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耶穌會教士已經在中國收集了大量的植物和種子，將其運往法國，嘗試進行移植。相較之下，英國人那時儘管在對華貿易方面佔有優勢，但在對中國的博物學研究方面卻尷尬地遠落於法國人之後。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於，英國人無法像耶穌會教士那樣深入中國內地，他們能看到的只有一兩個港口，主要是廈門和廣州。直到19世紀初，只有少數幾個英國人略懂中文或到過中國內地。當1792年英國終於決定派遣第一個使節團（即馬嘎爾尼使團）到北京就外交與商貿關係進行談判時，竟無法在其國民中找到一個懂中文的人。結果只好僱用了兩名在意大利天主教學校的中國教徒做翻譯。這次出訪與另一次外交訪問，即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berst）使團，成了英國僅有的可以不靠中國人而親自深入中國內地採集博物學標本的機會。所以約瑟夫·班克斯緊緊抓住這次寶貴機會把特派園藝師安插進使團，就是為了收集植物標本和資料，這毫不奇怪。比起歐洲植物採集員去過的大多數其他地方，中國是個很不同的例子。這裡的園藝歷史悠久、複雜精妙，歐洲人早有耳聞，但又苦於沒有機會一窺其奧。所以，班克斯在寫給那些到中國去的採集員的指示中，要求他們多注意栽培植物，同時也強調了獲取中國園藝知識的重要性。他翻查耶穌會教士的著作，並據此編列了採集員應特別注意的植物及園藝事項。最重要的植物包括庭園花卉（如杜鵑、牡丹）、水果（如荔枝、龍眼）、蔬菜（味道佳的），以及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如茶樹和橡樹等。他指示採集員一旦遇到“有用、新奇或美觀”的植物，就要抓住機會弄到。
在敦促採集員觀察中國園藝技術時，班克斯特別指示他們要注意收集有關盆栽和其他控制與繁播植物的技術。他解釋道：“中國人非常熱衷園藝，成功栽培了許多漂亮的花木。” 當然，他也要採集員好好調查中國有名的化人糞為萬能肥料的方法，因為如果把這個方法引進英國，不但能省下一大筆財富，還可提升國家的生產力。班克斯在寫給隨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的博物學者埃布爾（Clarke Abel）的摘要中，也請他提醒隨團的園藝師，如果他們 “有機會和北京的同行接觸，就一定會學到一些東西”。但是，令班克斯和他的植物學同事失望的是，那兩次出使，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博物學上都不很成功。由於依然無法深入中國內地，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只好儘量利用廣州這個據點。 英國遠洋船長因為職務之便，常常能從廣州帶些植物回國，所以他們在英國人獲取中國植物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時，一株討人喜歡的新奇花木要價一兩百英鎊是常事，但金錢收益卻不是他們的主要考量，因為植物在航海途中的死亡率奇高，少數倖存者充其量只能讓這些船長得到少許利潤。讓他們熱衷於此的主要原因，是要當第一個把一種奇花異草引進英國的人。那份榮耀讓他們充滿期待。通常園藝雜誌介紹和描述一種新植物時，總會感激地提到把這植物帶進英國的船長的名字。此外，新品種的花草也是饋贈貴人很受歡迎的禮物。例如，阿特拉斯號（Atlas）的梅恩斯（Maynes）船長就曾把一新種菊花敬贈給了多塞特（Dorset）公爵夫人在諾爾的花園。其他的植物可能會送給親朋好友和上司，也可能自己留下，當然也可以以高價出售。有些積極的提倡者，也大力引進中國觀賞植物。18世紀晚期，兩位東印度公司的船東，亞伯拉罕·休姆（Abraham Hume）和吉爾伯特·斯萊特（Gilbert Slater），曾投入資金並利用自己作為船東的方便，從中國引入了大量菊花和其他庭園花卉。
