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藤
崔浩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因助力太武帝出击胡夏、北凉以及柔然而闻名于世，虽是汉人，却深受北魏皇室的信任。但就是这样一个号称料事如神、身居高位的重臣却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被诛杀，除崔氏一族被灭外，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等高门也受到牵连以至灭族，对当时的政坛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那么，崔浩是为何被杀的呢？学界有这样几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崔浩在修《国书》的时候，因秉笔记录了许多鲜卑贵族不光彩的历史，并把这些内容刊刻在了碑林之中，引发天子之怒，故这次变故又被成为“国史之狱”。除此之外，也有说法认为是崔浩灭佛的主张引发了信佛的鲜卑贵族的不满，由此引来杀身之祸；还有说法认为崔浩太重视门第姓族，试图划分氏族高低的举动激怒了鲜卑贵族。
在这些种种说法中，第一种也就是《国书》修订带来祸患的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但问题是，崔浩究竟在《国书》之中写了什么内容从而激起太武帝的震怒呢？崔浩《国书》依然不存，但是治史大家周一良先生却从《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等其他文献中寻找到线索，指出引发杀身之祸的是《国书》之中有关道武帝被流放到蜀地的叙述，暴露了拓跋氏祖先国破家亡的耻辱历史；此外，周一良先生推测，《国书》之中很可能还记载有代王拓跋什翼健在其子献明帝死后以其子之妇为妻的历史，这虽然在鲜卑族早期历史中时有发生，但太武帝时已深受汉文化影响，故以此为耻迁怒崔浩。这些记载都有触怒太武帝的可能，崔浩之死也绝非是因为受贿，而是因为在《国书》之中记述了这些鲜卑族不光彩的历史。
参考文献：周一良 著：《崔浩国史之狱》，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42-350页
国家人文历史
一个称霸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后面，必然有一个睿智的汉族重臣，这已证明是铁的定律，而北魏武帝拓跋焘能够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可以说和他拥有一个顶级智囊密切相关。
这个人就是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郡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人，崔家是北方高门士族，从三国曹魏到南北朝北魏，崔家多人都是朝中重臣，即使后来五胡乱华，但崔氏一门在北方的影响仍未减弱，其父崔宏被称为冀州神童，官至北魏吏部尚书。而崔浩则比其父更具才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长相则美如妇人，常以张良自比。
二十岁的崔浩就在北魏担任了通直郎的官员，后来做到了司徒高位，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再到太武帝，北魏三代君王，都把崔浩视为了首席参谋，北魏军政大事，无一不听其意见。
特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伐柔然时，却因之前数次对柔然无功而返而在朝堂中遇到众臣大多数反对，事实上除了他和崔浩，其他人基本持反对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派往刘宋方面的卧底不断传来南边刘宋皇帝刘义隆正在大规模备战准备北伐，而大夏国的赫连昌的弟弟驻兵平城，有一定实力；北燕、北凉等国也可能会趁火打劫；此时北魏如果远征柔然，刘宋方面再大举北上，必然腹背受敌甚至几面受敌，很容易陷入全面被动。
于是大臣们的借口众多，有的说是今年的天象不利于出征，出征必败，有的说柔然之地不生兔子不长草打下来也没意思，他们还推出当年力谰符坚不要南征的赫连昌的太史张澜，说今年大王如若出征，必会收获和当年符坚一下的下场。
但此时崔浩站了出来，成为拓跋焘的坚定拥护者，力辩群臣，对群臣的意见一一进行反驳，他说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现在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前，尽全力将柔然人打跨打怕，才能避免在宋魏大战时腹背受敌。
崔浩的支持坚定了拓跋焘的决心，他决定起重兵北伐柔然。最终扫平柔然，成为北魏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步。
灭胡夏、灭北凉、扫柔然，北魏太武帝的军功章上真有一半崔浩的功劳。
