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马崇道
首先，这个题目本身逻辑有问题，将上朝与处理国事混为一谈。
在此先明确，不上朝，不等于不处理国事。万历开始不上朝，始于万历十五年，而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朝鲜，宁夏，西南）就开始于万历二十年，如果没有万历的命令，谁能调动军队，任命统帅?所以说，在重大朝政方面，万历一直把持着，从未放手。
其次，没有奸臣作乱，这就需要定义何为奸臣。在明朝历史上，真正大奸大恶，权势滔天，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勉强算一个，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太监。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权强化，仅仅凭借制度赋予朝臣的权力，根本无法对抗皇权，所以明清两朝276年，大奸臣本来就很少。至于被当时人定义的奸臣，倒是不少，楚党浙党这些党争中的失败者，都是东林党口中的“奸臣”。
最后，运转与正常运转，有很大区别。东汉皇帝频繁更替，出现不少“儿童皇帝”，为什么东汉还存在了两百多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两方面。中央机构，即制度，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再说是否正常运转，“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是白说的吗？万历怠政期间，朝廷内部党争严重，派系林立，皇帝本应该发挥调解派系斗争，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然而由于万历的“无为而治”，导致党争愈演愈烈，最终在天启年间达到最高峰，对国家各方面造成巨大消极影响，于是乎有了“明亡于党争”的说法，万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由于万历非大事不管，导致了中央，地方官员缺官现象非常严重，官员退休后，相应的职位没办法得到皇帝的任命，只能空着，导致国家税收，治安等方面出现巨大问题，国家机器勉强运转。这样的状况，不知道有什么可骄傲?
所以，万历不上朝，国家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制度对皇权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皇权过于强大，制度无法完全替代，导致了国家因为皇帝的怠政，而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勉强，濒临崩溃。再者，皇帝还是对一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有所关注，并不是完全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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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州行者
明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其实他爷爷也不喜欢上朝，但是万历比他爷爷做的绝，不上朝只是其中一绝，把自己闷在宫里几十年不出来见人，才是更绝的。
关于万历不上朝的原因，比较正统的结论是因为和朝臣“争国本”争输了，赌气干脆不理朝臣了——明朝的皇帝个个都是有个性的，从朱元璋到朱由检，都是个性十足，没一个是没性格的。
但是，奇怪的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整个朝局和国家安全，乃至老百姓的生活起居都没有什么大的动荡，各种朝政、差事几乎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很多人对万历皇帝“由衷敬佩”，遥控指挥和幕后控制玩儿的炉火纯青。令人不由暗挑大拇指——棒！
但是，疑问总是有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很严肃说说明朝的特殊理政的体系，这个体系从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棣开始打基础到他孙子朱瞻基确立，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明朝，这个制度就是“票拟和批红”。
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针对某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书面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条陈，相当于现在的“关于……的请示报告”。这个过程就是“票拟”。
所谓批红，就是由（司礼监）太监收集这些票拟，转呈皇上进行批阅，由皇上“朱批”意见并盖章后，再由太监转交朝臣（内阁）按朱批意见进行处理。
这样看来，这个请示审批程序其实可以不用再走“朝堂议事”这个形式，即使是需要商议，皇帝也是不必一定要在现场旁听和现场办公。所以，所谓的君臣朝堂议事，其实到了明朝中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是只有“仪式”功能了，万历不喜欢这个仪式，干脆把它给免了，也就不奇怪了。
在哪办公都是办公。
其实，票拟批红这个制度，实在是一个好制度。好在哪里呢？
