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迅速，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固然重要，如果没有软实力却很难实现国家真正的崛起。同时，没有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在于重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5月21日，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的郑永年最新著作《中国的知识重建》及《中国的文明复兴》发布会上，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如是说。
实际上，中国的技术发展规划与德国工业4.0计划等其他国家的计划一样，都是本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新举措和自然延伸的发展趋势，并非意在赶超西方，却被美国认为具有掠夺性。
郑永年指出，“我们讲中国故事，不能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所以我们要思考这里面有讲故事的方式问题，背后也有需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问题”。西方舆论的强大正是因为它背后有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支撑，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我们的媒体舆论不要用急进和强势的方式进行宣传”，如“赶超美国、赶超西方”等等，这不但没有消除其他国家疑虑，反而容易加深它们的不安。
照搬西方概念无法解读中国
在《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中，郑永年指出，从近代到现在，西方学者一直都在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
但郑永年指出，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中国早已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但有些人的思维和思想还处在“被西方殖民”状态下，如果这样，就不可能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
他认为，中国学者不应做照搬照抄西方概念和理论的学术“商人”。他说，所谓社会科学，社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出现了一大批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生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或者说只是形式化的科学，而没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的研究和对中国的解释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
软实力从讲好自身故事开始
他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后，尽管在某些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尤其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非常微弱。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即使是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也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与中国的经济力量不相符。
西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主要是他们把西方的故事讲得很好。很多价值观是通过“讲故事”表达出来的。中国也必须这样做。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并且也能“出口”到国外，彰显中国的软实力。
在书中，郑永年强调，世界对中国的故事很感兴趣。西方学者一直惊叹于中国文明和历史所积聚下来的经验故事，更不用说改革开放的成功故事。对中国来说，“媒体在讲故事方面可以扮演，也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知识界的责任是在中国故事或中国叙事的基础上把经验材料概念化、观念化和理论化”。
郑永年认为，中国可以强调与西方互补和协调的重要性，要强调互补性而不是一味强调不同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又为普世价值增加了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好处，对平衡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彰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最优实践，可以被转化成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是目前很多国家都需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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