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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棉二厂家属院予丰街
文/保尔
当很多人神采奕奕地到处显露他们的成功或者疑似成功的时候，我更愿意做一株小草，仅有的几颗露珠便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每当孤独寂寞，每当忧郁悲伤，每当挫折苦顿，这些童年快乐的往事便会在我脑海里浮现，让我忘记了痛苦重新回到了愉快单纯的童年。by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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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棉二厂家属院的大门口
1971年，郑州国棉二厂家属院新南乙种，高山东，紧邻着木工房东边的一平房的屋山头。
用一只脚蹬着后面那背靠的墙，他抬起头百无聊赖地看着天空，看见我走过来也很茫然，似乎没有什么话说。走到他身边，我和他一起把背靠在墙上，也抬头看着天。那时候的天真的很蓝、很蓝。
「去大门口吧？！」他突然兴奋地说。
点了点头，两个小伙伴一步一颠地快步奔向家属院大门口。
出了家属院大门口右首（北侧）有一个合作社（综合商场）。当年商店很少，国棉二厂家属院的革命群众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合作社购买各种生活用品。
合作社和靠北的东西流向的熊儿河基本垂直，有两个门，北面那个门进去就是卖鸡蛋糕、兰花条、三刀、梅豆角还有龙虾糖的糕点柜台；南边这个门进去是卖扣子、别针、针线还有各种布匹；南北门之间是卖五金、牙膏等杂货的。
由于住得近，刘春和我有一个固定的娱乐项目，就是在大门口糕点柜台前看别人买点心。虽然吃不着，可以过眼瘾。营业员用马粪纸把糕点包好，从头顶上扯下纸绳的一个头，再把点心捆好递给顾客，每当此时，刘春和我就会无比羡慕地咽下一口唾沫。
后来发现柜台上难免会有掉下来的点心沫沫，我们两个会趁人不备悄悄地用唾沫把手指弄湿，再粘起来那玻璃柜台上的渣渣，偷偷吃一点。我最爱吃的是鸡蛋糕的渣渣，香、甜、好吃。
不过，很快营业员就发现了我们的小把戏，很不客气地把我们赶出门外。
结果，在合作社门外，趴在那两面开的玻璃门上往里看别人买点心，或者直接盯着点心看，幻想着把点心吃进去的那种美好感觉，就成了刘春我们两个革命小伙伴的一种享受。
合作社并没有紧挨着熊儿河，有一点空间，为了安全就砌了一道墙，不走寻常路的我们通常都会从这里回家属院，用手扣着砖缝脸贴着墙侧转身就能过去。相信不少二厂家属院的革命小伙伴都知道这条路，它存在了很久。
后来发生一件对我们来说如同天降馅饼的好事。
刘春家一个女亲戚来了，好像她在一个什么油田，很有钱，拿了一块钱让我们去买最贵的牙膏，还说剩下的我俩可以随便买点什么吃。记得最贵的牙膏盒子上好像画的有竹子，只有五毛多，结果剩下的钱就被我俩买了点心好好地享受了一下。
我们坐在大门口刚进去的语录坪的外护栏墙上，无比幸福地吃着、笑着，以至于最后我两个都高兴地流下了泪，还约定，以后有好吃的一定要共同分享，绝不能独吞！
（四十五年后的2016年，当我在紫荆山公园遇见刘春并报上我的名字的时候，他兴奋地掏出中华烟来款待我，很显然他还记得当年的承诺。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岁月沧桑，如今我们两个的头发都已经白了。）
挨着合作社有一个银行，很小的一个柜台，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路过银行时总是看到那个职员在看报纸，打呵欠。
大门口南侧左首是一幢宏伟的五层楼，当年这个五层楼在灯塔（二七塔）以南首屈一指，所以，能住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过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
一单元住着我的同学魏民和张勇；中间住着小辉；最南边单元住着赵署阳，他是我们班的大王，打架第一名，第二名是八斤王勇，第三名是姚旗，像李州、保安、茂良、蔡建平还有我都属于「面户」，任是谁不高兴都可以在我们屁股上踢一脚泄愤的。
大门口红五楼也出过一个惨案，一个革命青年为了做沙发用汽油洗海绵，结果因抽烟着火而出了意外，非常遗憾地牺牲了。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能有一套沙发，那幸福感不亚于现在拥有一辆奔驰汽车。