第一，无论内阁也好，六部也好，在拟订条陈（票拟）的时候，争论也罢，斗争也罢，皇帝可以不参与，不表态。这个票拟总会有。总会是朝臣们最后达成的统一意见，或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因此，皇帝只要判断和决策就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明朝，内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皇帝却很少参与其中，甚至有的时候连裁判都不当，冷眼观战，看最后谁厉害。在这样的以斗争为常态的朝廷里，大臣中厉害角色层出不穷。
明朝的这个制度，如果健康发展的话，其实是可以最终演变为“君主立宪制”的，只不过需要的内外部条件均没有达到，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朝政正常运转，是制度决定的，说明这个制度很好。
步武堂
唐朝大才子、大诗人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在歌颂唐明皇和杨贵妃凄美爱情的时候，也用一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不早朝、昏君、懒政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二十八年不早朝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灭亡的源头。那么不上朝与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有那么大关系吗？
万历皇帝画像
一、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明中朝以后，上朝所代表的礼仪性质大于其行政意义；
二、上朝理政弊端颇多，皇帝在朝会上做出的决策局限于本人的能力、喜怒，往往思虑不周全；
三、明朝已形成完善的内阁制度，可以通过内阁票拟、批红，将皇帝政令下达 ；
直接奏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朝仪属于“嘉礼“，朝会之时，天子高拱，百辟趋拜，讲论天下大政。虽然作为古礼，但每个朝代对上朝没有定制，只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朝会才会成为一个时代勤政、怠政与否的标志。最讽刺的是，有明一代是历朝历代中最重视朝会的，对朝会的的重视、朝仪之盛都是空前的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给人留下了“不早朝”的印象，真是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笑话。
明朝的朝会可以分成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大朝是指每年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皇帝生日）三天举行的大朝会，每月初一（朔）、十五（望）为朔、望朝，每天举行的朝会则为常朝。这三个朝会中，以大朝最为隆重，朔望朝次之，属礼仪性质，不引见奏事。常朝分为早朝和晚朝，但晚朝极少举行，所以通常说的常朝，是指早朝，也称日朝。
深沉修道的嘉靖皇帝
明朝的早朝可以追溯到朱元璋还没有称帝，在金陵当吴王时。刚开始的时候，朝会是有积极意义的，每天太阳初升，群臣就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政事，既可以让百官不懈怠政事，又能让老百姓看到新朝气象，给新建立的政权打了极好的政治广告。
但上早朝确实是一件非常苦逼的事情，一个是上朝的时间早，天还没亮就要从家里出来，二是上朝的礼仪非常繁复，一折腾就要一两个时辰，三是时不时还遇到刮风下雨，天气恶劣。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老爷子身体好，能力强，又是苦孩子出身，恨不得马上天下大治，所以在明朝的早朝他坚持天天早朝。但几年下来，这位劳模也撑不住了。
司礼监太监
明初，一切政事都通过朝会来处理，为了不耽误正事，即使是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如洪武三年的记载，“敕百官自今上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下雨下雪了也得来上朝，只是允许穿雨衣过来。后来慢慢得朱元璋老爷子发现折腾不动了，也就慢慢找借口免了一些早朝，如后妃、亲郡王死了，可以免朝一到三天；文武一品大员死了，可以免朝一天。
后来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帝集权，废除了宰相，让朝会更是变成了皇帝一人的独角戏。以前有宰相辅佐，小事自决，大者奏请（皇帝），宰相没了后，无论大小事务都需要皇帝一人决断，像朱元璋、朱棣这样成熟的君主还能hold得住，但少年皇帝们（英宗、世宗），如何能在朝会短短时间内做出正确决定。
萌萌的小万历皇帝
而且朝会除了对皇帝各方面素质要求过高以外，明代早朝还太重太频繁，礼仪的性质也远大于行政的意义。皇帝臣子每天早起，赶到皇宫里，不过是来走走过场，对皇帝和臣子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因此明朝的皇帝看穿这一点后，都是早期勤于早朝后期怠于早朝。
等到英宗即位的时候（1435年），对早朝上臣子可上奏的事件数作出了限制，而且提前要把事情上报给内阁，大大削弱了早朝的政治功能。等到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为了让他健康成长（才8岁的孩子），改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每月上朝九次，等到他执政后期，直接不上朝了，有人专门统计了下，总共是二十八年时间未上早朝。
万历前期基本是张居正主政
但不上朝但不代表不理政，而是明朝的皇帝们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处理政事的方法或者说偷懒的办法，那就是票拟制度。这一制度立足于奏疏的递进与批答,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礼监收进,经御览后发内阁拟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御笔或司礼太监按阁票朱笔批红(批答)后发出施行。
