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海外文摘》杂志
杰夫·怀斯/文 孙开元/译
2009年6月30日，12岁的法国女孩巴希娅·巴卡里和她的33岁妈妈阿齐泽·阿布杜乘坐空客A310飞机，去非洲科摩罗看望家人。在即将着陆的前几分钟，这架也门航空公司编号626客机在大风中剧烈地摇摆起来，发动机停止了转动，接着，这架载有142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的客机一头扎进了印度洋，机身解体。
无论是称之为奇迹、巧合或是幸运，“唯一的幸存者”都是十分沉重的字眼。36岁的制片人基·狄更斯2013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唯一的幸存者》，讲的是几个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他们会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狄更斯说。“他们也会自然地想：‘我幸存下来是不是天意？’‘我是不是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狄更斯本人在少年时代遇到过一场车祸，和她同车的几位朋友丧了命，她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部分原因就是她的自身经历。在拍摄过程中，她先后采访了三位空难幸存者，后来，这三个人有幸结识，成了“同命相怜”的挚友。下面就是这三位空难幸存者的故事。
幸存者：乔治·拉姆森·约瑟夫
时间：1985年1月21日
起飞地：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
目的地：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登机总人数：71人
机组人员死亡：6人
乘客死亡：64人
我和爸爸登上飞机，找好了座位，我坐好之后想睡一觉。没过一会儿，两个人走到我们旁边，说：“嘿，你们坐的是我们的座位。”这话不是事实，但是爸爸回答：“好吧”，然后我们就和那两个人换了座位。我们的新座位在机舱前面第一排，紧挨着舱壁。
飞机起飞后，最初好像一切正常。突然，机身震动了一下，飞机开始向右方拐弯。情况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我看了看机窗，发现飞机正疾速下降。扩音器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飞机即将坠落。他的话说完也就只有5到10秒，飞机就坠落在地。我们感受到了三次撞击，最后一次摔在了一座停车场上，飞机解体了。飞机坠落地面的时速有140英里左右，我被甩到40多英尺外的街道上。
飞机残骸起了火，我从里到外看着它，想找到活下来的人。一个情景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就是看到了占据我的座位的那个人。他躺在飞机残骸外面的地上，脸朝着着火的方向，我看到他睁着眼。我走过去想帮助他，但是发现他已经死了。假如登机时我没和他换座位，现在死的就会是我。
和别人解释这次灾难对于我是如何痛彻心肺的悲伤和黑暗的时候，讲述的过程都是痛苦的。人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会不停地看我，觉得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会说：“噢，你竟然能活下来，真了不起。”
没有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其中滋味。在坠机现场，你会看到四周都是死去的生命，你站在尸体中间，一片茫然：“我怎么到这儿？为何这些人会体无完肤？为何他们全都死了？”
出院之后，我回了家。我学完了高中课程，开始了大学生活。我以前一直想获得一个学位证书，也许会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大学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知道这个梦想已经无法实现。我没有了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因为家庭这次变故受了很大打击，我的整个假期都在痛苦中挣扎着，开学后总算返回了学校。但是1986年1月，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了爆炸，这次空难再次把我带进了抑郁的深渊。我中途辍学，后来搬到了里诺市，现在我在那里经商。
和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相比，现在的生活有些差强人意。我有时候会想，那次空难中的死者家人可能会说：“我失去了亲爱的丈夫、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我失去了亲爱的的爸爸。这小子活了下来，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凭什么他就应该活下来？他至今也没对这个世界做出多大贡献，要是我的爸爸活下来、我的哥哥活下来，肯定能有所作为。”我有很多次想像过这个情景，它带给我的不是抑郁就是愤怒，陷于其中难以自拔。
2010年，我去了一趟明尼苏达州，拜访了和我同机的三位乘客的家人。其实我很害怕这次见面，在开车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路上，我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叫萨拉，她在那次空难中失去了妈妈、爸爸和祖父母，那时她刚6岁。我能想像，那次经历肯定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到了她家之后，我走了进去，抱住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萨拉，我们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们在她厨房的桌子旁坐下来，她把一张她和父母的合影递到了我手里。在那一刻，我有了全新的感觉。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在她的房间里感受到了她的家人的存在，仿佛看到他们就站在她的身边微笑着。我感觉自己“大难不死、但是没有后福”的生活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原谅，萨拉很高兴能见到我，我也很高兴见到她。我流出了眼泪，我感觉自己正和萨拉全家人在一起。我在这一刻真实地感受到了放下心中块垒的轻松和爱的力量，这个感觉真的美妙。
