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在当下，确实是个热词。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里，谣言更是无处不在。甚至还出现了专业造谣人员，着实令人大开眼见。
除却网络谣言之外，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也是谣言的罪魁祸首。就以经典纸包子案件为例，在发生之后的很长时间中，把此当作真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后经好长时间，人们才将此事淡忘。可见谣言的危害，该有多么大。
在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上下的谣言，层出不穷。这些谣言，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亲手炮制这些谣言的，正是当时那些大名鼎鼎的辛亥元老。
近代草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就是当时造谣的圣手。只要革命能够成功，造谣就造谣了，也没什么。正如《民立报》所言：“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有一百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
当然了，有了这样的标准，在《民立报》上刊登出谣言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只是有些谣言，确实编的有些过了，看着像是笑话。例如：
11月7日，北平专电，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
11月21日，南京专题：有人看见张勋贼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
当时全国所有的人，都得知世道乱了，但是清政府到底会不会亡，就真心说不好了。因为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乱了几十年了，清政府都没倒，这一次会不会倒，还真要另说，所以确实有不少人在观望。可是这样的两条新闻出去，很多人忐忑的心里，就多少有了点主了。
现在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能够知道，清帝退位，那是第二年3月份的事。而张勋在大敌当前，一个大将军亲自到街上买豆腐，手里还拿着个人心。这样的段子，着实低能，我们现在只能当它是笑话来看了。
于是在中国的南方，皇帝虽然还在皇宫里，可是他在人们心里，早被谣言赶出去了。
南方如此，其实北方也一点不弱。
有一位叫景梅九的辛亥革命元老，是北方早谣言的一个代表人物。虽说他的名气比之于右任小了一些，但是才气却是丝毫不让。
此人七岁入私塾，十岁通“五经”，13岁与其父同年入泮（科举制度下的最低功名，入泮后便可入士），清光绪二十三年就读于太原晋阳书院、山西大学堂西斋。二十七年(1901)，山西五名学子入学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他便列在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预科。在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在日本时就放言说：
“将来回国，偕同赴陕，共谋西北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为革命造谣，帮革命成功，下了很大功夫。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两年。这个时间扯得稍微有点远，但这件事却很有趣。
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党人的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天党人聚会，直至半夜才散，他才与好友杜仲伏一起回家。不料在路上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而这时，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忽然看见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
“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知道是他胡诌的，但见周围有人，于是便非常默契的配合着说：“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料那卖浆的见景梅九这么问，立刻接话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呗！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个巡警，可这个巡警非但没有禁止，居然还说了两句赞叹的话。又没过几天，“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这句童谣就迅速传开了，大清要完的预见性“新闻”就这样报道在了百姓中间。到后来甚至有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版本。而这句话，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不可估计的。所有的正史都不会去重视它的存在，而它确确实实帮着改变了历史。
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景梅九已经到北京了，主要工作就是主持《国风日报》。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电报，武昌起义的事，北京很快就知道了。但是具体情况，谁都不清楚。加上“宣统二年半”等谣言造成的心理暗示作用，所有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大清要完了。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整个北京城满是扰攘，乱象一片。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景九梅又亲手炮制了另一条谣言。
有一天，景九梅在路上走的时候，碰见许多人都在看天空，于是他也跟着抬头看。模模糊糊，确实看到有一颗星星，见有人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之时，景梅九忽然想起之前利用彗星制造谣言的事，于是便集中生智，又想出谣言一句。几步走在人群中，甚是有范的说到：“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就这一句话，一天之内，便传遍北京四九城，直接让北京城乱象纷起，鹤唳风声。
借着北京的一股子乱象，得知武昌起义的景梅九在《国风日报》上报道说：“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败走！”这篇报道在本质上同于右任的那个北京陷落，宣统下台的完全就是一个路数，不计事实，只为有利的造谣。
清政府见谣言太厉害，于是便宣布戒严，要求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出现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般人的手里，肯定立马就要抓瞎。但这个要求，到了景梅九手里非但难不倒他，甚至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
面对清廷这样的横加干涉，对办报纸很有些“艺术”才情的景梅九直接令《国风日报》整个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一行二号大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事实证明，景梅九的这个办法，比之于成篇累牍的报道似乎更有利。用分析艺术的眼光来看这篇报道，这个留白给了读者充分想象的空间。
报纸发行之后，读者很快就开始想象了。于是：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看来真是要改朝换代了……各式的谣言就充满了京城。直接令政府慌乱无序，只得朝令夕改的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这么一来政府威信扫地，景梅九谣言的空间就愈加宽敞，也成为压垮清政府的一个重要角色。
北方的革命党说南方似如破竹、南方的革命党说清帝已退位。南北相和，相得益彰。使得辛亥革命还没有开始，清政府就已经被谣言将手脚都束缚住了，怎能不败。
而这些造谣的革命党中，像于右任景梅九之类的人，还有很多。在蔡铭泽先生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中，单独辟了一个“为革命造谣”的小章节来专门说这件事情。可见谣言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影响有多么大。
在冯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更能体现当时候谣言的威力：
及武汉革命军兴，清吏张鸣歧、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隅自固，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澳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救药，始仓皇出走，龙、李遂亦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在当时，不少人因自己为革命造谣而骄傲，甚至说：“把声势说的夸张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慌非扯不可。”
而我们看这些现象的时候，必须看到现象之后的本质。
如果现在有人说，解放军的某个军官，拿着人心去豆腐店买豆腐，还被周围的人认出来，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必为谣言。可是类似的谣言，在那个时候却就真真正正的有人信。可见那个时候的政府在百姓的心中就真正的接近这种情形了。就像现在的官场，官员大多油头光面富贵连连，给老百姓的感觉非常不好。这也就导致因为雷锋穿皮衣，就出现了一大批胡乱编派雷锋的谣言。拿着“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却天天记日记”的说法，貌似聪明的毁坏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荣辱观。
谣言之所以会广泛的散播，背后的大环境必须得到非常的重视。而根治谣言的唯一办法，就是令人羡煞的“大同社会”。清政府没做好，国民政府没做好，现在也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也只能眼巴巴的看未来。最大的希望就是，再不要令辛亥前后
“谣翻中国”的情况，复制出现。閱讀更多 劉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