通过票拟制度既保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能找大臣、太监为自己代劳，处理一些事务。但重要的事务还是要皇帝亲自决断的，如我们在《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看到，嘉靖皇帝躲在幕后听内阁大臣讨论，然后用敲钟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
明朝万历三大征
因此在臣子攻击他不上朝时，他说“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他觉得,自己关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尽到了为君者的责任,“只是一早朝始终不一耳”，就是想睡个懒觉不上朝有什么错吗？
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还是存在不少弊端的。嘉靖本人就承认“朕不视朝,下遂放逸”。皇帝不上朝理政，内阁又不强硬，就会造成奏本积压，政令不通，延误了很多朝政。但不能粗线条的将勤朝等同于勤政，并将明朝灭亡的原因扣在皇帝不上朝上面。
涯读涯史
先说说明朝的上朝的情况。
明英宗开始，早朝有二次大变。
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朱祁镇冲年（9岁）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
隆庆六年（1572），同样是幼君冲年继位（即明神宗也就是万历帝朱翊钧），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这一日程安排一直延续到明末。
除了具体形式的变化，明朝后期与前期相比，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
可是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赖长君”，有一个兼具皇帝和宰相职能的强势君主。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只有9岁，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早朝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如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
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具体是这样的
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
从此之后，早朝的模式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
经过如此删减，明太祖朱元璋本意起到“公朝决政”的早朝被釜底抽薪，完全架空。
回到万历朝，这时的早朝所行早已皆徇成规，所涉及政事本是空文，再加上礼制森严，繁文缛节太多，所谓
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
君臣双方参政议政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徒为观听之具”而已。
所以万历帝三十年不上朝其实对明朝权力中枢的运转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
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比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万历帝本人的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万历帝派太监征税，也有体恤从事农业的百姓而试图从工商和矿业中开辟新财源的意图，从赋税正义的角度而言，当时工商业繁盛，政府的赋税重心需要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至少做到平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到了在明朝的财政收入中工商业的比例不到2%。
普遍抗税行动本质上更像是豪富阶层与皇帝的对抗，而文官集团也是站在工商业的立场上的，所以万历帝空负“贪财”“与民争利”的污名，其实万历帝大约就“搜刮”到300万两到400万两左右，而且他的内库中钱财实际也是会用于军费等开支的。
从某种意义上，万历帝是被低估的一个明朝皇帝。
至于史家所谓“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说法，其实更没有道理，这里就不展开了。
谈古论金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很特殊的皇帝，执政前期励精图治改革弊政，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对外上主持“万历三大征”，先后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汉家疆土。但“国本之争”开始后，万历皇帝与内阁大臣争执长达十余年，从此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但是权力却从未脱离过万历掌控。
