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26種
王亞南
王亞南(1901-1969年)，湖北省黃岡人。著名現代經濟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從30年代起，他就從中國經濟史入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令人矚目的是，王亞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難，於1938年出版馬克思偉大著作《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在中國系統傳播的里程碑。王亞南同時也是一位具有高瞻遠矚、在教育理論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解放後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他在大學執教三十多年，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辦學經驗，對教育有深刻的理解。
剷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利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擺在面前的這本被作者自謙為“小著作”的書，闡述的卻是統治中國橫亙連綿竟兩千餘年之久的官僚政治的大問題。這本著作自1948年問世以來，迄今還一直激動著新老讀者，令人難以忘懷。1986年9月，周惠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以後，走馬上任前去看望于光遠，並要他推薦幾本書帶去讀。于光遠對周惠說，你把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帶去就夠了。由此可見這本書在學者心目中的分量與魅力。
中國的官僚政治是過去兩千多年來讓中國人深受其害也深惡痛絕卻又對其缺乏認識與理解的大魔頭。現在我們可以通過全書，看到官僚政治如何世世代代的延續、林林總總的表現、形形色色的變態等，但我以為最需要看明白的是這個萬惡的魔頭是如何產生的？它為什麼能存續兩千年之久？它又是如何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呢？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它？
一、 中國官僚政治的產生
官僚政治是世界性的社會現象，在特定歷史時期內幾乎各國都曾經存在過。
一般而論，官僚政治是由封建政治向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過渡階段的產物。“在大小貴族與商工資產者彼此相互爭權奪利場面下成立的專制政體，而所謂官僚政治，就是當作這種專制政體的配合物或補充物而必然產生的。”
秦漢以來就產生的中國官僚政治卻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過渡階段。它的產生具有東方的特殊性。既然不是過渡性的，就註定有持久性。真正的根本原因在
促使生成和發展地主經濟。秦統一中國，實行並天下、號皇帝等革古創今的十大政策以後，“天下皆為郡縣，子弟無尺土之封”，剝奪了周朝貴族的原有特權。濫觴於秦孝公實行商鞅變法時期的地主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取代領主經濟成為主導經濟。秦始皇把政治、經濟大權集於一身，成了國家的化身，“朕即國家”，至富、至貴、至尊，受其治權的各級官僚都得仰其鼻息，“用命受上賞，不用命受顯戮”。中國的專制官僚政治就這樣在地主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了。
“中國二千餘年的專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國開其端緒，乃因中國二千餘年的地主經濟制度是由秦國立下基礎。這種政治經濟形態的配合，不但改變了中國封建性質，改變了中國官僚政治形態，且也改變了中國專制官僚君主與官僚間，乃至官僚相互間的社會階級利害關係。”
二、 中國官僚政治頑固不化的經濟基礎
為了鞏固官僚政治統治，不斷
加固經濟基礎、擴大中央經濟權力自然是至為重要的。田制稅法就成了重要的槓桿。其中稅法直接關係各級官僚與地方豪強、門閥如何分享剩餘農產品的經濟利益，相互之間的矛盾就常常發生，每個王朝都充滿鬥爭。所以，如何尋找各方都能兼顧的平衡點是大家所企求的。於是由唐德宗的宰相楊炎創制的兩稅法便應運而出。他把傳統的繁雜的租庸調製簡化為兩稅：戶稅和地稅。戶稅按財產多寡的貧富狀況徵收，地稅按畝數徵收，並一年分夏秋兩季各徵一次。這樣財產和田多的豪強、門閥雖然要多交點兒稅，但兩稅法進一步消除了世卿世祿、世業世守的殘餘，更明確承認土地可以買賣，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加快了地主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也為其所樂能接受。“唐徵隋之弊……在靈活運用的賦稅政策上，分別收到了穩定統治並使官僚政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唐代租稅體制是代有變遷的，到了楊炎實行的兩稅法，始在中國後期官僚政治史上，展開一個新的篇章。”
加強精神控制，是鞏固官僚政治統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總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當作社會的文化思想。中國官僚政治具有
延續性、包容性和貫徹性這三種特殊性格或特點，其中後兩者是最為重要的。因為中國官僚政治之所以能有漫長的延續性，就在於其包容性和貫徹性。它把古今中外，當然主要是中國，凡有利於官僚政治長期統治的東西通通都兼容幷包地吸收過來且加以巧妙地使用，貫徹到方方面面，就像一張天羅地網把全社會都包裹起來。其中儒家文化可說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於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 見本書第33頁。所以漢武帝要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隋唐開始實行科舉制，開科取士，但重要官職都內部預留了，公開取士名額有限，百裡挑一，高中入仕的機會極少。然而，這對官僚政治的意義卻非同小可：一方面可圖個用人唯賢的公正美名，也可從社會招納一些有才幹的僕役。馬克思曾說：“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引過來，它的統治就會越是鞏固，越是險惡”。而中國專制官僚的祖先在馬克思之前就懂得了這個道理。另一方面，