但就是这样一位北魏立下巨功的崔浩，下场却很惨，太延五年(439年)北魏修国史，最初拓跋焘发话了修史嘛，当然是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崔浩错误的领悟了领导的精神，主持修史就坚持了秉笔直史，记录下了拓跋皇族很多不光彩记录，并将内容刻录在了皇宫前的石碑上，这下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惹怒了，诛杀了崔浩，对这位为追随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重臣，拓跋焘觉得一死不足以泄心头之恨，还让数十名侍卫往崔浩头上撒尿予以羞辱。
同时还诛了九族，崔浩和他所代表的数百年北方第一名门清河崔氏，就这样消失于历史舞台。
崔浩之死，成为北魏帝国史上第一冤案。这笔惨案的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南北朝时期五胡和汉民族融合与斗争不断交织的显著政治特色。
答疑人：今日头条年度历史自媒《夜狼文史工作室》主编夜狼啸西风
夜狼文史工作室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写有专门的一篇《崔浩国史之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阐释。
周一良先生主要根据《魏书》称崔浩所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指出所谓的“不典”是崔浩国史引发鲜卑贵族激怒愤恨的主要原因。根据周一良先生的考证，所谓“不典”，至少包括这样两条：
第一条是前秦君主苻坚灭代之后，代王拓跋什翼犍之死以及道武帝拓跋珪被迁至蜀的史事，崔浩一五一十地予以记录，对北魏统治者祖先们在处于弱势状态时遭遇到的羞辱直言不讳。
第二条是道武帝之父献明帝拓跋寔死后，拓跋寔的父亲拓跋什翼犍很可能收继了拓跋寔的妻子、也就是拓跋珪的生母贺皇后为妻，而且贺皇后还跟什翼犍生了秦愍王拓跋觚，这一情形造成南朝人一度搞不清楚拓跋珪到底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还是儿子。崔浩也可能把这样的事情记入国史之中。
这两条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北魏初期的史事的记载并不相同，因而我们目前看到的非常可能已经是经过北魏官方掩饰改写的记录，特别是其中第二条涉及北方民族固有的收继婚习俗，
盖此类事鲜卑族本不以为奇，迨太武帝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
翁媳婚配，当时并不以为怪，至崔浩国书之狱后，史家始讳言之。
周一良先生的结论就是，这些“备而不典”“暴扬国恶”的直笔，伤害了太武帝拓跋焘和鲜卑贵族们的自尊心和感情，最终引发了“崔浩国史之狱”。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因国史之狱被夷九族，并牵连其姻亲家族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和太原郭氏，《魏书》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魏书·崔浩传》记国史立碑刻铭之后，
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
《北史·崔浩传》又称：
北人咸悉忿毒。
看来事情坏就坏在如此招摇地将撰修成功的国史铭石立碑，并且因此被愤怒的读者举报。可是这么做，虽然是崔浩下属闵湛、郄标建议的，但并不是因为崔浩的自我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崔浩要在太武帝这里邀功——我很好地完成了您交代的任务，现在要风风光光地将成果展示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这一做法得到了太武帝本人直接或间接的赞许，史书记载太子景穆帝拓跋晃也十分赞同这个计划，于是北魏官方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西举行郊天大典的地方附近，专门辟出一个“方百三十步”的广场，立碑刻铭。
无论崔浩本身潜藏的立场如何（是否是汉族高门自矜是否蔑视鲜卑贵族），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并非书呆子，因而绝不可能是有意揭露北魏统治者早期的糗事，而且太武帝拓跋焘、太子景穆帝拓跋晃都是崔浩所编国史的最早的审阅者，他们之前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异议，说明崔浩的所谓秉笔直书严格来说并不是特别敏感。
