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親徐曉光（1956-2018）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得知曉光罹患癌症的消息時，已是他生命的最後時光。我馬上安排時間去看望他，儘管有了充分的精神準備，但還是被他瘦骨嶙峋的模樣嚇了一跳。彼時，他夫人兒子均在場，但我眼中的他仍是不滿十八歲的模樣。
那是1973年12月27日，我們下鄉插隊的那天，刻骨銘心。那一年我已滿十八歲，他只有十七，比我小一歲多。當時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過去了兩年，與我同齡人大部分都留在城市分配了工作，去補齊城市前兩年人口流失的空缺。我由於父親的大劫難，沒有任何人生出路，在家漂泊了兩年多，直到父親重獲人生自由第十二天，我背起揹包，離開城市奔赴農村。
我們下鄉與上山下鄉運動時略有不同，前幾撥知青不論去哪裡，大都是同一學校或幾校合一的。儘管知青們都第一次離開父母的卵翼，但多數同學基本都來自同一學校，在生疏的環境中相互還有個關照。而我們這撥下鄉的知青十分零散，我那待了兩個月的中學只有兩個名額，另外一個戴高度近視眼鏡的同學我根本不認識，至今也只記得他姓胡，記不清名了，打離開農村再無交集。
大轎車最先接的我倆，然後一站又一站地接人，斷斷續續地跑了好幾站，最後到了中關村。中關村今天名聲在外，有中國的硅谷之稱，可當時真就是個“村”，荒郊野外地戳著公共汽車牌，半天也不來一輛車。曉光就是在中關村上的車，比我所在的學校多幾個人，我們倆個頭差不多，都瘦，他一上車我就在人群中先看見了他。那天前前後後幾乎坐滿一大車人，但我只和他有眼緣，可見人生有投緣之說。
我們在農村安營紮寨，開始了新生活。比較起今天的年輕一代，生活質的改變有天壤之別。我們都是“由奢入簡”，由城市下放到農村的。曉光與我的父輩們都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大小都為國家負了點責，家庭生活條件在那個年月算是非常好的；突然一下子自我革命，響應國家號召，下鄉當了農民，開始幹起了農活，吃糙糧穿補丁衣，真需要適應些一些日子。
我們下鄉時比起大我兩屆的知青要好很多，首先是地處北京郊區，再窮也是北京。北京老知青頭幾撥去的地方都是東北，內蒙，陝西，雲南等老少邊窮之地，而我們羊拉屎般地稀稀拉拉分佈在北京郊區，全是時代的點綴。我們所在的蘇家坨公社（鄉）西小營大隊（村）一年時間內前後接收了146名知青，來自多少個學校誰也說不清。能說清的是大家來源太分散，都抱不成團，打不了群架，和其它村的人打起架來勢單力薄，總會吃虧。
我們在農村只呆了兩年，在打打殺殺中逐漸有了新社會的平衡，也和農民搞得好像親人一般。離開農村時心裡也難受，也舉杯說了山盟海誓的醉話，但走了就再也沒回去過。可見臨時攢的感情不是感情，栽培出來的友情也經不起風雨。
我和曉光是同一天去工廠報到的，算是命好，到了工廠又分配在同一廠房，他車工我銑工，改頭換面由農民成了工人。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月裡，當工人還是很榮光的。掌握一門手藝很可能靠它吃一輩子飯。說來我們倆有許多相同之處，愛讀書，都喜歡打籃球，個頭也差不多高，在球場上配合得默契，那年月能一起打籃球的人說話都投機；我們倆也都是在工廠談的戀愛，結的婚，他比我晚要孩子兩年，除了我比他早調離工廠去了出版社，青春歲月中最浪漫的日子大家都是一起度過的，今日憶起，恍如隔世。
隔了一段日子，我見他沒走就又問他為什麼沒走，他吞吞吐吐地告訴我說他準備的錢只有我這一半，那一半還沒有著落。我想好人做到底，又給了他那一半錢，他揣著去了遠隔萬水千山的澳大利亞，這一去就是五年，回來時才約我見面。那時通訊遠不如今日發達，朋友如果懶得寫信，基本上一走就沒了音訊，什麼時候再見到都是人生驚喜。曉光在澳洲怎麼度過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留洋在外的生活徹底擺脫文革十年給我們這一代人造成的貧窮陰影。
