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出國的宋丹子去過不少地方：她先在新西蘭念高中，後又去墨爾本接受高等教育，因為研究項目，她在日本和美國舊金山也住過幾年，最後還是決定回到墨爾本。
日本生活充滿壓力，宋丹子幾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半夜12點，週末還得加班。“那裡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加州似乎要輕鬆許多，但優秀人才太多，不拼命抓住機會，其他人就會搶先一步，壓力並不比在日本時要小。新西蘭則是另一個極端，因為經濟發展還是以農業為主，人們的工作生活比較閒適。
“最終回到墨爾本是因為這裡的氛圍剛剛好，工作和生活都能兼顧上。”
同在澳中科學家創業協會的會友王宇飛也有相同感受。他在墨爾本創立了一家與石墨烯材料生產相關的企業，與來自中國的生產商合作，開拓該材料的商業化應用。
“乍一看這座城市，似乎沒那麼多特牛的地方，機會也不像加州或者北上廣深那麼多，但均衡下來你會發現，生活舒適度高，城市也在儘可能為個人發展提供幫助。當我國內的同行還在應付領導和繁瑣審批流程時，我則用更多時間專注在技術產業化上，效率並不低。”
為人才提供發展機會，讓居住者能獲得工作生活平衡，一座城市要能做到這些實屬不易，但想要成為“最宜居城市”，這些還不夠。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為此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評估標準，宜居城市們不僅得讓居住者幸福感爆棚，還得具備肉眼可見的硬實力。比如，城市的安全穩定性（Stability）、居民的醫療健康（Healthcare）保障、文化與環境（Culture & Environment）、教育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Infrastructure）。
拿這些標尺度量後，墨爾本在2011年被評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它在這位置上一坐就是七年，打破此前由溫哥華創下的六連冠記錄。
作為澳洲第二大城市，墨爾本擁有成為“宜居城市”的先天優勢。氣候成為該城市拔得頭籌的優勢，南太平洋的暖流帶來溫和的氣候條件，為宜居提供了不錯的環境支撐。而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掘金運動，將移民文化植入該城市的發展軌跡之中，文化包容成為一項傳統。得益於澳大利亞獨特的地理位置，墨爾本受恐怖主義的威脅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經濟學人智庫認為，即便在澳洲境內，墨爾本的安全狀況也要比第一大城市悉尼更好。
但即便擁有這些先天優勢，想要打敗競爭對手拿到“最宜居”的Title也不是那麼容易。教育、醫療健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後天素質”更能看出一座城市到底夠不夠格。
令人驚訝的是，墨爾本似乎做得都不錯，在建立“宜居”城市思路上，它還提供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思路，甚至將“宜居”的榮譽發展成城市賣點，為促進貿易往來招攬更多新生意。
郵編“3000”計劃
1980年代的墨爾本市區，到了夜晚會變得空蕩蕩。上班族們紛紛回到市郊的住所，只剩下冷冷清清的街道與空置的辦公樓。當時墨爾本城中心的絕大多數建築都是寫字樓，但維州經濟並不景氣，企業對辦公室的需求遠低於市場供應。
為了城市發展，墨爾本市政府在1992年開始一項激勵性的城市復興戰略——郵編“3000”。其內容是將許多舊辦公樓改建成公寓，一來是適應墨爾本不斷增加的學生人口，同時也為城市聚集更多人氣，讓它變為24小時不夜城。
2000年左右，市中心CBD的住宅建築開始急速增多，城市中出現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地標性住宅大樓，包括2006年建成的南半球最高住宅——尤里卡大廈（Eureka Tower）。
公寓數量增加，不僅帶來人氣，圍繞人們衣、食、住、行和娛樂的消費產業也發展起來，最明顯的是城市裡酒吧、咖啡館和餐廳數量猛增，這裡不再只是上班族們掙錢的地方。
土生土長的墨爾本人Amanda Caples貢獻了一個有意思的觀察。
“在1960年時，整個墨爾本只有兩臺濃縮咖啡機。在我童年印象中，墨爾本就沒有幾家咖啡店。但現在你看，咖啡店到處都是，咖啡也已經成為人們的必需品，變化就發生在這二、三十年間。不僅得益於政府的發展戰略，還要歸功於把咖啡文化傳進來的意大利移民們。”