首先万历皇帝五岁就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到10岁登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非常精明了。朱翊钧曾经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以少年之姿牢牢谨记“用人唯我”、“生杀予夺”，经历过高拱、张居正等强势大臣的磨砺，可以说万历政治斗争经验丰富。
在万历深居皇宫，不再接见朝臣的时候，朝廷大事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万历三大征”中的调兵遣将全由万历一人而决，没有和众多朝臣商议；派出亲信太监分赴各地担任矿监税使，掌控财政大权。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是因为已经把皇帝这个职业琢磨透了，只要紧握用人、财政、军事三项大权，那么天下就还是他的天下。
另外自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执行“票拟、批红”这一制度处理国家大事以来，实际上就给了后代朱家皇帝不理朝政的机会。内阁大臣只是皇帝的助手，国家大事这些人先看提出解决办法，但是最后的执行要看皇帝批不批红，也就是说皇帝牢牢掌控国家决策权。
另外明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太监们读书识字，将这些人培养成帮自己处理批红的助手，提高司礼监地位，形成与内阁相抗衡、制约的内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太监的地位权力都来自于皇帝，因此这些人都是皇帝的忠犬，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也就是说皇帝想处理朝政就处理朝政，不想处理朝政就委托司礼监处理，不用担心大权旁落。
可以说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之后，没有宦官之乱，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权臣把持朝政，不得不说既有万历精明强干，更是因为祖宗留下的制度保障。
当狗容易做人难
说来这万历几十年不上朝的事情，史论纵横还有个小故事！
史论纵横家是开超市的，平时就在收银台上打文章，前天有一个村子里的大叔来买东西，就看到我桌子上放的《万历十五年》，就问我：“你知道万历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吗？
纵横也是一愣，对于明朝的历史，说实话，第一没有深入的研究；第二，明史当中很多事情都不太真实，就没敢信口开河。
完事这个大叔开始给我讲，当年郭沫若挖了万历的定陵，在开棺的时候，发现万历的两条腿不一样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就是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应该是因为下肢瘫痪或者行走不便造成的。
纵横一般不会主动发文去说明朝的历史，大部分关于明朝的历史都是李自成、魏忠贤和吴三桂这样明末清初的事情，但是，我从心里还是认为，明朝皇帝大多还是荒淫无道的多一点，这个史学发现，应该让人们更加立体化的了解万历这个皇帝。
那么，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能运转呢？
其实，这就是体制优越性，在宋朝之前，即使皇帝天天早朝，国家的事物一般也是由丞相来承担，所以，经常会发生相权威胁到皇权的事情，但是宋朝之后就开始不断削弱相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直接废除了丞相，后来就出现了内阁。
内阁可以说就是皇帝的秘书，军国大事都是上报到内阁，然后内阁有票拟的权力，皇帝只负责批红就可以。
不上朝也不代表不议事，像大的朝会其实都是礼仪性的，即使在清朝也很少有那种文武百官在一起议事的制度。基本上，涉及到哪方面的事情，小事情的话，奏折就可以解决，大事情的话，会把相关部门的人员传唤到皇帝身边进行讨论。
比如，清朝最勤政的皇帝雍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批奏折，据说雍正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在位十三年，奏折上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史论纵横表示，自己虽然也是历史高产写手，对雍正手写的字也只能表示瞻仰。
我估计万历也应该是这样的皇帝，内阁的制度决定了，奏折必须有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比如专权如魏忠贤的存在，也得在天启皇帝干木匠活的时候请示，可见，大事情上没有皇帝拍板根本不好使。
可惜的是，郭沫若在打开定陵的时候，由于当时的考古技术不是很先进，因此，很多文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挖掘，虽然我们知道了一些历史真相，但是更多的历史真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史论纵横
仆所见答题区内诸家或答非所问 或答不尽然 甚且滥竽充数 予虽拙见 犹希图同志者共鸣焉
如题所云 “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能运转” 这其实带有一定的错误 因为万历末期 国是日非 几乎不可挽救 进而可分为两段进行论述 一即万历帝几十年不朝 还“能”运转 二即无奸臣作乱 而第二段无奸臣作乱 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 因为作乱的奸臣无权 不只是万历时无奸臣作乱 放眼整个明代都无奸臣作乱 很大程度上就归咎于其政治体制的完备 比如在军事上 至少有四个监察系统 一是武臣彼此监察 二是文臣监察 即督师 经略 巡抚 兵备等的监察 三是宦官监察 即监军太监 镇守太监 守备太监 提督太监等 四也是文臣监察 只是职务不一样 这里的文臣指科道官 尚且不算五军都督府 兵部的掣肘 这里可以私下参见郑晓《今言·卷一》对明代军事领导系统有完备的论述
