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船，两艘万吨巨轮在海上强烈碰撞；
燃烧，装载着11.13万吨凝析油的“桑吉”轮瞬间起火，火势冲天，浓烟弥漫；
灾难，凝析油极其易燃易爆，泄漏会污染，燃烧则产生毒烟；几十名船员生死不明；
……
2018年1月6日晚，发生在长江口外海域的两船相撞事故，以这样空前复杂危险的局面引起举世关注。
运载十几万吨凝析油的油轮起火爆燃，在世界海难救援史上没有先例，而且事故地点风大浪急，又远离海岸，怎么实施救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由中国主导，跨越国界、穿越生死的海难救援行动在危险中展开。
为期八天的搜救，“桑吉”轮最终爆燃沉没，3名船员死亡，29人失踪，另一艘事故船“长峰水晶”轮和21名船员全部获救。
前所未有的海难，前所未有的救援。这次大救援中的诸多细节，特别是四位中国搜救人员登上正剧烈燃烧的“桑吉”轮的惊心一幕，必将永远铭刻在国际海难救援史上。
深潜号”把四名“勇士”用吊篮送往“桑吉”轮。
四位登上“桑吉”轮的中国搜救人员，是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工程监督徐军林、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监督徐震涛；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长卢平；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副潜水长冯亚军。
四个人里，除了冯亚军四十出头以外，其余三人年龄都超过五十岁。徐军林说，之所以选择几个年龄大的队友登轮，也是基于多方考虑， “上去以后，很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这全靠个人的经验来处置。30岁的人体能可能比我们好，但是我们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更丰富。”
此外，还有一个大家不去说破、但都心里有数的原因，这次任务有很大的危险性，徐军林不忍心让年轻同志上去，“说实在的，我们都50岁了，万一发生意外，也活了半辈子了。”
确定登船名单时，徐军林已经在现场参与了两天灭火救援，他太清楚眼前正在熊熊燃烧的“桑吉”轮是何等凶险。在这样的条件下登船，“赴汤蹈火”不是文学化的形容，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但在这样最危险的时刻，面对最危急的任务，四名都是共产党员的勇士主动站了出来。
紧接着，登船救援小组在各方协助下，不断完善着登船方案，同时也在等待着登船的时机。
整整两天，无论是“桑吉”轮的火势，还是天气、海况，都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登船的可能。
碰撞发生后，“桑吉”轮一直在燃烧，不时发生爆燃，船体右倾严重。即便是经过了数天的泡沫灭火，“桑吉”轮也几乎是在通体燃烧。泄漏出的凝析油流到海面，燃起一片火海。整个“桑吉”轮上根本没有落脚之处。
事故海域的风浪也让登船之难势比登天。八九级的海风，四五米高的大浪，即便是稳定性最好的“深潜号”，也一刻不停地摇晃着，最大倾角达到了25度。这样的海况，根本没办法伸出10米长的吊臂，把登船小组送出去。
更何况，漂在海上的“桑吉”轮，在风大浪急的作用下不断漂移，一周时间里，从最初的事故地点已经向西南方向漂了几十海里。即便是没有火，没有蔓延的毒烟，救援船贸然靠近，也极易再次发生碰撞。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登船的机会出现，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无情流逝。“桑吉”轮船员生存的可能也越来越渺茫。
根据伊朗方面提供的情况，“桑吉”轮的尾部位置有一个防海盗救生舱，里面备有水和粮食。如果船上有幸存的船员，救生舱是唯一的机会。而要进入救生舱，需要通过一条狭窄的逃生通道。
“桑吉”轮上的危险环境，要求登船小组必须头戴面罩、背着氧气瓶、身着防化服。但是，这一套装备上身，在狭窄的逃生通道里很难通过。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搜救幸存者，还想进入逃生通道，这样就必须对防护装备进行删减。”徐军林说。他们决定放弃厚重臃肿的防化服，改穿普通的工作服。这样一来，能够随身提供保护的，只有氧气呼吸器了。普通工作服没有什么防护能力，遇到毒烟、高温和随时可能的爆燃，他们的身体几乎要直接接触危险。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安全，登船小组每人配备了一台气体报警器，它能够对有毒和易燃易爆气体的浓度进行监测，并及时报警。
更多的保护只能靠救援船上的战友们。
根据登船计划，“东海救117”会停在离“桑吉”轮最近的位置，准备随时用泡沫灭火。“德深号”则把随船救生艇都放下去，潜水员穿好救生衣，准备好救生圈，随时待命。如果“桑吉”轮突然爆燃，登轮人员将跳海求生，这些小艇和救生员会在第一时间救起他们。
1月13日早上，撞船事故已经发生一个星期了，天气终于向好转变，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八九级大风开始减弱。
