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讀了一年博士，金雯決定從就讀的國內知名高校退學。
開學不久，導師就交給她一個課題，要求她從頭開始研究某種微生物的作用機制。在整個實驗室中，沒有人在這個方向做過任何先期研究。導師期望金雯能發一篇影響因子為10的論文。“就連導師自己發過的論文，都遠沒達到這個水平。”
給了課題，導師卻不再指導研究方向，金雯成為唯一的探索者。實驗進行了幾個月，沒做出導師期望的結果，她得到的批評越來越嚴厲，壓力越來越大。
她知道，就在這所名家輩出的大學裡，許多碩士、博士研究生在心理諮詢室痛訴他們承受的種種壓力。金雯不想像他們一樣，所以選擇離開。
近日，國際頂級期刊《自然》發佈了一篇面向全球26個國家、2200餘名研究生的調查報告，受訪者中九成為博士生，理工科和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生比例大致為1:1。這份題為《研究生教育中的心理健康危機》的報告表明，研究生群體的焦慮和抑鬱傾向均為普通大眾的6倍，有中度到重度抑鬱或焦慮的受訪者分別約佔總人數的40%。
在這篇報告之前，201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調查表明，生物科學領域的研究生中，43%～46%的人患有抑鬱症；2015年亞利桑那大學發佈報告稱，大部分博士生報告有“超出一般的”或者“巨大的”壓力，受訪者認為學校和教育相關的事務是壓力的最主要來源。在中國，尤其是近年來，研究生因種種壓力自殺的新聞屢見報端。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護理系教授亞歷山大·克拉克表示，研究生一般每週工作80~90小時，如果還有另一份工作，時間會更久。
根據那份新出爐的報告，跨性別群體和性別不適者（gender-nonconforming）面臨更大的抑鬱和焦慮風險，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
當德克薩斯大學的同行特蕾莎·M·埃文斯提議做這項研究生心理健康調查時，範德福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想起自己讀博經歷中高度的緊張感、不確定感還有經濟壓力。他在讀博期間結了婚，妻子是沒有收入的在校學生，他一年兩萬多美元的博士生工資捉襟見肘。
導師也會失敗
在前述研究中，經歷過焦慮或抑鬱的研究生，有50%的人不認為他們的導師提供了真正的指導；超過50%的人不認為導師有助於自己的職業發展。在《自然》雜誌去年的一項針對5700多名博士生的調查中，大部分受訪者對導師很滿意，但也有將近1/4的受訪者表示希望換個導師。
研究者認為，研究生和導師之間密切的、支持性的、積極的關係，與減少焦慮和抑鬱顯著相關。
範德福德等研究者呼籲改變學術界的“文化”：“學術界的許多人曾大膽說出自己的心理疾病以及他們在學術界面對的汙名。擔心得不到終身教職、害怕同事評頭論足，僅僅是患有心理疾病的學術界人士所承受壓力的一小部分。”
留下很好，離開也沒關係
在“小木蟲”論壇裡，“吐槽”讀研經歷的“碩博家園”與考研考博交流版塊挨在一起。考生為能不能如願考上而擔憂，並表達著對上榜者的羨慕。
這兩類帖子下面，總有人引用小說《圍城》中的經典語句來勸慰“樓主”：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
根據《自然》雜誌2017年的調查，在那些因焦慮或抑鬱尋求幫助的博士生當中，將近一半的人表示對自己的博士項目滿意或非常滿意。在全體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對自己的博士項目滿意或非常滿意，這些數據與往年的調查結果高度一致。
最近的那條推文在短短兩三天內就得到上千次轉發和上百條回覆，《自然》雜誌於3月29日發佈社論，語氣嚴肅地表示：“是時候談談為何這麼多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都這麼糟糕。”
文章將矛頭直指學術界的風氣：“科學界的文化出了問題，這讓年輕一代研究者肩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社論中提到的“問題”包括：工作時間長、官僚習氣、就業市場形勢嚴峻、研究生缺乏適當的職業指導……
“改變這種文化要花一段時間，不幸的是，要讓這個共同體中的一些人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性，也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文章說，“但改變勢在必行。”
對於中途“退場”的人來說，生活還在繼續。
法國留學生比翁的導師沒能申請到下一階段的科研經費，他沒法繼續課題研究，還要幫導師處理與研究工作不相關的瑣事。開學一年半之後，比昂選擇退學。
讀博時，比翁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離開實驗室、在家裡做全職奶爸，他也沒有感到太多的遺憾——照顧3歲的女兒同樣給他帶來很多快樂。現在他在考慮找一份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在喜歡的領域中繼續探索。
嚮導師申請退學時，金雯捱了最後一頓批評。辦完退學手續後，她感覺特別輕鬆。臨走時，她看到辦公室桌上的一張紙，上面寫著：同意×××等180名同學退學。
金雯試圖回想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卻發現她對校園的記憶已經模糊——自打入學，她還沒顧上完整地繞校園走一次。
對於那裡，她的感受還有點複雜：學校的講座、活動其實豐富多彩，“遺憾的是我來錯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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