一气，什么主谋啊，什么方法啊，什么目的啊，都编出来了。
这下可不得了了，全国各地都是这种巫术了，乾隆皇帝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安，这是他们在策动谋反啊？
于是，不仅仅人们恐慌，连皇帝也开始恐慌了，一下令，那些官员们也害怕啊，生怕自己也被叫魂，所以逮到一个嫌疑犯，就往死里审他，这样一来，就出来更多的无辜被牵扯的人，无辜被牵扯的人又扯出更多无辜的人……
于是蔓延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的叫魂术，杨角风也没有搞明白原理，为什么小孩发烧输液打针都不管用，找个老人给叫叫魂就好了！
我想可能是小孩的头没有发育好，有时候受到惊吓会错筋，给他划拉划拉就好了！
而乾隆帝之所以恐慌，是因为人们认为化缘的和尚和道士就是那个巫师，当然一般我们理解的巫师也是那种修行的人，他们剪孩子的辫子，辫子又是皇权的象征，说白了就是谋反啊，这才是乾隆帝最害怕的地方。
当然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皇帝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的。
我叫杨角风，更多精彩请关注！
杨角风发作
我看很多人已经详细的还原了“叫魂案”的来龙去脉，在这里我就不打算说太多有关案件本身的问题，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看法。
其实“叫魂案”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关注，是因为美国学者孔飞力写了一本书，而且还得了美国“列文森奖”（美国每年评选的有关研究东亚的著作）。这本书在本世纪初被翻译出来之后，曾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这本书以乾隆33年（1768年）发生在江南的“剪辫案”为引子，分析清朝政府从皇帝到地方官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挖掘清代社会的危机。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些不法术士通过剪别人的辫子来吸走别人灵魂。地方官员面对这一恐怖事件，应该层层上报，但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则的作祟，地方官员并没有如实向皇帝奏报。乾隆通过眼线知道后，大为恼怒，下令地方官严查。 
孔飞力
中译本《叫魂》
地方官员不得已开始对对百姓施加压力，对很多流民——如乞丐、道士进行严刑拷打，让他们承认自己是这一案件的真凶。但经过10年的调查，最后的结果令人瞋目结舌，所谓“剪辫案”只是一场谣言！但乾隆并未因此认错，就此收手，而是将罪责假货于地方官，认为是他们没有抓到真凶，乾隆开始对各级办事不力的官僚进行清理，以此为名强化他的君主独裁权力，借此达到再次管控地方的目的。“孔飞力通过这一‘小事’，精心刻划了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在处理此案时的心态，把清王朝和进入中晚期后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凸显出来”。（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孔飞力在这部书中，先从乾隆盛世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入手，搜寻社会发生危机的根源。这一思路，显然受到当时在美国甚嚣一时的年鉴学派理论对的影响，即以总体性的视角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比如，孔飞力从“盛世”这个角度入手，讨论了盛世中人口激增、人口流动、物价暴涨带来的社会危机，满汉矛盾、八旗军的腐败衰落、地方官贪污腐引起的政府控制力的丧失等，这些大的社会背景都促使这一冤案的发生。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关“叫魂”案子并不少见，西方也有，比如“屠猫案”等等，其实，如果说这些案件本身对中国历史有多大的影响，我认为与战争变化、政治变化相比还是不太显著。但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府机制、官员心态等等问题叠加而成，分析这些事件，其目的是看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从而窥见当时真实的样态。
兮兮说事儿
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确实引起了清廷高层的极大关注，但是题目谈动摇了诺大的大清国，这个说法则无疑偏颇和失真了。
乾隆是个心思缜密却又对权力敏感的皇帝。通过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认识：
其一是摸清了帝国的廷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了解到各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且欺上隐瞒策略；其三是唤起了对于以“割辫子”为核心的政治象征的开国往事。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剪发辫更是禁忌，“留发不留头”，往往与造反和反清复明相联系。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游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体倒了大霉。本来无关的人员，却无辜被纳入到这场抓捕“叫魂者”的运动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当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问题已经由普通的谣言变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虚瞒不报，还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谣传发生的各地官员起初并没有当回事——这种民间禁忌本不足为怪。但当皇帝下令急报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于在方法上株连广泛。对于大清普通民众来说，谣言四起的叫魂案则意味着恐慌与未知。
实际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发期，只有少数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点复杂；到了秋天，乾隆皇帝发现了事情的扩大化事态，在军机大臣刘罗锅之父刘统勋赴承德做例行工作汇报之后，事情就全部结束了。
朝廷与地方在这个事件中热闹了。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后，朝廷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统治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传统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乾隆此种小题大作以及彼时官僚体制的层层因循且不灵活，整体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讲事实，则映射出清朝这个大帝国即将走上没落的悲催道路。
历史传讯社
谢谢悟空，不邀也答。乾隆时期，有名的叫魂案，是一个十分诡异的事件，虽然持续时间不到一年，但是由鬼怪之说波及多条人命，就有点小题大做了。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场捕风捉影的闹剧而已。
故事始于1768年春天，江南各地流传有奇人能通过活人衣服、毛发、指甲等一切带有人类DNA甚至是味道的东西，盗取人们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被盗取灵魂者精神涣散没过几日便会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十分荒诞的谣言，像极了恐怖小说里的桥段。
夏天的时候便广为流传，许多人尤其是外地人都十分恐慌。本来，当地人都不以为然，但是乾隆皇帝急命当地官员彻查此案，找出灵魂盗取者。相关人员都十分的无奈，只能陪乾隆皇帝玩这个无聊的游戏。
历史密探
孔飞力写过一本书，很厚，名字就是《叫魂》。
孔飞力
这个名字看着很现代、很中国，其实他是个英国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世界著名的汉学家。
写于1990年的《叫魂》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而《叫魂》的副标题，叫做“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这是一段真实又荒诞的历史
乾隆朝，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
可就在乾隆的时代，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冲击得天错地暗。
所谓“叫魂”，就是“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最后，各省的恐慌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看起来再荒诞的事件，只要爆发，背后都会有充足的理由。
乾隆朝，被誉为“太平盛世”，但在盛世的底下，一样有着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
孔飞力书写了当时的种种社会危机：人口增长、土地不足、物价飞涨（尤其是大米）、地区发展差异增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速社会分裂。
当时的民众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而这种压力一旦找到一个小小的裂口，就会以喷薄之势涌出。
流窜的木匠、乞丐、和尚……通过对人做法来吸取对方精气，这样的谣言一旦传出，就迅速在焦虑不安的底层社会弥漫扩散。
其中有个细节，传说“叫魂”是通过剪去人的发辫夺去人的灵魂。
清朝对汉人的统治手法之一就是“剃发留辫”，“剪辫”其实成为了对清代统治的公然挑衅。
另一方面，民间听说这个“妖术”之后，为了预防，自己纷纷主动将发辫剪掉。
满清统治者对于汉人，其实从来都是怀有戒备之心的。
著名的“文字狱”就是一个例子，而“剪辫”触动了乾隆那根敏感的神经。
于是，一件本来是民间的、很荒唐的事情，传到了庙堂上，并且由乾隆亲自下令各地官员彻查。
官员很尴尬。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其实是不相信这种荒诞无稽的事的，但皇帝既然下了令，又不得不执行，至少是表面上执行。
就这样，叫魂扩散成了一件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全国性事件，并且几乎动摇了大清国的稳定。
最终，查明这件事原本是荒诞无稽的谣言，草草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