这青年叫「老虎」，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大名。他比我高两个年级，应该和孙关玲老公王建国一个年级。说实话那时候我还有点怕他，经常保护我的肖新伟同学曾和我一起跟他战斗过，我们两个才和他打了一个平手。还是让我们共同缅怀他一下吧，毕竟，为了幸福生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后来，八九十年代吧，在这座楼挨着大门口的位置开了一个铁皮房。我经常站在铁皮房门口看，不为别的，只为这个叫吴利军的老板是我哥的同学。
由于从小经常受欺负，所以，我对我哥的同学都有好感，因为有他们在，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我。那时候，小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现在的国际关系，谁的拳头硬谁厉害！
不过，铁皮房的吴老板并不认识我，终于有一天他问我：「你要做什么？」
猝不及防的我回答不上来，他就不耐烦地挥挥手让我走开，像撵走一条不受欢迎的流浪狗。
△ 国棉二厂大门口现在实景
2.粮店、甲种房、语录坪、换面条的、男工楼
进了家属院的大门有一个又高又大的语录坪，为了显示语录坪的重要性，还用一圈矮矮的墙包围着，很多小朋友们就爱在这矮矮的围墙上面互相追逐游戏，谁被抓到谁就输。
现在语录坪已经拆掉了，就在物业管理处的前面一点，有一次经过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是郜强生同学的哥哥。
语录坪的西侧是粮店。
这个粮店可不能小瞧，当时家属院所有人家的粮食供应都是凭粮本定量在此购买的，凭粮本买粮就是吃商品粮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粮店工作人员称完粮以后，会很骄傲地把粮倒入一个大的铁皮漏斗中，买粮的居民则用口袋在下面接着，粮食流下来以后还会拼命去晃那漏斗，看边缘缝隙有没有剩余的粮食。
当年粮食供应很紧张，一个国家干部每月只有29斤粮食，而且不通过粮店私自买卖粮食是违法的，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大门口进来这一片平房称谓甲种房，基本上已经拆迁完了，南边紧挨着一直到澡堂是两层灰色的小楼，是丙种楼，不知道现在还这么叫不了？
姚旗、郭守军同学都是住在甲种房的，靠着丙种楼住着狄爱玲、李美玲和朱延明同学。好像我哥的同学王海洋也住这一带，记不太确切了，只记得当年他穿着蓝涤卡上衣，朝气蓬勃小帅哥。前几天从我哥手机里看到他现在的样子，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然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生活真是太残酷了！
丙种楼的西侧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设施——换面条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都是带着面粉在这里换成自己喜欢的宽面条或细面条，后来技术创新有了大宽和二宽的面条，让革命群众兴奋了好久。
吃着不同宽度的面条止不住感叹：中国人民生活真是太幸福了，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的皮鞭下做牛做马，这样想着，幸福感再次倍增了许多！
西南边丙种楼的最后一栋住着我母亲科室的一位同事，他叫韩桂仙，带一副眼镜。那时候戴眼镜的人少，所以后来只要一出现知识分子的字眼我就想起了他的模样。他的儿子和我同名。
去年小刚孩子结婚的时候，一个人握着我的手说：我也叫韩伟！疑惑好久，终于，年少无知的模样从近五十年的生活痕迹脱颖而出，他比我们低一届，和赵春雨、毛孩、苗为民、袁钢蛋他们是一届的。
记得茂良同学也住在附近。
丙种楼中间夹着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据当时的大人说那是专门为接待红卫兵盖的。
△ 丙种楼实景
3.澡堂、理发室、工农兵饭店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家家都能洗澡已经司空见惯了，可在七八十年代，能在家里面洗热水澡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
二厂家属院的澡堂旧址还在，（就在丙种楼南侧，旁边还有一个理发室）想当年全厂上千个家庭都是在这里洗澡的。
试想一下，能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洗澡当然就会发生许多故事！
△ 澡堂售票处实景
