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八月（1889 年9月），海盐秀才张元济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
乡试相当于省级考试，是古代科考中的第二级，新老秀才均可参加，但如闽谚所云：“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这也是科考中最难的一级。
原因很简单，秀才一关考试内容相对简单，而且可以通过捐纳或荫生等途径获得生员身份直接参加乡试，但举人一关因各省名额有限、参考人数众多，只有乡试一个途径。
和考秀才一样，乡试为“大比”之年，除恩科外每3年举行一次，时间全国一致，均在旧历八月，主持其事着为各省督抚与朝廷点派的正副考官。
当年八月初八至初九日（9月2日至3日），为张元济参加的乡试首场。乡试有专门的考场（贡院），考生携带衣被食物按号入场。
而这几天，正值“秋老虎”发威，骄阳似火，处暑余威。在狭小的贡院号舍内，参考的秀才们颇多煎熬。
之后，果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初九晚，有一考生忽喊腹痛，随即又吐又泻，待贡院号军赶来时，这名考生已经死亡。
在此情况下，有几位同乡考生哀求号军不要上报死亡而推说生病，以便从大门抬出。否则的话，就得从墙头吊出，未免过于难堪！
因为是封闭式的考场，而且一考就是三天，死在号房的考生屡见不鲜，这对其他考生来说，当然是一件十分晦气的事。不过，张元济却没有因为这一意外事件而受到干扰。
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乡试第二场，作五经文五篇。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乡试第三场，对策问五道。
当年的浙江乡试考题中，有《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日月星辰系焉》、《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等。
在《由孔子而来⋯⋯》一文中，张元济写道：
“然而世变方天下争以富强为务，持方枘以内圆凿，既已所如不合。而世之阴托于圣人者，且纷纷而未有所止也。不及予身而论定之，后之学者其将何所别白耶？”
由此可见，张元济当时已经认识到，孔孟之道与“世变方亟”的近代社会如方枘圆凿，两者已出现明显的隔膜。
在《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韵）的诗文题中，张元济的答卷如下：
约略资谈助，差堪说昔游。使君如白傅，漫与忆杭州。
形胜应能道，模糊恐未周。山光环四面，湖影洗双眸。
柳带三潭月，荷香十里舟。萍踪劳屈指，絮语记从头。
雪浪银摇海，风帘玉作钩。长安知更好，佳景满瀛洲。
乡试总共考9天，张元济总算身体康健，把溽暑下的三场考试都给熬过来了。乡试结束后，各参试的秀才回乡等候发榜。
相比于秀才考试，乡试远为严格严肃，各考生的考卷与答卷均须弥封糊名，原卷不能呈入而要经过誊写才能送入房官（通常由进士举人出身的现任州县官中调取）阅览。
之后，房官将中意的考卷推荐给主考，谓之“荐卷”；主考从荐卷中再加审核，认为合格的即为中式。中式之后，还须找出原卷，拆开弥封，核对文章，谓之“磨勘”，以防作弊。
考试期间，张元济还闹了个小笑话。当时，进入贡院考场号房后即禁止出入，每场3天的考试均在号舍内吃住，不但要自备睡具，而且要自己动手做饭，准备食物。
为此，其母为张元济准备了两只考篮，除笔墨、剪刀、浆糊等文具外，尚有锅、碗、面条与油盐酱醋等。然而，从未做过饭的张元济将面条放到冷水中煮，结果煮成了面糊。
一般情况下，乡试在考后一月放榜。每省中式名额，大体按各省文化水准及粮赋等确定，如河南为73名。至于全国录取名额则在1200名左右，录取比例约70比1。
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出自正主考，第二名称“亚元”，出自副主考，以下类推。正榜之外，尚有副榜十人（俗称副贡，可参加大挑）。
当年九月十五日（ 10月9日），本次浙江乡试发榜，全省共录取举人155名，其中副榜10名。
在这次的考试中，张元济列全省第10名。与他同科中榜的后世名人还有汪康年（第6名）、蔡元培（第23名）及汪大燮、吴士鉴、徐珂、王甲荣、钱绍桢等。
榜单放出后，还催生了一门生意，那就是报子迅速驰赴各县报喜。因为有赏钱，报子们须拼命赶路，因为头报者赏金多，后报者差之甚远。
得报后，新科举人按例应来省拜见老师（房官、主考）并刻印硃卷（包含文章数篇、本人姓名、籍贯、出身年月、三代及配偶子女、师友等），以备来年进京参加会试。
应该说，乡试是科考中最难的一关，张元济能一击而中，这实在是不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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