一、几十年不上朝 国家还能运转
其实这个命题过于笼统 因为万历一朝四十八年 这四十八年的行政并非就是不上朝 并且需要说明的是 不上朝不代表不处理朝政 很多国人对此并不知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今影视剧毒害的结果 万历帝处理朝政也分事情的紧急与严重 但如果涉及矿税等问题 就忽略掉 如万历三十二年 明成祖陵寝明楼失火 阁臣沈一贯 沈鲤 朱赓冒雨素服到文华殿 而神宗也感到“必有急事” 当启疏后得知阁臣借机上言除去矿税 又“不能罢” 所以沈鲤想借此机会奏事 因为他知道万历““帝恶言矿税事，疏入多不视。”（《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传第一百五·沈鲤传》）
再者明代皇帝处理朝政并不需要常朝 明代常朝等处理朝政的方式随着内阁制度在宣德以后的实行而淡漠 真正实现常朝 午朝等议论国家大事的只有永乐帝 英宗年幼 三杨当国 用票拟 故在正统以后只是作为一种礼仪的进行 此次私下可参见弘治本《大明会典·卷之四十四·朝仪》有朔望 常朝 午朝 辍朝等 解决了这方面问题 再回头来谈所谓几十年不朝的问题 因为太过笼统 我觉得把它分为三个时期来看更为合理 即前中后三个时期
明神宗《出警图》
一、万历前期
此一时期当在张居正当国柄政时期 即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 这个时期的万历帝对于国家大事 自然是处于一种不管理的情况 所以 万历前期可以忽略掉所谓的不上朝
二、万历中期 即万历十年至二十年左右 这一段时间万历帝亲自处理朝政 可以通过三大征的国家大事上作为表现 这个时间段还算能够处理朝政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期下 开启了其怠政的先声 从万历十八年开始的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即可以看出 当二十年以后 就不视朝与日讲 万历四十年 道臣杨鹤云：“皇上二十年以后罢朝辍讲、斋居决事。...日与宦官宫妾处面不一见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条）所以如果从万历二十年算起 万历帝怠政有二十八年
三、万历后期
这一时期各种危机的爆发 如在内政体上上下解体 在外民生上矿税之祸 辽事爆发 内政最严重的当属内阁的解体与六部行政的瓦解 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 吏部推举王家屏 万历帝否定 又嫌弃沈鲤“方鲠”（《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传第一百五·沈鲤传》）最终让他与沈一贯在三十四年一同去国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两沈相争的故事 而吴道南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四十五年丁忧而去 李廷机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阁仅在任九月 陈于陛二十二年入阁 想要有所作为 然而“帝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五·陈于陛传》）二十四年即病逝
至万历末 国事已大坏 神宗担忧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 以及“耻为臣下挟制”（《大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七》）所以不放权给内阁 也不放权给司礼内臣 所以阁臣深感无奈 当三十四年沈一贯与沈鲤去国以后 阁臣中只有朱赓一人 朱赓请补阁臣 不报 朱赓在阁三年 却没有见过皇帝一面 最终因病杜门不出 阁中无一人 三十五年 令叶向高 李廷机 于慎行三人入阁 王锡爵为首辅 然而王锡爵与李廷机坚决不赴任 十一月于慎行死 第二年十一月朱赓死 阁中只有叶向高一人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叶疏一百余 请补阁臣 神宗置之不理 直至四十一年方从哲 吴道南才入阁 那么这段时间只有叶向高一人主持内阁 所以其言：“然以四十一年之间，居此地者二十余人，而臣以一人独支七年，则臣之难又可知矣。”（《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一》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条）在内阁如此 而在其他衙门更甚于此“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故谓“职业尽弛，上下解体。”（《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方从哲传》）
《叶向高传》亦大抵如此：“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明史·卷二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叶向高传》）
以上陈于陛等耿直的大臣 都因为万历帝的制约不得如世宗时期张璁 夏言 杨一清 徐阶 穆宗时期高拱 张居正等阁臣施政维持国家运行 内阁本身无决策权 其机构本属于一辅政班子 咨询机构 由于票拟的关系 使得它具有一定的权利 然而当皇帝不愿意放权 内阁便不能及时票拟 既不能票拟 司礼衙门也不能批红 不能批红 国家大事就不能决策 实行 万历末年的内阁 大臣并不以入阁为荣 他们争相逃离这个无用武之地 所以内阁已经分崩离析 为何造成内阁如此地步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担忧第二个张居正的产生 所以他以内阁无法决策的方式来避免其对皇权的制约 通过这样拙劣的手段加强 维持其君主专制 他没有如他祖父明世宗一样制衡臣下 治国的能力 也没有那种智力 所以一切关于他不喜欢的 厌恶的奏疏都留中 但是换来的代价却极大