但是铭石立碑公诸于众之后，大量在一定程度上精通汉语文的中青年鲜卑贵族，读到了在鲜卑语境中习焉不察但是在汉语语境中十分触目惊心的内容，对崔浩深恶痛绝，群情激奋要求太武帝拓跋焘处置崔浩。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崔浩是三朝元老，到太武帝时期已经位极人臣，却不知自量，专制朝权，恃宠而骄，已然引起鲜卑贵族不满，他更直接任命自己推荐的官员为地方大员，藐视皇权。这也是他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可以说有些忘乎所以了。因此，这个“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个引爆点罢了！鲜卑贵族与北方汉族士族矛盾尖锐，崔浩当时的汉化政策已经到了鲜卑贵族不能忍的地步，不管他再怎么位高权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毕竟当权者不是他，而他却触动统治阶层利益，崔浩的死是必然！
陈寅恪也认为：
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
但是，在谈古论金看来，太武帝拓跋焘号称“聪明雄断，威豪杰立”，重用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并非不能驾驭，更没到兔死狗烹的地步，质言之，崔浩所谓的”专制朝权“，其根源来自于拓跋焘的宠信恩遇，对他”控制使用“，拓跋焘实际上游刃有余而优为之。
说到底，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有不得已的地方。
（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北方统一，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崔浩撰写的国史主旨其实是歌颂揄扬太武帝拓跋焘的，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太武帝时代的史事，讲述北魏先代史事的部分大多只是沿袭以往的文献和口传文献，就这一部分，崔浩最多做的是“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真正的创作者——而后来出问题的恰恰是讲述北魏先代史事的部分而不是太武帝时代的史事，照理说崔浩有责任也相对次要和间接，但
眼下在统治核心集团内部引发的众怒，已经使得当初的这个主旨和崔浩的实际责任显得不那么重要或那么不重要，拓跋焘本人也被推到了一个尴尬两难的地步，不妥协牺牲掉崔浩，就会影响统治核心集团内部的忠诚度和向心力，也许仅仅出于通过切割而自保，拓跋焘也不得抛出崔浩作为牺牲品。崔浩及其内外姻族被族诛惨死的命运也就这样被确定了。
谈古论金，掰开揉碎历史的人性和技术流呈现给您
谈古论金
北魏名臣崔浩，博学多才，智计过人，深受皇帝信任，有大功于国家，而最后竟落得灭族而亡，实在是一件令人诧异又令人可惜之事。推其致死原因，史书久有说法，但未中要害。今据《魏书崔浩传》，详为剖析。
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崔浩奉命主编北魏的官修史书《国书》，编成以后，手下一些溜须拍马之徒，不仅大肆夸奖，而且建议把《国书》以及崔浩自注的《五经》刻成石碑，树立在通衢大道，以供百姓阅读。崔浩自负才能过人，就表示同意。当时监国的太子谥号恭宗的拓跋晃，也表示赞赏。就花钱三百万，办成了这件事。石碑刻成以后，轰动一时，阅读过的人都赞赏史书修得好。但是，因为史官的直笔传统，将北魏前代皇帝的秘事和不光彩事都如实记录下来，引起鲜卑族人的不满，也让崔浩的仇家抓住了把柄，北魏世祖拓跋焘闻讯大为震怒，于是兴起大狱，诛杀崔氏满门，并牵连诛杀了一大批与崔浩有关系的汉人家族。崔浩押赴刑场时，刽子手站在囚车上朝他头上撒尿，气得崔浩嗷嗷乱叫。一个天才人物就这么死了。
但是，这个直接原因不能不让人起疑心。魏世祖拓跋焘一向对崔浩宠信有加，倚为智囊，为了这么一件事就大动肝火，似乎不合适。石碑暴露先皇秘史，在质朴的鲜卑族，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代英主拓跋焘，对这点小事应该能够想开。捶碎石碑，略示薄惩可矣！
但是，这个直接原因不能不让人起疑心。魏世祖拓跋焘一向对崔浩宠信有加，倚为智囊，为了这么一件事就大动肝火，似乎不合适。石碑暴露先皇秘史，在质朴的鲜卑族，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代英主拓跋焘，对这点小事应该能够想开。捶碎石碑，略示薄惩可矣！
撇开这个直接原因，还有许多间接原因可谈。崔浩的正直，曾经引起过众多朝臣的忌恨，当时世祖刚刚继位，为了考虑大家的情绪，不得不把崔浩免了官，但仍然信任，一有事就把崔浩接进宫去商量，或者自己到崔浩家去。拓跋焘是个英明的皇帝，朝臣的忌恨和陷害，并不能改变他对崔浩的看法。所以这个原因，也不能成立。
另一个间接原因，就是所谓的报应说。崔浩本人不爱《老》《庄》，也不信佛教，世祖皇帝也是如此，在崔浩的怂恿下，魏世祖拓跋焘在位的时候，曾经下命令全面灭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崔浩自己，也曾把老婆阅读的佛经丢进厕所里，所以有人说，崔浩临死时头上挨尿淋，是佛祖在惩罚他。但皇帝拓跋焘自己从未对灭佛行为后悔，所以不至于为灭佛的事怪罪崔浩，这条原因也不能成立。