先从我自己的故事开始。澡堂不是每天开，每周只开两次，另外，二厂当年休息日不是社会礼拜天，每个社会礼拜四是二厂的休息日，二厂的老同志、老同学应该都还记得。
向阳区（现管城区）一带除了几个大厂之外，社会上澡堂少还贵，所以能和二厂有联系的同学亲戚都会想办法借二厂的家属证去厂里洗澡。为了杜绝外人借用，厂里面就又要求把家属的照片贴在上面。
那一天，一个三十中同学来找我，想来洗澡，我就硬着头皮带着他去了，一路上有点忐忑，只怕被门卫拦下来没有面子。
到了门口发现，居然是29号楼三单元韩卫东他爸在看门，我忙陪着笑脸说：「韩叔……」还没说完他就斩钉截铁地一挥手让我们进去了，并且根本没有让我们买票。这一下给足了我的面子，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对他的侠肝义胆心存感激。
△ 澡堂实景
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个冬日的夜晚，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澡堂里用热水洗去他们一身的疲劳，突然，澡堂断电了，接着一个黑影从顶棚窜入了女澡堂，很重要的一点是广大革命女青年、中年、老年都没穿衣服。
这个流氓很显然是低估了女同志的战斗力，很快这个流氓竟被身手不凡的革命女工同志们齐心协力擒获了。
当我们这些革命少年听说此事义愤填膺地赶到现场看热闹时，保卫科的人也都到了现场。已经穿上衣服的革命女同志纷纷捋着湿头发控诉他的丑陋下流行径，还对他进行了灵魂的批判！
这时，一个中老年革命男同志一边乌拉乌拉地说着什么，一边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到了那个进入女澡堂的流氓跟前大吼一声，厚重的翻毛皮鞋直接踢中流氓两眼之间位置。
接着有人说：「眼踢流了，眼踢流了。」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总有革命女同志反映女澡堂顶棚上的黑洞里好像有人偷窥。那个顶棚不容易上去，只有隔壁的理发室和那个顶棚是连着的，于是理发室守夜的男同志就成了怀疑对象，保卫科多次声色俱厉地审问他也没有任何结果。
现在真相大白了，那个流氓交代说多次来偷窥，今天居然色胆包天弄坏了电线想下来沾点实质性便宜，没想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威力如此巨大。
闻听此言，那个理发室守夜的男革命同志「嗷」得一声冲了上去，抬脚踢向那个流氓……
△ 理发室现在实景
七十年代，在澡堂的后面有一个「工农兵饭店」，馄饨二两粮票一毛二分钱一碗。那是我们这些红小兵梦寐以求的美食，贼好喝。
二年级的时候，好不容易攒够了粮票和一毛二分钱，兴致勃勃地去买了碗馄饨。买票是在进门的左侧，而取馄饨是向西一直走到底，那个墙上有个方洞，香气扑鼻的馄饨就是从那里面端出来的。
也许是我兴奋过度了，一下子没有端好，一碗馄饨在半空中翻了个身直接扣在地上了。看着美味的享受变成泡影，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等我情绪稳定下来止住哭时，我居然理直气壮地说：「得再给我下一碗！」
「你想得美！」穿着长长的蓝围裙的男服务员说：「看你是小孩，没让你赔碗都是好的。」
看看没戏，我只好抹着眼泪无限沮丧地走了。
△ 工农兵饭店现在实景
七十年代末，这里也卖过烩面，价格是二两的三毛五，四两的四毛五。李洲和我曾去吃过，他说吃不完要了二两的，我则要了四两的。其实我有点吃不完，吃了好久。
等得不耐烦的李洲说：「你又吃不完，咋不要二两的？」
「你算一下账，我的一两烩面只合一毛二分五、而你的则合一毛七分五，谁划算？」我得意地对他说。
「你咋不早说？」闻听此言李洲不无懊丧地说。
这个有过很多童年记忆和梦想的「工农兵饭店」现在变成了垃圾回收站，而北面的那个厕所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超市。
△ 澡堂边厕所对面的丙种楼
4.二厂的小门、小工厂、工业连、高山
上了年纪的老二厂人都记得二厂厂区有一个小门，大部分家属院的人都是从这个小门进厂参加革命劳动的。从家属院进这个小门则要有一个很厉害的穿越，就是要下穿涵洞经过最厉害的陇海、京广两条中国动脉铁路线，这还了得！
家属区的下穿涵洞口在篮球场和小工厂之间，第一个涵洞穿过的是陇海铁路，然后还要步行约30米再穿越京广铁路货运线（高洋路）第二个涵洞，出了第二个涵洞后就是二厂厂区的小门了。
小门口还有一个属于祭城农场的工业连，家里有点状况需要照顾的知青可以在这里上班，也算是上山下乡。二厂负责知青工作的叫张天才，后来为了顺应政治形势改名为：张育青。
公安局把他抓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讨论：「看着可老实呀，咋干出这事！」从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人性很复杂，原以为只有国民党反动派会活埋革命者，可亲人之间为了逃避责任也会下此狠手。