明神宗像
一、门户之祸 先是 申时行接替张居正入首辅 完全持两不相得罪的态度行政 以神宗之是非为是非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万历之荒怠 当比雒于仁上《酒色财气疏》 神宗震怒 其请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鉴·卷七十九》）《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申时行传》说他请帝下诏“诸司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 于是“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帝皆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郑贵妃传》） 至票拟不行 批红不可 国是壅滞 遂有言论庞杂 党同伐异 门户大开 以至于“诸司不问职业，而言门户。”（《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风》）
二、辽事之起 浙 楚 东林诸党派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迁罢黜都系于朋党 此朋党之争 比如二沈相争故事 而三十七年二月以后 树党相攻更加严重 当时道臣郑继芳劾科臣王元翰贪赃数十万 而王元翰尝劾申时行 王锡爵 沈一贯 并举顾宪成等罢黜十余名可以用 又说：“继芳北鄙小贼，为王锡爵、申时行吐气。”（《大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五十五》） 郑同党刘文炳 刘国缙等上章奏十数余 势必要把他赶出朝廷 不等神宗诏令而将他困在家中 王元翰不堪受辱 便拿出所有箱笼给他们看 大哭而去 神宗以惯用的伎俩听之任之 两不相帮（《史本纪》谓“因循牵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传》）
三、士大夫腐败 神宗时（及以后）吏治极其腐败 以至于南明之亡（参见《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国榷·思宗崇祯十七年》《三垣笔记·下·弘光》等） 这与明士大夫精神风貌 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九·武臣·郑遵谦传》说：““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 虽然这在崇祯时期 然而却肇于嘉隆 坐实于万历 糜烂于崇祯 又《万卷楼集·卷一·遇言序》曰：“图禄外之富,归则华宫室,辟田土,饰子女,流饮宴，甚乃结交守令，籍势罔利，...”云云 是门户之开 彼此相倾吏治腐败之下 士大夫亦腐败矣 试问 万历末期朝政局势如此 还能说这个国家机器能够运转吗？纵使有运转之名 也无其实 
仇英《清明上河图》
夫明代政体自丞相之废 大抵以六部总揽外朝国是 其后内阁 司礼权重 有票拟 批红之迹 内阁 司礼所以权重者 乃君上不躬亲国是 权柄下移 而内臣为天子亲臣 日月之左右 故内阁与内臣相倾几败 遂养成王振 刘瑾 魏忠贤之权阉 苟若上有贤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为 一旦君不贤 臣又愚 则四民倒悬矣
以神庙之季腐败 此废丞相所以养成耳 按丞相为外廷政府之首脑 有其领导组织 一旦废罢 国家中枢为之一坏 虽内阁之设 然其为依附皇权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败 焉有可为 江陵以后 神庙虑大臣植党 既不重内阁 亦不重司礼 神庙既不重内阁 是票拟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国是多不能决断 群臣建言多不听 以至于有挂冠而去 或杜门不出者 内阁空无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谓在内则上下解体 政治腐败 在外则辽事日炽矣 若云辽事之日窘 乃败于兵戎 不如谓败于吏治耳 凡上下二十余载上下解体 门户大开 矿税四起 皆神庙所以酿成 卒致亡明 故谓明之亡 亡于万历者 确为一定之理耳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谓：神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张洵美
如果皇上不理朝政不想干活，那出奸臣的前提就是，皇帝自己有信任的大臣或是觉得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大臣，愿意把部分权柄暂时的交给大臣，然后大臣才有成为“奸臣”、专权欺君的可能。但是万历虽然不上朝，但也没什么特别信任或是喜欢用的大臣，所以他根本不放权，而明朝的权力运行机制，已经基本上排除了大臣在没有外援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窃取权力的可能性，那么，怎么可能会有奸臣作乱呢？
自从张居正死后，不仅万历皇帝自己对“权臣”的出现十分警惕，就连文武百官也不希望再出一个像张居正那样的权臣，毕竟张居正在的时候，搞的各种变法，可是把大臣们折腾的够呛，谁愿意再出一个折腾大家呢，所以朝野上下都不乐意见到权臣出现，自然会从各方面去预防这种情况产生，而且明朝本身的体制本来也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张居正真的是赶巧碰上的……
还有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万历皇帝不上朝，但真的不是不管事啊……他只是懒，又不是蠢……被张居正教育了这么多年，万历皇帝虽然不喜欢见大臣，但是为了坐稳皇位，决策权可是掌握的死死的，时不时来个决定。比如说“万历三大征”，就是万历皇帝坚持必须要搞的。还有开矿税，派太监下去捞钱，和收辽饷等等，万历皇帝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不仅不懒，而且还很勤快……