与崔浩同时代的高允，曾经事先预见了崔浩的下场。崔浩当时位尊权大，呼风唤雨。他从全国选拔了五十多名人才，大部分是汉人知识分子，要派往各地担任郡守。当时监国的太子拓跋晃，指出这么做不合适，说前一次选拔的人才还在储备着，应该先派那批人当郡守，新选的这批人先担任郎中等小官，锻炼锻炼再说。应该说太子的建议是正确的，可是崔浩固执己见，非要和太子见个高低。高允知道以后，说了句：“崔公岂不免乎？”
这个原因应该说很重要，崔浩公然得罪太子，太子的爸爸当朝皇帝肯定不喜欢。而且崔浩大量选拔汉族人当地方长官，鲜卑族的皇帝和官员们心里也一定不高兴，甚至会有疑虑。那么找个借口，杀一杀汉族人在北魏朝的势力，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不过，除了这条原因，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前史未曾提及。那就是，崔浩的才华、影响力，已经牢牢掌握住了皇帝，使皇帝不得不言听计从。多次的实践证明，崔浩说的话、献的计，总没有错，他认为能胜，就必然能胜，他认为会败，就必然会败，不管是千里之外，还是多年以后，崔浩的判断总没有错过。时间越长，崔浩的影响力就越大。
但是，从崔浩的多次战争策划中，我们能发现蛛丝马迹，凡是面向北方或西方少数民族的战争，崔浩的建议总是积极的，鼓励皇帝出兵。而面对南方汉人政权东晋和刘宋，崔浩总是提出种种原因，试图阻挠拓跋焘出兵。而拓跋焘本人，对崔浩的建议，关于西北两方的，接受的多，驳回的少，结果成功的就多。而对南方的，则是驳回的多，采纳的少，最后失败的也就多。虽然这样每次都验证了崔浩的正确性，让皇帝和文武大臣更加佩服崔浩的才华。但是明眼人也许很容易想到，崔浩在北魏帝国的南方政策中藏了私，不肯尽言－－他有亲汉倾向，这是很让皇帝讨厌的。
当时，北魏连年征战，国力一天比一天强，地盘一天比一天大，北方差不多让他统一完了，最大的战略目标无疑就是南方的东晋帝国和后来刘宋帝国。而首席谋臣崔浩，却不肯为平南尽心策划，他不仅不赞成打南方汉人政权，还在北魏国内大量扶持汉人上台。做为鲜卑族皇帝的拓跋焘，他对此应该是清醒的，所以杀崔浩，并且借杀崔浩而大量诛杀汉人，是必然的事，只在迟早之间。
如此说来，置身北朝的崔浩，对苟安长江以南的金粉南朝，不无微功！
相思藤
足智多谋的清河世家大族崔浩
崔浩（公元？~450年），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武城人，是曹魏司空崔林之后，亦是北魏司空崔玄伯的长子。
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天文地理，百家之言，无不涉猎，精研经义，时人莫及之。
崔浩自比张良，一生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帝，官至司徒，他是北魏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北魏太武帝正是听取崔浩的建议才能举重若轻地灭掉赫连勃勃的胡夏国、灭掉北凉，联通西域，出击柔然……
创建北魏的道武帝拓跋珪
可以说，北魏能够统一北方，崔浩辅弼之功甚大。
然而，崔浩最终却因编修北魏的国史太过贬抑北魏初期的统治者而被太武帝诛杀，并被灭九族，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统一北方后下令灭掉崔浩全族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其一，崔浩实事求是地编修北魏国史，国史中记载了太多北魏早期统治者不光彩、阴损、黑暗的内容，这让鲜卑勋贵为主的北魏统治者很记恨崔浩，这样崔浩就得罪了北魏先皇及当世皇帝拓跋焘；
其二，崔浩崇尚道教，因此他劝太武帝也推崇道教而贬斥佛教，于是，三武一宗灭佛首先因崔浩的宗教政治主张而起，一时间，北魏全国的佛寺血雨腥风骤起，这样崔浩不但得罪了全国的僧侣集团，更得罪了崇信佛教的大部分北魏鲜卑贵族；
其三，崔浩是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出身，因此他掌权后的政治主张是想要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类和规定士族的高下，并恢复曹魏那种根据才能、道德、家世来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但是这种政治主张对以军功起家而身居高位的鲜卑贵族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他们只懂喊打喊杀（孝文帝改革还没有进行），所以他们对崔浩这种抢他们及其子孙工作（饭碗）的政治主张肯定更加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崔浩之死及其家族的灭亡，只是鲜卑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晋升渠道和佛教宗教信仰，遂找准时机借助国史之狱的导火线，进而蛊惑皇帝拓跋焘，大肆除掉崔浩等汉人士族，从而将崔浩及其家族斩尽杀绝的民族性政治斗争。
崔浩因太博学多才遭人嫉妒，因推崇道教贬斥佛教而遭鲜卑贵族痛恨，因想改革北魏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被大多数鲜卑贵族们深恶痛绝，又因太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遭统治者愤恨而身死族灭，了解其真正死因，千百年来仍使人扼腕叹息不已。