有一天半夜，12点多，上中班的妈妈惊慌失措地哭着跑回家来，原来她在过陇海路下穿涵洞的时候，遇到了想劫她手表的罪犯，幸亏妈妈急中生智大喊一声，推开那坏蛋抢步跑回了家。
闻听此言，父亲和大王叔（王建国、王大花的父亲）等几个人不由分说向涵洞追去，那个劫匪早已逃之夭夭。从其他的红小兵那里也得到消息，说近期下中班的单身女同志有好几个都被劫了手表。
小工厂因为糊纸管给家属院的革命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福利，给每一个社会主义大院都买了一台电视机。这可是稀罕玩意，虽然台少，我们还是可以簇拥在一起欣赏黑白带雪花的《洪湖赤卫队》等节目。
这个电视机通常放在大院院长或积极分子家里。在高山南乙种住时，电视机似乎是放在修运、老黑他家，搬到29号楼以后，大院的电视机就放在我的好朋友三多家里。
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和小工厂也发生了一些联系。因为考上大学，有人提出要我请客，可是我没有钱，于是和一起考上大学的三十中同学王建国商量，他提议在他家搞庆祝晚宴。那我也不能白吃白喝呀？
哥哥认识小工厂的厂长王天增，就请他帮忙让我在小工厂糊了二十天的纸管，每天一块两毛五的临时工工资，干了二十一天。我把所有挣下的钱交给了王建国，就在不太成熟的青涩环境中搞了一次小宴会。
记得是从中午开始的，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十三个人一共喝了九瓶酒，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反正是睡了两天，参加小聚会的二厂同学有窦宝明、范勇。
这是我第二次喝酒。
第一次喝酒是在更小的年纪，妈妈同学刘士元儿子长福结婚，好像娶的是田老面的姐姐。那次我是和我哥哥一起去的，也是头一次喝酒。喝完酒我就在高山的平台上打了一套自创的「公安拳」，然后在平台上昏昏睡去。
几十年后，又去二厂看到长福依然战斗在有很多回忆的高山平台，忍不住直想笑，这世界真是太小了，四十多年过去了，二厂的革命同志依然坚守在这里静静地等我。
高山那个社会主义大院起名为「代代红大院」，选的院长是「豹哥」。肖新伟说他没有参加投票，显然不太公平。我们那排房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裴俊杰，他在某一年的夏季和我成为好朋友，因为他家有一张大席，每天中午我俩去高山放电影的那大杨树下午睡。
事实上根本就睡不着，他说长大了要和我一起创建一支游击队，我们两个分别骑枣红马和白马，每人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想打谁就打谁，直接打死不留情。于是我们两个幻想着把欺负过我们的人通通干掉，真过瘾！
可惜我们的革命游击队并没有坚持多久就一拍而散了，他提出要把后面那排房挨着吕建国家的李慧姐姐抢走当压寨夫人，这样就让我觉得不够光明磊落，因为革命不能强迫的，怎么能抢呢？
△ 通向二厂小门的涵洞口实景
5.篮球场上的英雄、南乙种、新南乙种
曾几何时，二厂家属院的篮球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聚会场所。各种重要的活动，比如宣判大会、欢送知青、文艺演出等都在这里进行。现在，这里依然肩负着重任，不少附近的居民聚在这里开展打麻将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活动。
上次去篮球场的时候，介春亮同学还拍着一个打麻将的肩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好朋友蒋琼。」几十年过去了，岁月已经把我们折磨的满脸沧桑不再认识了，熟悉的只有名字。岁月呀！
蒋琼是我的好朋友，住29号楼三楼，他父亲是蒋志荣厂长，母亲是大门口精编车间主任，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刘瑜。在梦里，我经常回到童年和他玩耍。
七十年代，篮球场经常有各个车间之间的篮球比赛。在众多的篮球队员中，有一个是我内心崇拜的英雄，他叫穆天才，住在澡堂北边的丙种楼，距我哥的同学吴利军家不远，身材精干瘦高，好像还有一点很潇洒的胡子，打起篮球来很利索，动作完美。
几十年过去，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的模样和利索的身影。就是这个心目中的明星英雄，我曾两次悄悄地为他流下过眼泪。
第一次是在七十年代，一次篮球比赛，穆明星运球到了前场，准备三大步上篮，对方队员在他跳起的时候按住了他和篮球，造成穆明星跌倒在地，并且用手撑地的时候受伤了，他是在几个后勤人员的保护下抱着手臂走出球场的。
