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60年前，丹江口水库开工建设。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的峥嵘岁月里，10万民工肩扛担挑，全凭人力截流了汉江，筑起了大坝，驯服了暴戾的汉江。也正是那段峥嵘岁月，让丹江口水库命运多舛，建设过程一波三折。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如今的丹江口水库可谓声名远播。不过，丹江口最初是怎么被选中并开始兴建水库的，很多人并不清楚。
丹江口大坝。
1952年10月30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他选择了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
在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汇报了黄河的治理情况，并提出了一个从长江引水补充黄河的构想。毛泽东自上而下望着滔滔黄河，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王化云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北方”超出了长江、黄河的范畴，也超出了自己的设想。于是，他说：“长江水量充足，北方借水，长江不可替代。”毛泽东听后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化云还是个踢皮球的高手，一下把这个球踢给‘长江王’了。”毛泽东口中的“长江王”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
1953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毛泽东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号军舰，顺江东去南京。军舰离开码头时，林一山奉命登舰。
毛泽东找到“长江王”，主要是了解长江治理问题。在着重探讨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构想后，毛泽东旧事重提：“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那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精力放在根治长江水患和三峡论证上。对毛泽东忽然提出的这个问题，林一山没有丝毫准备，只能坦陈“没有”。
而毛泽东显然已经考虑了很久。他站在一幅地图前，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江山，逐个提出他设想的引水地点。
毛泽东最先提出的是位于西北高原的白龙江。红军长征时曾经过此地，毛泽东对其水量印象深刻。但林一山回答：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地势越低，离北方也越远，很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因此引水的价值不大。
毛泽东点点头。之后，就像他曾经指挥的众多战役一样，他的红铅笔先后划过了嘉陵江、西汉水，但林一山用与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说明了不可行的原因。
直到铅笔指向了汉江，林一山答：汉江有可能。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向东流，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量反而越小。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听林一山这么一说，毛泽东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他用铅笔沿着汉江的曲线画了许多杠杠。当他的铅笔指向丹江汇入汉江的丹江口时，他突然画了一个圆圈，问：这地方行不行？林一山脱口而出：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的笔端停留在丹江口，可以说正中林一山下怀。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只是由于规划尚未完成，还没有向中央汇报过。
经毛泽东一提醒，林一山马上意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将来很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这是为什么？林说：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
得到林一山肯定的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查，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军舰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一次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在向毛泽东汇报丹江口水利工程之前，长江水利委员会眼中的汉江还是一条为祸人间的恶水，他们规划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出发点，就是要根治汉江水患。汉江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汉江的富饶孕育了沿江两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最终形成了“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
然而，汉江在给人们带来富饶、温润的同时，也给中下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为汉江流程短，水量丰，河床狭窄，宣泄不畅，所以，每当洪水来临，就会变成野性十足，桀骜不驯的烈马，恣意肆虐。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上世纪初曾言：“汉江之为灾，多于长江，治江必先治汉，汉不治则江不治，殆定论也。”
而直到几十年后新中国成立，这一设想才得以付诸实施。
水利专家、后任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魏廷琤回忆：1952年，当时的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带队进行了汉江坝址勘查，还特意请来了水利部的苏联总顾问布可夫。一行近百人，从武汉溯江而上。
勘查组第一站到达的是钟祥县城旁碾盘山坝址。这处坝址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汉江工程局总顾问、美国工程师史笃培选定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这一方案最终只是一纸空谈。
新中国水利部的专家考察后，认为碾盘山筑坝综合效益小，淹没大，不宜作为治理汉江第一期工程。
从碾盘山溯汉江而上约300公里，专家团抵达丹江口坝址。汉江的最大支流丹江在这里汇入。这里的江面宽约600米，两岸山峦连绵，建一坝即可锁住两江。据当时已掌握的工程水文地质资料以及钻探岩芯资料，专家组确认此地是少有的高坝良好坝址。
巧合的是，专家们的意见与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的，“改良此水，应在襄阳上游设水闸”的观点不谋而合。
1954年，长江发生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加速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工作。
这次大水，淹没农田47755万亩，受灾1888万人，死亡3万余人。毛泽东对此非常痛心，下决心根除长江水患。三峡工程再一次提上日程。
1954年长江大水过后，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时，他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林一山回忆，当时他对毛泽东说，三峡工程我们自己干并不太难，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
于是，在承担了南水北调工程源头的任务之后，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背后又有了三峡的影子。“为三峡练兵”的使命，也使丹江口水库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
事实上，丹江口水库进入到收尾阶段后，80％的专家和工人，包括丹江口工程指挥长、湖北省长张体学，都转战到作为三峡水利枢纽重要组成部分的葛洲坝，成为建设葛洲坝工程的班底。而葛洲坝工程又为20年后上马的三峡工程，培育出了一批足以担当世界最大水坝工程建设的专家和技术力量。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丹江口工程鉴定会议的报告》，确定了丹江口水库正常高水位170米、大坝高程175米、电站装机容量75.5万千瓦的设计方案。
丹江口水库开工第一炮。
1958年9月1日，比预定的开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举行了开工仪式。
不过，当时的设计者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居然前后经历了50多年才能够全部完成。这又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详情请见《北京日报》2008年3月11日《筑坝50年——南水北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建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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