東印度公司廣州洋行的成員則比遠洋船長更得天獨厚，借自己在廣州長居的機會，在對中國的博物學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遠洋船長和訪客都可以造訪廣州的苗圃，擇選植物並要求將其包裝妥當以便運回英國。然而，即使那些植物真能在前往英國的長途航行中存活下來，這種偶然隨機的採集方式也不可能滿足嚴肅的園藝學和博物學研究之需。正式的研究往往需要有系統、全面和持續的投入，而這隻有長駐廣州的人員才能做到。英國的園藝機構和植物研究機構很清楚這一情形，所以它們力圖與廣州洋行的成員建立密切的聯繫。18、19世紀時，園藝與博物學在英國蔚為風氣，這保證了有不少旅居海外的英國人，對這類活動都有相當的知識和興趣。他們因地利之便，也就成了積極收集園藝和博物學標本、資料的最佳人選。18、19世紀之交，英國植物學巨擘班克斯是提倡研究中國博物學最有力的人士。他本人對中國深感興趣，總希望進一步調查中國植物，併為自己的夫人收集中國瓷器。他身任皇家植物園邱園園長，更使得他積極探求中國植物。為了實現目標，班克斯通過自己與東印度公司的良好關係，安排自己的人去廣州，還吸收其他已經身在廣州的人員為自己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亞歷山大·鄧肯（Alexander Duncan）的年輕人在1788年左右就是靠曾任廣州分行醫官的哥哥約翰·鄧肯（John Duncan）與班克斯之間的關係，以及班克斯在東印度公司的影響力，得到了廣州分行醫官的職位。約翰·鄧肯是班克斯在中國的一名得力的通訊員，亞歷山大接替其兄繼續為班克斯效力。亞歷山大在寫給班克斯的信中說：“我很清楚您在我獲得這職位之中所起的作用。”他因而向班克斯承諾要為後者提供植物和信息，“以作為對此大恩的小小回報”。
18世紀晚期，英屬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大約有12名正式成員，到19世紀早期這個數目增長了近一倍。像東印度公司其他各處的分支一樣，廣州分行內部滋生的也是一種吃喝玩樂的文化，而非認真追求學術的風氣。1799年，英國漢學的開山鼻祖喬治·托馬斯·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ton）加入了廣州分行，當時他只有18歲。小斯當東出身良好，不但學習了基礎的科學知識，並且會說6種語言。不久他就發現自己的學識、習氣，使他更適於做一名學者而不是從事貿易的商賈。處在駐居廣州那群尋歡作樂的同事當中，他深感格格不入，遂鬱鬱寡歡。他父親喬治·倫納德·斯當東和他的恩主馬嘎爾尼勳爵都是皇家學會的會員，也是班克斯的朋友。受惠於優秀的教育和社會地位，小斯當東22歲便入選了學術精英的文學俱樂部（LiteraryClub）併成為皇家學會的會員。
與同時代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一樣，小斯當東對植物學相當精通。當他還是個小男孩時，他父親的一個朋友看到他每天“手裡都拿著一本林奈的分類學著作和一本邱園植物誌”到花園去研究植物，很擔心這小孩會用腦過度。雖然小斯當東本人對中國動植物沒做過系統研究，但由於他的顯赫背景、學術聲望以及對植物學的興趣，班克斯總是請託他就近指導、照顧前往廣州的通訊人。這些人有的想學習中文，有的對博物學很感興趣；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皇家學會會員，亦即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東印度公司茶師裡夫斯（John Reeves），前者後來成為第一部英漢辭典的編纂者，後者則將以收集中國動植物標本、資料著稱。1810年前後，小斯當東注意到廣州分行的文化氣息有了改善。幾名新來者，尤其是馬禮遜和裡夫斯，有志於學術研究，對自然科學很感興趣。廣州分行的成員，原來就有些受過博物學訓練，如小斯當東和公司的歷屆醫官。然而，即使是初學者也可以利用自己作為旅華洋人所能獲得的資源和設施來收集新奇的植物、標本及其他科學資料。裡夫斯曾向班克斯致歉說： “像我這樣的植物學新手，怎敢設想能為您送去什麼有用的東西呢？” 但不管怎樣，他後來還是興致勃勃，並真的為班克斯和園藝學會收集到大量的各類植物。同樣，廣州分行的職員查爾斯·米利特（Charles Millet），還有牧師喬治·韋切爾（George Vachell），也謙稱自己“不過是幫從事科學研究的朋友做些採集而已”。然而，他們卻分別是邱園園長威廉·胡克和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約翰·亨斯洛（John Henslow）19世紀30年代在華的主要通訊員。