從數字上來看，這項戰略也頗為成功。據維多利亞州規劃局戰略執行總監Rachel Dapiran介紹，1991年墨爾本CBD的居民人口僅為3592人，但2016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37325人，25年間增長了近十倍。
許多摩天大樓都是在過去三四是年間建成，Dapiran認為這些集工作、生活和娛樂為一體的綜合型區域，明顯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也為後續發展打下基礎。
這一傳統仍在繼續，政府部門的目標發生著微調。Dapiran告訴界面新聞：“對於現在的墨爾本來說，我們需要在市中心建設更多的辦公大樓和商業空間，如Arden這類新商業區將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 在蓬勃發展的知識產業中提供就業機會。”
頭部產業與全民福祉
變化的不只是CBD，這座城市的聰明之處在於懂得如何將有限資源集中起來。毗鄰皇家墨爾本公園、位於北墨爾本的三公里中央商務區帕克維爾Parkville是另一處例證。
生態圈的價值顯現出來，政府借勢在該區域推出集中發展規劃，成立墨爾本生物醫療園區（Melbourne biomedical Precinct，簡稱BMP），引入不少像澳洲最大生物技術公司CSL這樣的企業，生物醫療成為墨爾本的頭部產業。
這對宜居城市的意義重大，對城市居民而言，醫療保障往往是安全感的底線。得益於頭部產業的發展，惠及普通居民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人工受孕技術和宮頸癌疫苗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0年曾發佈過一組數據，全球有4850萬對夫妻嘗試5年懷孕但仍不成功，不孕症可能在此100年內成為僅次於癌症、心血管病之後的第三大疾病。有數據稱，在澳洲每六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有不孕症的困擾。
位於墨爾本的莫納什助育中心（Monash IVF），在197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個試管胚胎，此後該機構開始專攻不孕症的研究。人工受孕和試管嬰兒技術隨後在澳洲普及開。政府還加大補貼，接受該技術受孕的夫妻通過公費醫保之後，只需自行支付約5500澳元。
一度流行的宮頸癌HPV疫苗也起源於澳洲，首支HPV疫苗Gardasil就是在墨爾本研發成功，後在美國和香港地區廣泛應用。實際上，在該疫苗被研發（2006年）後不久，澳大利亞從2007年就開啟了國家性的接種計劃——全澳中學在校8年級學生（12-13歲的男孩或女孩）都能免費接種。今年初，剛上市的九價疫苗Gardasil 9取代此前的四價疫苗Gardasil 4也開始普及。
從鉅額的財政撥款來看，這座城市的生物醫療受到偏愛。全澳大利亞對生物醫療的研究撥款，有40%投入到維多利亞州，主要被墨爾本的MBP和莫納什大學所瓜分。墨爾本政府因此新建地鐵線路，使人們可以更便利地前往園區就醫。
科學家們
人們的幸福感往往取決於身邊人，如果鄰居們素質高，你的生活體驗也不會差到哪裡去。聚集的研究機構給墨爾本帶來了全球高端人才，這是城市的一筆財富。重點是，無論膚色和文化背景，這批外來群體想幹的事情很容易獲得支持。這座城市很明白，不管是研究項目產出了成果，還是創辦的企業掙到了錢，所有人都將因此受益。
1994年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 university）開始一項特殊的討論——在學校成立中醫學系。來自中國的薛長利被推到前臺。他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是當時RMIT裡為數不多、有中醫背景的教授。他被任命為該繫系主任，此後20多年將中醫學科在澳大利亞廣泛傳播開來。
薛長利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認為，是時任校長Professor David Beanland的魄力給了他偶然的機會。因理工科而聞名的RMIT，剛剛發展起生物醫學學科，起步要比墨爾本其他高校慢，拓展新領域很關鍵。“David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學者，他認中國將是21世紀發揮相當影響力的國家。中醫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
1990年代的墨爾本還沒有一所公立學校開辦相關專業，但人們對中醫興趣在上漲。另外，儘管每年政府將稅收的26%用於醫療保健，但老齡化和慢性病一直困擾人們的健康問題。澳洲在90年代初，對輔助性醫療進行了定義，中醫成為其中一種。