登船的条件终于出现了。而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大概到中午的时候，风向就会改变。事故救援应急指挥部当即决定，利用撞船以来海况和天气最好的几个小时，对“桑吉”轮实施登轮救助。
“深潜号”驶近“桑吉”轮，以侧舷迎向“桑吉”轮的尾部，随后定位，保持和“桑吉”轮漂流的同向同速。
准备登船。
登船小组穿好了工作服正要登上吊篮，徐军林突然叫住大家：“拍张合影吧。”
事后，徐军林回忆拍照的突发提议，说：“一旦发生意外了，我们也就只能留下这点东西。”
四勇士在登轮前合影。
于是，四位勇士在登轮之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四人都身穿工作服，戴着呼吸器，背着氧气瓶。虽然看不到脸上的表情，但通过照片仍可感受当时那个场面下大家内心深处涌出的悲壮。
而后，他们便上了“深潜号”的吊篮。在吊篮到达“桑吉”轮船尾左侧准备放下时，徐军林用感应器测试了甲板上方的温度：28摄氏度。这是在登轮前他们需要做的重要的安全防护，如果甲板上温度过高，吊篮就不能放到甲板上，登轮行动将中止。
28摄氏度，明显高于当时的气温，但在安全线之内。于是，8时35分，四个人从吊篮跨到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桑吉”轮甲板上。
冯亚军在回忆中描述，他们仿佛“进了一个炉子”。甲板上能够燃烧的物质一概不剩，钢铁的部件也扭曲变形，蒙着一层惨烈的灰褐色。
按照计划，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逃生通道。
逃生通道的出口就在后甲板上，离他们的落脚点不远，被一个舱盖密封着。拧掉螺丝，打开舱盖，一股浓烟飘了出来。
“我当时就感觉，完了，救生舱里也进了烟，没希望了。”徐军林回忆说。
他们随身携带的气体报警器随即鸣叫了起来，烟雾有毒！
徐军林还是坚持把舱盖完全打开，又用温度计测试了舱口的温度，45摄氏度，比外部温度还要高出十几度。此时，再进入逃生通道已经没有意义，那里连接的救生舱已经完全不具备生存条件。
救援人员逐间舱室搜寻生还者。
徐军林用手势告诉大家，不能耽搁时间，从左舷侧生活楼的舷梯继续搜索。而此刻，对讲机里传来指挥部保持队形和注意安全的指令。搜救小队沿左侧生活区外发烫的楼梯，逐层向上搜寻。
四个人兵分两路。徐军林和徐震涛去驾驶室和生活区寻找生还者或者遇难者遗体，卢平和冯亚军去驾驶舱上方拿回“桑吉”轮的“黑匣子”。
船用“黑匣子”，是一种能够昼夜记录声音、雷达及其他数据的航海记录器，根据飞机上使用的黑匣子原理研制。“黑匣子”一般放置在操舵室附近，日期、时间、罗盘及雷达等情况均会被“黑匣子”记录，对于船难的事故调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桑吉”轮上取下的黑匣子。
作为潜水员，卢平和冯亚军并不经常接触“黑匣子”。为了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桑吉”轮上的“黑匣子”，他们曾经特意去看了“深潜号”上的黑匣子，练习如何把它快速拆卸下来。
卢平介绍，他们在登船前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每一个步骤都有时间限定，掐着表一分一秒地干活。
限定登船时间，不只是因为“桑吉”轮还在燃烧，随时可能爆燃乃至爆炸，多在船上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更直接的原因是，登船小组携带的呼吸器，最多只能供应40分钟的氧气。而这样高强度的运动下，每个人都耗氧量巨大，根据徐军林的经验，能够支撑20多分钟就不错了。
此时，“桑吉”轮船头还在剧烈燃烧着，烈焰升腾的声音，夹杂着船体扭曲的吱嘎声，让人心惊。
油轮的驾驶舱也在船体后部，卢平和冯亚军很快在那里找到了“黑匣子”。不利因素是，这个“黑匣子”处在下风位置，被有毒的浓烟笼罩。卢平和冯亚军二人的拆卸操作几乎是摸索着进行。幸而，在两人二十来年的潜水作业经历中，类似操作经验丰富，“黑匣子”被顺利取了出来。
徐军林和徐震涛则在生活区的船舱里，一间挨着一间地搜寻幸存者，徒劳却坚持着。
徐军林记得，每个舱室的玻璃都已经没有了，舱室里全部是火烧的痕迹，所有木质的物品都烧成焦炭，所见只有被烧得变形脱落的铁皮，“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有幸存者了。”徐军林说。但是，他们还是把能够到达的舱室都找了一遍。
最后，他们在船左舷生活区的梯子边，发现了两具遇难者的遗体。
“即便救不了活人，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遇难者的遗体带回去。”徐军林说。
吊篮运走了“黑匣子”，随即又送来了两个尸袋。
登船小组的四个人一边轻声说着：“兄弟，回家吧，我们送你回家吧。”一边收殓了遇难者的遗体。这是海难事故处理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仪式，遇难的外国船员应该听不懂，但中国搜救人员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尊重。
“深潜号”吊篮再次升起，带着登船小组的四位勇士和两具遇难者遗体，离开了“桑吉”轮。
几乎就在同时，登船小组携带的呼吸机响起了警报，那是氧气储量的最后报警。
26分钟的登船搜救，跨越了生死。
1月14日中午，“桑吉”轮剧烈爆燃，开始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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