官門開條小縫兒，給點兒小希望，就把社會上的賢能籠絡住，讓他們上了官癮，競奔在仕途上。科舉制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於一定範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標上”，樹立“做官第一主義”，利祿燻心，把國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拋到腦後。一些農民起義的領袖，如唐末的王仙芝、黃巢，清朝的洪秀全，都是“做官第一主義”者，因屢試不中才起義，入不了仕就想自己打天下做皇帝。要是中了，就謝恩做官去。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就因為大家都想當皇帝才互相殘殺而最終失敗的。在位的大興官僚政治，造反的也想創個自己的官僚政治，這官僚政治還能很快走到盡頭嗎？三、 中國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礙社會進步的
應當承認，專制官僚政治在早期是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上也有過許多鼎盛時期。何時才起阻礙作用，這需要歷史學家去研究判定。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官僚政治形態愈到後來就愈顯得落後，阻礙力也就愈大。
官僚政治形態對中國社會的阻滯作用是全面的，從《中國官僚政治》一書的研究來看，有以下幾方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 官僚政治的工作重心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上。
“武官的權勢太大，文官總不免有些眼紅。諸子與功臣間的猜忌，宗室與外戚間的猜忌，宮中與府中間的猜忌，京官與各地州牧、郡守間的猜忌，六朝特別是兩宋以後異族當朝，統治民族與漢人官吏間的摩擦與暗算，以及這每一對壘勢力各別陣容中的內訌，真是說不盡的宦海風波，或官僚階層內部的利害衝突。”
（二）做官發財，徇私舞弊，貪汙成風。
“在官職不曾職業化而是被看作一種特權的行使的情形下”，官僚的地位“首先是從物質的享受上具體顯示出來的。如其像史載漢初那樣，‘天子不能鈞駟，將相或乘牛車’，他們在老百姓面前，就顯然沒有了不起的‘威嚴’或‘威儀’了”。見本書第118頁。既要在物質享受上顯示他們的地位，單憑俸祿就不夠了。“結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體現為貪汙生活。”
（三）官、商、高利貸者、地主四位一體的集權的或官營的經濟形態，嚴重侵蝕和消融工商資本。
官僚政治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官僚與地主自然是本家。中國古代和歐洲類似，都有過重農抑商的政策。中國古代也以農業為本業，地主為貴，商業為末。商人和高利貸者都是沒有地位的。如漢代就曾不準商人穿綢坐轎，更不許做官。可商業又少不了，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需要農產品流轉，以地租、稅賦形式存在的剩餘農產品有很大一部分也需要轉化為商品，拓展市場，這都促使中央集權政府採取一些便利商業發展的措施，也就必然會使商業與地權、商人與官吏發生密切關係。
可這樣一來，商業就變本加厲，妨礙了農業、手工業和其自身的發展。一方面加大和增多了對一切生產者的剝削欺詐，使農業、手工業隸屬於它，手工業既無資本積累也無技術革新可提升為工業。傷害了其他產業發展，實際也傷害了商業的根本。另一方面，商人有錢就買官買地，直接影響商業自身發展，阻遏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
（四）官僚政治的“現代化”中，官僚資本妨礙現代工業發展。
農工結合體這種生產方式“對於商品經濟，對於資本主義的商工業，卻是一個致命的障礙”。而封建社會的統治關係對進步的經濟因素有分化、軟化和消融的作用，使其轉化為它的附屬物，所以各種進步因素“仍很難廣泛的、自發的形成為一個足夠突破既成社會統治關係的新生力量”。
而且帝國主義歷來就不支持中國走工業化道路，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它們寧可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這一點，英國哲學家羅素於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講學時就提醒過中國人：中國和各列強的基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情況是偶然的。中國應該自己團結奮鬥，不能依靠別人。
四、 冷靜科學地看待中國官僚政治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是六十多年前對國際友人李約瑟提問的“答卷”，面對的是中國也是世界的讀者。雖然官僚政治禍害深重，可咒可誅，且那時還在猖獗橫行，但重要的是要說明問題的真相和本質。所以作者在研究和寫作中自雲“幸能勉強避免激動的情緒”，並始終能持守冷靜的態度。
“我們在這種場合來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衝動。過分渲染一種急待除去的東西的醜惡和過分渲染一種急待實現的東西的美好，也許在宣傳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樣會妨礙科學上的認識。”
正因為如此，《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是非常成功的傑作。雖然他很謙遜地說這是經濟學研究之外的“副產品”，但正因為作為經濟學家有能從上層建築透視到經濟基礎底蘊的深邃目光，才能生動地把地主經濟封建制度的官僚政治形態，一覽無遺地突兀在我們面前。作者以如此的態度來審視官僚政治，我們也當以同樣的態度來閱讀和思考。
（編者附註：本文摘選自胡培兆先生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2010年版撰寫的前言《剷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利器》，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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