总之，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多行不义必自毙地推崇道教贬斥佛教，欲速则不达地改革人才选拔制度，这是导致崔浩惨遭灭族的两个根本原因。至于秉笔直书毫无隐晦地记载本朝历史，只是崔浩之死的一个表面原因。
小崔畅说历史
崔浩作为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不仅出身名门官至司徒，还是太武帝拓跋焘最重要和最信任的谋臣之一，但最后的下场却是被诛灭九族，可谓非常凄惨。关于他死亡的原因，很多人觉得是因为他主编《国史》时，将拓跋氏一些不愿被人知晓的历史给写了进去，并且还把它们刻在石碑上，让过往的行人品评议论，于是就被太武帝拓跋焘给杀掉了。
表面上看，崔浩的死的确是因为编写《国史》，但真实原因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当时崔浩虽然是《国史》的主编，但具体内容却是高允所写的，《国史》案发生后，拓跋焘自己就说过：“高允的罪，比崔浩还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高允得到赦免。所以说，崔浩的死并不是因为写《国史》这件事本身触犯了拓跋焘，如果真是这件事的话，高允作为直接编写史书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得到赦免。
后来，拓跋焘又想把涉及《国史》案的人，全部都满门抄斩，但最后在大家的求情下，也仅仅只有崔浩被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了本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仅仅是因为国史案，拓跋焘可以对其他人从轻发落，没有理由单单对崔浩株连九族，更何况崔浩还是他最信任的大臣。所以崔浩被杀，《国史》案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的原因绝不在这里。
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崔浩，其实和历史上的晁错、满宠，甚至王猛一样，表面上看他们皇帝的心腹大臣，深受信任和推崇，但事实上他们就是皇帝的鹰犬和打手，通俗点讲就是专门替皇帝做得罪人的事情，或是皇帝不好亲自去做的事情，对于这类人，历史上通常还有一种称呼给他们：酷吏。
在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干了一件影响力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灭佛运动。大家知道，在北魏时期，佛教已经根深蒂固，成为各大豪门贵族集团用来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甚至是当时的太子都公开表示支持佛教，可想而知，佛教代表的力量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太武帝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灭佛运动，所面临的阻力会有多大。
如果拓跋焘亲临第一线去指挥灭佛运动，那他和太子、豪门贵族以及佛教之间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太武帝拓跋焘自己不仅会置身于舆论和漩涡之中，后面甚至连缓和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拓跋焘只能让崔浩出面，至少让人感觉许多事情绝不是拓跋焘的本意，而是崔浩极力怂恿下的结果，这样拓跋焘可以选择的机会就多了，甚至而言，一旦事情不可控，完全可以拿崔浩的人头去平息众怒，总而言之，都是崔浩的错，我也被他给蒙蔽了。
在这种背景下，崔浩先后替拓跋焘做了三件非常得罪人的事情，一是打击胡人豪门集团的利益，二是灭佛运动；三是打击太子的势力。这三件事，随便拧出一个，那都是要得罪一大堆人的，更不用说还涉及到太子和朝廷权贵。这些力量肯定不会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他们一旦反扑，其力量可想而知会有多大，以至于太武帝拓跋焘最后发现局面已经快不受控制后，崔浩就只能被当做牺牲品给推了出来。
而在这个时候，崔浩又偏偏自己给自己找事，他自恃皇帝宠信，就有些忘乎所以了，不仅将许多政治敏感内容写进《国史》里，更是将这些内容刻在石碑上让人评论，当然，对于这件事本身而言，确实算不上什么大罪，按高允的话来说，它连杀头的罪都够不着，而以当时崔浩的身份和地位，可以说是小事一桩。
但问题是，崔浩以前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在他犯下这个小错误后，大家就借此机会集体对崔浩进行反扑，可以说朝廷里上至太子，下到各级官员，中间还有各大豪门贵族集团，都一门心思要搞死崔浩，而且大家对于崔浩的怨恨，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指向拓跋焘，在这种背景下，拓跋焘为了洗脱自己的责任，只能严厉打击崔浩，总而言之，以前国家的这些政策，都是崔浩个人的行为，我也是被他所蒙蔽。于是一件小事被弄得越来越大，最后就酿成了一场诛九族的大案。