他可能永远也没有想到，人群中有一个又矮又黑的小朋友为他泪流满面。几天后，当他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手上缠了绷带夹板，还用吊带吊在了脖子上。
第二次，那时的我已经长大上班了，一次在单位看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居然是穆明星，他表情严肃地诉说了他、妻子、儿子、儿媳、还有儿媳一家都是国棉二厂的，现在，国企不景气的大形势下，全都下了岗，将来的生活怎么办？一家人的生活费从哪里来？
实在看不下去的我默默走到外面，止不住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也想问：为什么？他们是辛辛苦苦、本本分分的劳动者，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全都献给了国家的棉纺事业，可临到老了却被社会抛弃，全部归到了下岗工人的队伍里。
「我把青春献给党，到老我却下了岗。」
在全民奔小康的今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可当你来到国棉二厂家属院的时候，一副破败的痕迹和当年红红火火大搞生产的景象大相径庭，这里虽然有辉煌的过去，却看不到未来的一点希望。恳切希望有识之士、人大代表们关注一下这些为国家付出青春而今已近暮年的老者和下岗工人们。
△ 二厂中街实景图，右边是澡堂和厕所
从澡堂向东是一条直路，一直到二十九号楼前面，这条路也是整个家属区的南北分界线，就好像中原路、东西大街在郑州的位置。我们姑且叫它二厂中街，这个名字是我临时起的，不必当真。
二厂中街以南过去全是平房，叫南乙种，临近高山那些平房叫新南乙种。
住南乙种的同学很多，有老黑、高程、卢建民、魏宏、何三毛、马毛、茂林、老面、郜三毛、韩志强、金涛、八斤、付奇、刘春、马丽艳、小宝等同学，还有我的失散多年的好友赵永红。
好像还有我哥的同学马丽、刘长玲、王大花、沈延航、刘福宏等。
△ 拆迁后重改的南乙种位置实景图
6.北乙种、丁种楼、戊种楼以及几个故事
接下来和老朋友们聊聊北乙种、丁种楼、戊种楼。
二厂中街北侧有一个红色的四层楼，再向北有一个红二楼，还往北是单身女工楼，然后就是北乙种了。（北乙种和南乙种房子的结构式样基本一样，只不过是一个靠南一个靠北，所以才称为南乙种、北乙种。）住在这里的同学有保安、徐军停（小七）、介春亮和行军。
保安的哥哥叫保新，和我哥哥是同学。解放前他家经营的「红光」照相馆，解放后公私合营，反正弄来弄去就成了公家的，和他家没有什么关系了。
徐军停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所以他小名叫小七，很受宠，上学时经常带一个大大的腌鹅蛋当零食。有一次他很慷慨地分了一块给蔡建平和我吃，蛋黄红红的还泛油，那味道真是美极了。当时我在心中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能吃得起腌鹅蛋的人，每天都吃。
另外，小七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不过他用的是大刀拍，不像陈新生用直握拍只管抽。他俩是我们班打乒乓球的好手。为了赶上他们的乒乓球水平，每天放学后，金涛和我曾在一起练了一年多的乒乓球。
行军、行路弟兄俩则是游泳健将，每次能游八百米，我很佩服，因为我的游泳是在二厂澡堂里学会的，后来最多只能游一百米。
据说行军现在在南方做生意发了大财，他买房不是只买一套，而是一买一个单元，真假不知道。从七几年到现在，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二厂小学，介春亮同学一直是我的同座，他现在除了正常工作之外还另外兼职赚取外快，是一个爱家守法值得尊重的好公民。
不过，他小的时候成熟比较早，小学二年级他就懂得班主任汪老师身体的某些症状和生理卫生常识。他还把年级三个班都列出了四大美女，一班：张建珍、王萍、鹿伟丽、孙关玲；二班：段继东、姜霞、陈玉菊、张丽华；三班：田亚平、董琳、聂丽娟、袁俊玲。
春亮很神秘地对我说，任何一个都不错，只可惜他都挖不住。他说：你更不中，太小，还没有发育好。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红小兵，我对他这种思想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他的灵魂出了问题。于是，在一次放学的路上就和红小兵大队长廖天宝聊起了这件事，准备拯救春亮的灵魂。
可是，廖天宝却说：他说的差不多，你们一班的李美玲、狄爱玲、曹爱珍也挺活泼的。