博物學研究者為自己的聯繫人和大英博物館寄去了各種各樣的稀奇物品。當時英國科學界對中國知之甚少，所以無論寄去的是什麼，都大受歡迎。比如說，韋切爾有一次寄給劍橋哲學學會的博物館一個包裹，裡面有13包乾燥植物標本、7幅蜥蜴圖畫（由一位中國畫師按照實物繪成）、兩盒昆蟲、10張鳥皮、一隻蝙蝠、50份地質標本、兩隻貝殼、8枚荔枝、一隻裝著6個燕窩的小盒子和“一個頭骨（頭骨的主人是1829年被處決的一位中國官員）”，還有其他一些東西。一些商業苗圃也會直接求助於他們。例如，羅吉斯父子苗圃公司就曾請馬禮遜為他們採集“各種棕櫚樹（以及）當地或野生樹木、灌木的新鮮、成熟的種子或堅果”。
這些新加入廣州分行的成員精力充沛，這甚至刺激了一些在熱帶地方過久了好日子、已經變得慵懶的資深職員。自1793年開始擔任商館醫官的約翰·利文斯通（JohnLivingstone），在廣州、澳門過了幾十年悠閒的生活，但在19世紀20年代早期，卻變成園藝學會通訊員，還一口氣發表了好幾篇關於中國園藝的重要報告。由於知性活動的增加，廣州分行的圖書館迅速擴充。馬禮遜曾收集800多卷中國醫藥著作，又從藥房蒐購各類藥材，還訪問了多位中醫，打算對中國醫學和藥材做一番研究。他的朋友裡夫斯參與了這其中與博物學相關的工作。不幸的是，這項偉業的挑戰性太大，尤其是馬禮遜同時還致力於漢學研究和傳教工作，而裡夫斯又不懂中文。19世紀20年代末，廣州分行的成員開始計劃設立一個博物館，他們為博物館取名為中國大英博物館。喬治·韋切爾被任命為計劃中的館長，裡夫斯的兒子約翰·羅素·裡夫斯（JohnRussellReeves）任秘書。馬禮遜，當然還有裡夫斯，置身這一項目的發起人之列。廣州分行在1834年因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中止而解散（之前東印度公司壟斷英國對華的貿易權），因此這項博物館計劃未能實現。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計劃書中一窺提案者心目中對中國博物學研究的一些想法。
首先，他們認識到必須成立一個科學機構來輔助自己的博物學研究。他們也知道自己旅居中國，比身在歐洲的博物學家在收集關於中國的標本和信息方面，具有“獨特優勢”。雖然他們很清楚，“中國對我們緊緊關閉著”，但這障礙看來並非不可超越；作為長駐中國的商人，他們可以直接從中國人那裡購買標本。當提出興建博物館的建議時，這些博物學愛好者有個想法：如果有一個收集珍奇物品的博物館或陳列室，將能幫助中國人目睹和了解歐洲人研究大自然的動機和成果，以及他們想要找尋的是那些物類。這樣的展示說不定還會引起中國人對西方的博物學興趣。“考慮到中國人喜歡活的禽鳥和魚類，我們希望他們之間較富裕的階層也能對陳列室裡的鳥禽和魚類感興趣。”這段論述說明了英國人在意圖興建博物館這項科學事業背後，存在著自認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zingmission）。然而，這種博物館的概念同時也具有商業性質；在這些英國人看來，商貿與科學密不可分。在博物館的提案中甚至直接宣稱：“商貿活動是現代科學發現的先驅。”因此，博物館當然就不能只展示一排排的動、植物標本和一匣匣的礦石，還要陳列中國手工藝品和其他製造品的樣本，因為這些物品將有助於英國商人瞭解“這些產品的競爭力”。
我們可能會覺得這一計劃中的博物館，在商業上具有侵略性，在文化上擺出了高姿態，但是那些提出建館方案的人卻未必這麼認為。建館計劃的基礎是英國博物學者對文明進步的理解，而當時受過教育的英國精英人士大都秉持這種觀點。在他們看來，商業、貿易、有用的知識（尤其是科學和工藝）和公平競爭正是成熟文明的基石。同樣的概念貫穿在英國兩個訪華團的政治語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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