所以说，崔浩被诛，《国史》案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的原因是皇帝与豪门贵族、佛教以及太子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无法调和，而太武帝拓跋焘又没有绝对实力将反对力量全部扼杀掉，于是只能牺牲崔浩来缓和双方的关系。
太史龚
算无遗策的北魏第一谋士崔浩
崔浩与张渊等人的御前辩论结束后，朝中公卿重臣有人责怪崔浩说：“如今南方宋国的敌人正在伺机入侵，而我们却置之不顾兴兵北伐。如果柔然听说我们攻来，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前进没有收获，后面却有强敌逼近，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崔浩不慌不忙地说：“你说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我们不先攻破柔然，就没有办法对付南方的敌寇。南方人自从听说我们攻克夏国都城统万以来，对我们一直深怀恐惧，所以才扬言要出动军队，来保卫淮河以北的土地。等到我们击破柔然，一去一回的时间里，南寇一定不敢兴兵动武。况且，南寇多是步兵，而我们主要是骑兵。他们能北上，我们也可以南下。在他们来说已经疲惫不堪，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曾疲劳。”
“更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南方河道交错，北方一片平原，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土地让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以刘裕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留下他的爱子镇守，又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战将和数万名精兵，还没有守住，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原野中的号哭之声，至今都没有停止。况且，今日的刘义隆和他的文武群臣，其才略根本无法与刘裕时代的君臣相比。而我们的皇上英明威武，军队又兵强马壮，如果他们真的打来，就像是马驹、牛犊与虎狼争斗一样，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柔然一直仗着与我国距离遥远，以为我们没有力量制服他们，防备松懈已经很久了。他们一到夏季，就把部众解散，各处追逐水草放牧，秋季马肥兵壮之时，才又聚集，离开寒冷的荒野，向温暖的中原南下掠夺。而今我们乘其不备出兵，他们一看到飞扬的尘沙，一定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公马护着母马，母马恋着小马，根本难以控制驱赶，等到找不到水草，不过几天的功夫，他们就会再行聚集，乘他们疲劳困顿之计，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短时间的劳苦将换来永久的安逸，这样的时机千万不能放弃，我一直忧虑的是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现在皇上的决心既然已经下定了，为什么还要阻挠！”
寇谦之也私下里问崔浩：“柔然果真可以一举攻克吗？”
崔浩胸有成竹地说：“此战必胜无疑，唯一的忧虑就是恐怕将领们到时候会顾虑太多，瞻前顾后，不能乘胜深入，以致于不能一举取得彻底的胜利。”
不久，拓跋焘便从平城出发，命令长孙嵩、楼伏连等留守京师，他自己向东取道黑山，派长孙翰向西取道大娥山，共同约定在柔然汗国的王庭会师。
拓跋焘抵达漠南后，留下了所有的辎重，亲自率领轻骑兵和备用马匹袭击柔然汗国，大军很快逼近栗水。柔然汗国的纥升盖可汗果然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原野上到处都是牲畜和放牧的人们，当他们发现北魏的大军突然来袭时，惊慌失措各自逃散，根本无法集结。
纥升盖可汗只好放火焚烧房屋，向西逃走，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的弟弟郁久闾匹黎先本来主持东部的防务，听说北魏的军队大举攻来，立即召集他的部众打算向他的哥哥靠拢。刚刚出发，就与北魏长孙翰的军队遭遇，长孙翰拦截并袭击了郁久闾匹黎先的部队，大破柔然军队，斩杀了数百名酋长等头目。
纥升盖可汗逃走以后，他的部落四处流散，躲藏在荒山深谷之中，牛马等牲畜遍布原野，没有人收集照料。拓跋焘沿着栗水一直向西行进，抵达菟园水，让大军分散搜索柔然军残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斩杀和俘虏敌人无数。