听完他的话，看着比我高一头的身材，我暗自寻思：是不是真像介春亮说的我还没有发育好？他们都在开始关注女同学了。从此，我也偷偷打量了春亮说的美女，确实长相不错，不过我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
等我四五十岁看到她们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觉得她们就像我的亲人，虽然不常见面可大家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丁种楼实景
丁种楼住了很多美女，像董琳、袁俊玲、陈玉菊、曹爱珍都住在这一带。我哥哥他们的女老师曹老师好像也住在这里。
男同学除了石杰还有一个姓宋的二班同学也住在这里。它曾带我看过他挖的兔窝，当时兔窝已经比他还高了，他在下面放了一个小方凳方便下去。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刚开始兔窝只到他胸口那么高，过一段时间就得用大批灰刀把下面的兔粪清理一下扔掉，所以就越挖越深，如果再深的话他就会重新挖一个。
听说宋同学早已经走了，那就缅怀一下：哥哥，在天堂没有痛苦，好好挖兔窝吧。
戊种楼只有两座，在二厂中街以北，和南乙种相对。南边那栋楼住着一个女同学董红平，她和蔡建平是我们班排队的小排头；北面那个楼住着李倪虹，她家在上楼梯西面第一家。关于她有一个小儿歌：李倪虹毛毛虫、李倪敏小假妮。
这都是小时候开玩笑的事情，据说她很能干，现在是个民营企业家。他姐姐李倪娜和我姐也是同学。
戊种楼的西侧，隔着一个南北座向的厕所，分别有一个四层和二层楼。三多就是从四层楼搬到29号楼的。记得低一年级有一对双胞胎冠男、亚男好像也住这里，感觉他家条件很好，总爱穿一身漂亮的腈纶秋衣，和二班的魏宏一样。
大眼睛的李磊住在女工楼南侧的二层楼。
这个红四楼好像还没有拆迁，经历风雨依然存在，见证世事变迁。
七十年代文革末期的一天，南乙种代代红大院，王胜利家门口的公用水管旁边，放学回家的我看见有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的小孩围在那里，有王胜利、刘长河、吕建国、李卫民、赵永红、王新民、崔新汉、耿老黑和刘春，见此情景我连忙往里钻，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发言的是赵永红家西隔壁刚搬来的转业军人王存信，他接着说：「马上要上演的电影《车轮滚滚》，刚开始一分钟有一组镜头，是解放军挚红旗骑马而过的雄姿，总共有九匹马。我、我参加了拍摄，骑的是第四匹马，记住了没有？」
「乖乖嘞。」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艳羡佩服的感叹声，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电影里的人能走到生活中来。
「回家吃饭吧。」说话间他夫人候姨来叫他，于是大家纷纷回家吃饭，不过王存信在《车轮滚滚》电影里骑马的事在各家饭桌上迅速传开了，不久，我们小朋友们和大一点的孩子们都知道了。
《车轮滚滚》在高山放映的时候，红小兵和红卫兵们全都聚精会神数着骑马的解放军，「一、二、三……」,可惜的是，银幕上只有三个解放军骑马通过后就换镜头了。
「哎……」小朋友们纷纷发出惊呼，「咋没有第四个就换了。」
「肯定是被他们剪掉了！」王存信很遗憾地给我们解释：「不过，当时拍的时候一共有九个人，我以解放军的名义保证！」
王存信叔叔有一个儿子叫王卫东、一个女儿叫王芳。听人说他和张天才后来在深圳差点买了一艘军舰，所以也有人称他为：「王大船」。
王信峰和王信起是当年的帅哥小鲜肉，和我哥、周跃华、刘长岭、齐静、贺杰、陈宝新他们都是同学。
「现在的医学走入了误区，我正在准备扭转这个局面！现在一种药只能治一种病，这不仅浪费而且不科学。我计划研制一种药，可以治所有的病，所以，这个计划很伟大。」
他铿然有声的话语让我也热血沸腾，心想：就是呀，要有一种小药片一吃，所有的病都能治，那该多伟大呀！于是，我看着他，觉得若干年后他很可能会成为牛顿、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伟人。
多少年过去了，只听说他现在深圳搞医药销售，也不知道他研究药的工作是否还在继续？
俱往矣、俱往矣……
四十多年了。
无论你是否还记得，这往事都曾真实地存在过。
【我和我的大部分的童年伙伴都是随波逐流的小船，既不能掀起大浪，也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小船安稳一点，别被突如其来的风浪打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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