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要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要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这是符合国情民意、符合时代要求的英明决策，但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结合实务经验，涉黑恶犯罪中关于财产处理问题还有很多不甚明晰之处，值得探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和发展最本质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会通过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还往往会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方式“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并且不断向政治渗透，腐化官员，寻求保护伞，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追求经济利益。
打击黑恶势力，刑罚要达到破坏乃至消除其经济基础的效果，才能有效打击黑恶势力，降低再犯可能性。
因此，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了较严厉的财产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但是，如果一味重罚，可能会过分侵犯到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导致刑罚失衡，这是法治进程中不愿看到的。下面，将从黑恶犯罪的违法所得和财产刑两方面论述。
（一）关于违法所得、涉案财产的追缴、没收等问题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款：“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
通过违法犯罪行为直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例如通过高利贷、抢劫、开设赌场等犯罪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用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而形成的财产和收益，都属于直接利益，需要全部追缴、退赔，不存在疑问。
还有一种获利方式，是通过违法犯罪行为间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违法犯罪行为本身不产生违法所得，但是对获得利益起到了帮助作用，比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打架斗殴行为本身不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是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扩大势力范围，或者排除竞争者、获得项目竞标等，进而获得经济利益，是间接利益。
分析间接利益，就复杂一些。
首先，间接利益往往对外表现为合法收益，比如承包建筑工程，物流运输等，但是这些合法利益的机会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如果要追缴违法所得，那就要认定非法手段在全部利益中所占的份额，进而只追缴非法手段所占的份额，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说出非法手段争取来的机会“值多少钱”或者“占多大比例”，而且即使不采用非法手段，竞标也未必不能成功。
因此，立法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间接利益全部认定为违法所得，二是间接利益全部认定为合法收入。
显然，从证据法的角度，既然没有证据明确说明非法手段的份额，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只能采取全部认定为合法收入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间接利益就无法追缴，其中实际用于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部分要认定为应当追缴的财物。
2015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时，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的有关证据，这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一个成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账目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很难区分清楚哪些部分是违法所得需要追缴，哪些部分是合法收入需要返还。因此，要想真正做到追缴全部违法所得，而不侵犯一分一毫合法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绝不能因为证据上的困难，加上“严打”黑恶势力的需要，就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意认定 。实际上，即使对证据不足，无法追缴违法所得，也并不会导致轻纵犯罪，因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具体事实，配合相应的财产刑的适用，依然可以做到尽量合理的收缴财产。
（二）关于财产刑适用中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违法所得追缴往往受到证据的限制，而无法真正实现追缴全部违法所得，要配合财产刑的合理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要并处没收财产；对于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其他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
首先要明确，没收财产不等于没收全部财产，2015年《会议纪要》中指出：只有当黑社会性质组织（1）敛财数额巨大，（2）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拒不交代涉案财产来源、性质，（3）导致违法所得以及其他应当追缴的财产难以准确查清和追缴的时候，对于组织、领导者以及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妥当的。也就是说，在上文中提到的关于证据不足无法追缴、没收全部违法所得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组织、领导者判处不同程度的没收财产。
如果证据充足，已经基本查明违法所得的范围，并予以追缴、没收，对于组织、领导者就可以判处较轻的没收财产；如果证据不足，大量资金无法确定其来源、性质、权属等，组织、领导者能够证明是合法财产的部分，不予追缴、没收，其余部分如果认为有必要，算入没收财产的数额；
如果组织、领导者拒不交代财产来源、性质，可以根据必要性算入没收财产的数额，或者直接没收全部财产。这一规定存在侵犯“不得自证其罪”的诉讼法原则，更多的是出于严打黑恶势力的政策需要。
其次，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三十条：“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
其中的“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理解为要顶格处罚，或者一律判处没收全部财产，这不是本条的原意，而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误解。从严惩处，在后文中已有解释：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
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是进一步明确司法态度，对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组织、领导者绝不姑息，一定严惩到底，但是这一切也都是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之下的。该条文更多的是一种宣誓性规定，并没有创设新的刑法规范，需要司法人员明确。
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015年《纪要》：对于确属骨干成员的积极参加者一般应当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适用财产刑的时候，首先要分析成员身份，是普通的积极参加者还是骨干成员，二者界限模糊，而且骨干成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是个难题，而区分二者最重要的效果就是，对于普通的积极参加者，可以不判处财产刑，而骨干分子一般应当判处财产刑。一般参加者可以并处罚金。
2015年《纪要》指出，对于其他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如前所述，应该首先判断违法所得、涉案财产是否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来进行追缴、没收，如果有，且能够实现追没收全部已知的违法所得、涉案财产，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已经不需要再进一步适用财产刑的，就无需适用。
总之，涉黑恶犯罪中财产问题在法律及司法解释中看似明确，但在实务处理中确实还有不少盲点，这一点，我想特别需要立法者和司法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不断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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