高车国的部落，乘着北魏的兵势，也趁火打劫攻打并掠夺柔然汗国，这样一来，柔然的各部落先后投降北魏的就有三十多万帐篷，北魏军缴获的战马达一百多万匹，牲畜、车辆帐篷遍布山谷水畔，数不胜数。
拓跋焘又沿着弱水向西继续前进，抵达涿邪山，将领们考虑到再向西深入恐怕会遭遇埋伏，所以都劝拓跋焘停止。寇谦之把出发前崔浩讲的那番话告诉了拓跋焘，希望大军能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柔然军，拓跋焘没有采纳。
于是，在秋季的时候，拓跋焘率领大军向东回国，到了黑山，把战利品依照等级分别赏赐给将士们。
不久，听到投降的柔然人报告说：“可汗前些时，生病卧床，听说魏兵杀来，不知如何是好，仓促之间只得焚烧了帐篷，躺在车上，率领几百人潜入南山。人和牲畜挤在一起，没有人统领，距离涿邪山只有一百八十里。只因魏国的军队没有继续追赶，才有机会慢慢向西逃去，得以幸免。”
后来，又听到凉州的匈奴商人说：“魏军如果再前进二日，柔然汗国就彻底被消灭了。”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后，深为后悔。
而柔然的纥升盖可汗不久就在忧愤交加中去世，他的儿子郁久闾吴提继承了他的汗位，号称敕连可汗。
拓跋焘听说高车国东部人口繁盛、牲畜众多，距离魏军只有一千余里，于是派安原等人统率一万名骑兵进攻高车，高车各部落投降的有几十万顶帐篷，魏军缴获的牛羊也有一百多万头。
拓跋焘把柔然、高车各部落投降的百姓迁徙到漠南，安放在东到濡源，西到五原阴山的三千多里广阔草原上，命他们在这里耕种、放牧，向他们征收赋税，从此以后，北魏民间的马、牛、羊及毡皮的价格慢慢地下降了。
拓跋焘加授崔浩为侍中、抚军大将军等职务，酬赏他出谋划策的功劳。崔浩善于根据天象预告未来，拓跋焘常常到崔浩家询问有关灾异变化的情况，崔浩仓促出来迎接，有时候连腰带都来不及系上。
崔浩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只能搬出家常菜肴来招待皇上，拓跋焘也不嫌弃，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筷子就吃，还语重心长地对崔浩说：“你富有才智，学识渊博，又侍奉过我的祖父和父亲，忠心耿耿地辅佐了三代君王，所以我一向把你当做亲信近臣，希望你竭尽忠心，直言规劝，不要有什么隐瞒。我虽然有时候盛怒，不听你的劝告，但是我过后深思，还是觉得你的话很有道理。”
拓跋焘还指着崔浩，介绍给新投降北魏的酋长们说：“你们别看这个人瘦小文弱，既不能弯弓，又拿不动铁矛，然而，他胸中的智谋远胜于兵甲。我虽有征伐的志向，却不能决断，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这前前后后建立的功勋业绩，都是得到了这个人的教导呀！”
拓跋焘还特意下诏命令尚书省说：“日后凡是军国大事，你们所不能决定的，都应该向崔浩请教，然后再付诸实施。”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陷于朝堂，甚至可以出入拓跋焘的卧室。
晓木曰兮
公元450年，北魏汉臣崔浩因纂修《国史》而获罪，主要原因在于崔浩在纂修北魏《国史》的时候揭露了北魏拓跋氏先祖一些不太好的往事，所以被北魏皇帝拓跋焘下令诛灭九族，受崔浩国史狱案的影响，北方的许多汉家大族都受到波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崔浩国史狱案的最传统的说法，实际上，崔浩被诛的背后还有许多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崔浩案的发生是北魏敏感的胡汉关系的一次爆发。北魏初期，北魏统治者对于北方汉族知识分子还是比较信任的，将修史等重任交给了汉族士人。不过，后来部分汉族士人不愿意按照北魏统治者的意志去修史，而是试图对北魏国史进行改造，这就引起了北魏统治者的不满，实际上在崔浩国史狱案发生之前，北魏统治者中间已经有“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人”的呼声。崔浩国史案的发生是北魏统治层对汉族士大夫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其次，崔浩案还是汉族门阀贵族与拓跋贵族之家矛盾积累的一个产物。崔氏家族与当时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士家大族结成了一个政治上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北魏政权中势力非常强大，因为他们的一系列活动触犯了拓跋贵族的利益，所以双方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由国史狱案为导火索而总爆发。
不过在崔浩死后，拓跋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后悔的，曾经公开表示崔浩的死让他非常哀痛。崔浩案的发生，使得北魏政权中的汉族大家族的势力受到打击，鲜卑势力的力量得到上升，不过很快，拓跋焘就调整了这种保守化的倾向，依然重用汉人从事国史编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