聊到自己的成就，薛長利認為城市提供的氛圍很重要。“如果想在學術上取得成功，你必須選擇一個很好的科研環境，即便壓力很大，但機會也能隨之而來。”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也在墨爾本找到自身價值，他們還成立一個澳中科學家創業協會，集結不少像宋丹子和王宇飛這樣的年輕科學家。
“我們其實都有本職工作，像宋丹子正在莫納什大學做艾滋病疫苗相關的博士後研究，去年她成立自己的公司，從事遠程醫療培訓。而我自己此前也在墨爾本大學讀博，之後創辦企業。這個協會就是希望對創新創業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王宇飛發現，墨爾本和北上廣深不同的創業氛圍存在優勢互補之處，給在這裡的中國人才們更多發展空間。
國內的創業熱情、投資額度要比澳洲高得多，但墨爾本也有自己的特色。以註冊公司來說，在這裡申請執照或註冊企業只需要個人提交合理證明即可，而在國內，則需要一級級的審批，投資款項的申請更是如此。“如果把這裡的高科技優勢和國內熱錢結合起來就好了。”王宇飛感嘆到。
無論如何，科學家們總能得到優待。政府部門還專列“首席科學家”來指導城市發展，這點更有象徵意義。
具有藥理學背景的Amanda Capels在兩年前成為墨爾本的“首席科學家”，那時起，她開始思考自己能為城市發展帶來哪些附加價值。
“這個崗位在澳大利亞其他城市也有，但更像是名譽角色。墨爾本則不一樣，它的智力資源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價值。”
Capels現在的主要工作不僅與教育部打交道，想方設法增加學生們學習STEM專業的熱情，還得與交通、車輛管理部門合作，為城市新建的地鐵線路提供智庫支持。“我們將投標公司和大學工程學院建立聯繫，他們合作出一系列的方案，讓政府更明智的搭建公共交通系統。”
保持咖位的困擾
如此看來，拿下頭銜的墨爾本的確有兩把刷子。墨爾本市長多爾（Robert Doyle）曾在蟬聯最宜居城市的稱謂後說：“這一世界紀錄是所有墨爾本人都應深感自豪的傲人成績。”
但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稱謂而感到興奮。宜居和發展之間的平衡往往難以把握，有時還會相互掣肘。
一些更為現實而深刻的挑戰困擾著這座城市。今年3月，普華永道發佈一份城市發展報告，該機構合夥人薩克斯認為，現在的墨爾本存在這樣的尷尬：距離城區越遠，機會就越少。資源分配的傾斜，拉大內城外城的差距，無論就業、醫療、教育還是交通服務上，外郊都顯得尤為不足。
人口增長讓問題變得更為棘手。澳大利亞《時代報》曾就墨爾本的宜居度做過一項讀者調查，一位讀者這樣做出反饋：“十年前，我可以在車站旁停車，火車上總是有座位。 五年前，我在車站旁邊一片未鋪砌的場地找停車位。 兩年前，我不得不跑到車站周邊的街道停車。現在，連街道也停滿了，我必須在距離較近的車站停車，然後走一站路去火車站。”
按照人口增長速率計算，30年後，墨爾本的城市規模將接近目前的倫敦和紐約。而該城市的CBD也將擴張到North Melbourne、Footscray和Fishermans Bend，就像讀者反饋的那樣，人們在交通上所要花費的時間將增加。
這也是規劃部門堅持“大興土木”的原因。“我們目前市中心的軌道車站Hoddle Grid建成於1837年，多年來一直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務。然而，這樣一個.6*0.8 km的區域已不足以為擁有500多萬人口的城市的中心地帶服務——我們需要擴展它。”Rachel Dapiran對界面新聞評論說。
即便有連續7年的成就，並不代表一座城市的發展就達到最高階段。墨爾本政府在去年提出一項“2017-2050戰略”或許能說明這個城市對自己的定位。
計劃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需要明智地計劃和投資，為了適應更多元化和更老齡化的人口特點、打破城市擴張和擁堵之間的矛盾、解決住房負擔能力的問題、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並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社會和經濟機會。”人定義了城市，而身處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要接受城市需要不斷進化的事實。一切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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