（上世纪90年代搬到里诺市之后，拉姆森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已经18岁。）
幸存者：安妮特·赫尔弗肯斯
时间：1992年11月14日
起飞地：越南胡志明市
目的地：越南金兰湾
登机总人数：31人
机组人员死亡：6人
乘客死亡：24人
本文摘自当事人所著《震荡：一个真实的幸存故事》一书
我们那次航班一共有55分钟的航程，飞到第49分钟的时候，机身突然剧烈地震荡了一下。我告诉未婚夫帕斯尔：“不要害怕，飞机只不过是遇到了气旋。”刚说完，飞机就坠了下去，人们开始惊叫。我伸手去握帕斯尔的手，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后来我得知，那架飞机以300英里的时速撞在了一座山脊上。一侧机翼被撞掉，飞机的其余部分坠毁在了前面另一座山的山腰上。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还在机舱里，身上压着一个人的尸体。帕斯尔的座位朝后塌了下去，他倒在座位上，嘴唇上带着一丝笑意，死了。机身前头原本是驾驶舱的部分现在成了一个大窟窿，我透过这个窟窿可以看到山上绿油油的树丛。我的全身都是伤口，小腿上露出了4寸长的骨头。我想挪动一下身子，胯骨上又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挣扎着终于爬出了飞机，只见四周都散落着尸体，还有人在痛苦地呻吟着。一个看上去非常友善的越南男人肯定地告诉我，救援人员很快就会到来。“我在这里有些名气，”他说。“他们知道我坐这架飞机，一定会来。”没过几个小时，他的呼吸变得微弱了。后来，我看着他闭上眼睛，死了。此后，周围再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或者动弹一下，我从没有那样感到过孤独无助。
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我每天躺在树丛里，等待着。蚂蟥在我的手上爬来爬去，脚肿得比平时大了一倍，脚趾开始发黑。我没有水喝，但是下雨的时候，我把淋在T恤和飞机隔热材料碎片上的雨水拧进嘴里，以此来解渴。我身边的那个人的尸体开始腐烂，所以我用胳膊肘支撑着爬到了别处。坠毁的飞机砸倒了一片灌木，我可以看到对面屹立着一座山。远看四周风景如画，近看身边是一片正在腐烂的尸体。
空难发生两个半月后，我作为一名外资债券交易员返回了工作岗位，并且回到了马德里家中居住。我的帕斯尔——我的人生罗盘、我的另一个自己——永远地走了，他的遇难给我带来了沉重打击，我又回到了一个人住一间公寓的孤单生活。心里的痛苦一天又一天地折磨着我，我感到愤怒，对死亡、对生活、对我遇到的所有不测感到愤怒。
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找回原来的自己、像同辈们一样正常生活。我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别人，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我把那片丛林隐藏在了心里，竭力适应它的存在，并且让世界忘记我的“幸存者”这一身份。
2006年，我回到了越南。我去了一趟救援队带我落过脚的那个小村庄，拜访了几位当年抬过我的人。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行人就出发，开始了徒步旅行。淌过6条河，我们开始爬山。爬了5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坠机现场。
我坐在树叶和小树枝上，透过树丛看着山下。也许是因为季节不同，眼前的景色比我记忆中的要凄凉很多，没有那么多绿叶，没有那么美。
我看了看身后，回想着飞机残骸，帕斯尔在里面坐过。这里是他生命终结的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至少在这里的感觉并不比平日强烈。
我又往上攀登了几步，在一块石头旁边停住了脚步。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随身带来的木头海豚和一个白色小海豹玩具，把它们摆在了石头上。“再见，帕斯尔，”我说。
（现在，赫尔弗肯斯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纽约）
幸存者：吉姆·波罗申科
时间：2006年8月27日
起飞地：美国肯塔基州莱星顿市
目的地：美国亚特兰大市
登机总人数：50人
机组人员死亡：2人
乘客死亡：47人
飞机正驾驶员驾机在机场滑行道转入跑道的时候，作为副驾驶员，我正看着飞机起飞前检查表，所以没有像往常大部分时间那样注意看机窗外的跑道编号。即使我看，可能也不会发现滑行道上的编号和我们接到的指定编号不一致，因为机场上的很多指示灯都是坏的。
我们等待着起飞命令，后来机长说了一声：“好了，起飞。”正驾驶员就把飞机驶上跑道，调正了方向，然后，飞机开始加速。
从机舱语音记录器上可以听到我说：“奇怪，没灯光。”这之后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几秒钟后，飞机脱离跑道碰在了一座路堤上。飞机又向前飞了不远的距离，后来刮上了机场护栏网，又撞上了几棵树后解体了。
第一个星期，医生们每天为我清理左腿，希望能保住它。但是终于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听着，你必须要截肢了，否则你会因为腿部感染而没命。”医生把我的左腿截去后，我身体的其它部分很快就康复了。
空难发生后的最初两年，我的情绪和心理都深深地笼罩在阴影里。人们谴责机长和我失职，这让我感到愤怒。我很同情那些死难者的家人，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我还活着！”但是马上就会想到失去亲人的49个家庭。每到这时我就会困惑：那些人都死了，我活了下来，我是否应该感到高兴？
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她支持我、照顾着我，有这样的好妻子让我感到幸运。
对于和我一样遇到这类灾难的人，我有个忠告：“保持向前看。”即使在黑暗中，也要相信前方会有光明出现。你改变不了过去，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前行。
我的右膝以下基本瘫痪了，如果有人扶着我从轮椅里出来时对我说：“用一条腿站着，”我会跌倒。但是我喜欢滑雪，往滑雪板上一坐，我就会忘了空难。我俯视着下面的辽阔世界，说：“也许我不应怨天尤人，感谢你，上帝，感谢你让我活了下来，还能滑雪。”
（空难发生后，波罗申科和妻子搬到了科罗拉多州居住，现在他是“科罗拉多极限能力”协会主席，这是一家为残疾人户外活动服务的组织。）
閱讀更多 開元美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