他回國時正趕上改革開放的大潮湧來，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 國家都是有心無力，想做的事多，能成的事少。直到上世紀最後幾年，整個社會才算有了本質的改觀，社會眼看著富足了，道德跟著就滑坡了，人們的舉止在高貴中透著輕浮，有錢人瞧著神氣活現，沒錢人也沒黑沒白地奔命。在這種紛雜的日子裡，曉光永遠笑呵呵地，不染紅塵。我們一年半載地見個面吃個飯敘敘舊，儘管他早已今非昔比，有了成就，但他很少說發財之道，說的都是理想責任。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通病，誰也醫不好的。
在全社會最忙活發財的日子，我們也都各自忙活，連電話都少。手機能發信息之後，時不常地發個信息問候，尋個機會見面，多數也是節慶假日。近幾年，一起插隊的幾個說得來的又通過現代通訊湊在了一起，我們六個人，三男三女，弄了個西小營鄉親群，六人六地，一個美國，一個瑞士，一個澳大利亞，一個新西蘭，我在中國，曉光一半在中國一半在澳大利亞，誰也不能想象當年在一起插隊的少男少女們此時此刻天各一方，各自都已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最後被現代科技又搞到了一起，在這個鄉親群裡暢所欲言，敘述舊事，開著玩笑。
這玩笑突然，突然戛然而止。變得小心中的沉重，溫暖中的擔心。生活真不過份給予人們歡樂啊，凡事適可而止，凡情過猶不及，只是我們都年過花甲，小心翼翼地生活，最怕聽見不願聽見的消息……
探視曉光的時候我就知凶多吉少，出門後幾日內多次無緣由地一聲長嘆；半夜驚醒過來，掐指一算，與曉光相識四十五年了，由風華正茂的小夥子變成滿頭風霜的老者，生活就是這樣，一天天在手中滑走，無論你願意與否，幸福還是苦難，生活該來的一定會來，該走的一定會走，正如我們那青春歲月。
今天中午，手機裡傳來曉光公子的短信：“馬伯伯，我父親剛剛走了。後期血酸很高，基本處於半昏迷狀態，沒有痛苦。”我這些日子不知為什麼最擔心看見他的信息，雖然知道這一天早晚會到來，但沒曾想到來得這麼快。我把消息發到了我們六人的鄉親群裡，遠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瑞士的鄉親們跟我一同哀悼曉光，西小營六人組從今天起少了一個人，剩下的人說話氣氛都凝重，都摻雜著四十多年的情感滄桑。
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真是可以用“滄桑”描述，滄海桑田。上世紀五十年代生人，跟隨祖國一同成長；五六十年代的貧窮，七八十年代動盪，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改革浪潮，由窮到富，由貧到貴，看著社會物質富有起來，繼而精神乾癟下去，每個人都很難保持一個純潔的心。曉光儘管後來這些年一直在生意場上打拼，但從未沾染生意人的惡習，謙和不誇張，永遠笑咪咪地敏於行而訥於言。
像一個長篇的樂曲剛完成了第一樂章，西小營的鄉親中，曉光一個人先自駕鶴西去，留下我們在夕陽晚霞中，看他那從年輕時就消瘦的身影緩緩獨自孤飛。陸放翁有詩：駕鶴孤飛萬里風，偶然來憩大峨東。持杯露坐無人會，要看青天入酒中。我們情感不及大詩人，有言不能詩，有哀不能唱，只能借千古詩人之語，獨自在家，自斟自飲三杯酒，為曉光兄弟灑淚送行，扼腕長嘆；曉光不善酒量，我願再替他飲上三杯，一杯青春，一杯友誼，一杯情感，兄弟之間有這三杯酒足矣，願曉光九泉之下能夠知曉。
馬未都
戊戌四月初三日
2018.5.17夜
閱讀更多 馬未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