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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修於五代分裂之時，又值戎馬倉卒之際，史料收集，自有困難。實際上時代太近，史料分散隱藏，反不如時代稍晚，史料散出，可以集中收集。范曄所以能修《後漢書》，裴松之所以能注《三國志》，就是這個緣故。
《新唐書》史料不易列舉，因《新唐書》並未註明出自何書。從和《新唐書》同時編纂的《通鑑》來看，凡修《通鑑》時所能看到的唐代史料，修《新唐書》時自必見及。如宋敏求等為博學之士，熟於唐代典故，必能引用無疑。《通鑑考異》中提到唐代史料，胡元常《通鑑全書附引用書目》載之約有三百種之多，可以作研究《新唐書》史料的參考。就《新唐書》明顯增加史料的地方來看，如志增選舉志、兵志。表為《舊唐書》所無，《新唐書》有《宰相表》三卷《方鎮表》六卷、《宗室世系表》兩卷、《宰相世系表》十一卷（表原十五卷，連子卷共二十二卷）。列傳部分，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史刪舊史六十一傳，增三百三十一傳增傳多也說明有新史料增加。
歐陽修曾撰《集古錄》，他收集古代金石刻，自作跋尾為金石之學最初的提倡者和研究者。《新唐書》中也反映了金石銘刻的史料。如唐初孔穎達是經學家和史學家，《舊唐書》說他字仲達，《新唐書》列傳也說他字仲達，但在宰相世系表中則作字衝遠。同一《新唐書》，紀與表不一樣，這是歐宋兩人各不相謀的緣故。但衝遠二字，見孔穎達碑，《集古錄》跋尾中曾作考證，可見歐陽修利用金石史料，在當時也算嶄新的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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