管理朝政，其实并不是只靠上朝一种方式。明清两朝的上朝都是在奉天门，不仅参与的人数特别多，而且是在户外。你想想，在没有广播喇叭的古代，在室外隔那么远还能商讨国家大事，可能吗？只要内阁等高官和万历皇帝的联系不断，其实并不用担心皇权架空的问题，自己管个大方向，剩下的交给大臣就好了，反正，皇帝看到不满意的票拟，打回去重写就行了，很容易的。
营三千
你好！由冬眠蛇来回答此问题。
万历是二十多年不上朝，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事，国家的运转和上朝估计不存在本质当然联系，至于奸臣作乱？要是以前的朝代有可能，明朝，绝无可能，为啥呢？因为大臣手里没权，怎么作乱啊？谁听他的啊？
先说上朝这点事。朱元璋那会儿，特强调上朝这个事，一天开早中晚三朝，跟吃饭似的，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他有心气这么折腾自然是没问题，可后代的皇帝哪受得了这个？上朝无非是处理政务，上朝本身只是个形式，但过于频繁谁也坚持不住，但不能说坚持不住上朝就等于怠惰政务，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怠惰政务的，为啥？
因为朱元璋立下的第二个原则，不设宰相。宰相除了管理百官，还是政府首脑，等于一台计算机的cpu，中央处理器，全国所有的政务都要到他这里汇总处理，可是明朝没有宰相，那政务总的有人处理，谁处理？当然是皇帝，因为废宰相，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兼并给皇帝，那宰相的工作自然只有皇帝有权做，所以说，只要后续皇帝不恢复宰相，他们即便不上朝，也得处理全国政务，因为他们总是兼着宰相的职能，全国的奏章最后还是汇总到他们手里。
明代从宣德皇帝往后，基本就不每日都上朝了，而就算上朝，也有奏本的限制，不可能说事起来没完没了，皇帝也是人，不能当牲口用，而且上朝处理事情效率不一定比在南书房自己批改奏折高，而且一个人成年累月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别说处理事情，能来就很伟大了，所以每日上朝这事违反人性，应该废除，有了大事聚聚，没什么大事就不用天天聚，各干各的活完了。
上面也提到了，只要不恢复宰相，皇帝在哪都是忙的，而作乱那种奸臣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无法集权，权力都在皇帝那呢！比方说内阁大臣，内阁大臣都是内阁大学士(五品)兼任一部尚书(二品)来处理政务的，他们不是宰相，所以没有签署命令的权力，所有的条陈都要出具意见后送到宫中给皇帝画敕，批红，而这批红盖章的权力，皇帝交给了太监，一方面，这样可以减轻皇帝的一部分压力，另一方面，太监和内阁大臣互相制衡，皇帝反倒可以总其成。
所以说这样的运行机制下，皇帝不上朝也可以把持政权，而内阁大臣天天处理政务却也无法摸到权力，太监有权无势，他的权又只是皇权的延伸，受到朝臣制衡，说白了，权力都在皇帝一个人身上，除非打破制度，否则不可能出现国家无法运转，奸臣作乱的情况。
史书上冬眠的蛇
我是真历史，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史学界有句话叫“明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对于这句话，我始终是比较认同的。 万历确实不是一个好皇帝，尤其是万历十五年后，万历忽然就不上朝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受到了什么刺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难解之谜。 万历不上朝以后，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资本积累上，派出大量的太监，到全国各地任何能收税的地方去收税，大量的太监到地方上摇身一变，变成了盐监、矿监、税监……卖力的帮助皇帝搜刮任何可以搜刮到的钱。
当然了，这些钱是不会进入户部的国库的，而是进入皇宫中的内帑，以供万历各种打call。所以越搜刮，老百姓越穷困，越愤怒，但国家是不会富裕的，因为钱全进了万历的私人腰包。 万历每天起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命令好几个太监（看清楚，是好几个）搀扶着体型肥大的自己到藏银子的地窖里看看，看看自己的那些心肝宝贝都在不在，然后数一数，发现数目都对了，就心满意足了。据说这些银子因为长时间不流动，发生了严重的氧化，发黑发脆。
万历因为缺少运动，身体非常胖，据说有300多斤，肚子大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走路的时候需要两个太监专门给他扶住肚子。最恐怖的是两条腿常年盘腿坐炕上，已经完全萎缩。 让明粉激动万分的万历三大征，虽然听上去非常振奋人心，给人一种指哪打哪的感觉，尤其是抗日援朝，感觉就是摧枯拉朽、轻而易举打残倭国，事实上。这仗打的非常苦，是惨胜，前前后后打了八年，中间还因为没钱和军事力量跟不上停战了几年，最后还是日本国内的枭雄丰臣秀吉挂了，日本无心恋战才提早结束。
三大征花费国帑无数，可以说穷尽国力，万历之后，国势极速下降，进入颓势。 万历这么完犊子为什么国家还能运行正常，是因为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比如说内阁六部等机构，虽然出现了多年人事僵化，流通不畅的情况，但只要这套机器还在，还在正常运转，国家就没什么大事。甚至很多情况下，没有皇上的朝政反而比皇上过多参与的朝政更加清明，因为皇上的话大家必须执行，而皇上的命令依我来看昏聩多于英明，而内阁朝臣讨论出的结果相对来说会更加合理。
所以说，只要制度合理，不需要什么英明的皇帝，因为再英明的人也要犯错，不英明的就更能犯错了，而一群正常人相对来说犯错的几率会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