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计迎春、苏熠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女性在教育上取得长足进步，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但另一方面，经济转型中单位制解体，原先由单位承担的各种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 义务（如子女老人的照料）被转移回个体家庭，并主要由不同阶层、代际的女性以各种方式分担： 城市中产的工作女性的工作 - 家庭冲突日益加剧，承担了双重负担，在上完职场的第一班以后，继续家庭中的第二班 (Hochschild & Machung 2012)。而这些女性的母亲和婆婆们，也许同城居住、也许来自不远的小城市或者遥远的乡村，整装待发，承担下一代甚至隔代的抚养劳动。与此同时，在低生育率和商业浪潮的共同推动下，“科学母职 (scientific mothering)”、“密集母职 (intensive motherhood)”等与儿童质量相关的概念在城市中产家庭中盛行。在此背景下，城市女性难以负荷的“第二班”促进了家政业的蓬勃发展。这些家政员工除了少部分国企下岗员工，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流动女性。
我们的这篇文章主要聚焦来自农村地区服务上海城市家庭的保姆们。她们大多在30~40岁之间，自己在农村家庭有一到两个孩子，主要由家庭成员（特别是婆婆）来照料。以往家政工人的研究主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再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如照料工作的跨国分工—东亚发达地区和欧美国家的菲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而出现了全球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重新分层 (Lan 2003; Parrenas 2000)。而国内的家政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方面。我们认为我国转型期公私领域分离的结构性变迁的大环境，重新型塑了社会再生产职责的分配和承担。对这种情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个情境下的理论框架，可以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从微观层面深入描述这些农村保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以及两者之间的分离、互动、交叠的发展状况，从而更好地理解背后深刻的结构机制。
我们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Ji，Wu，Sun & He（2017）发表在Sex Roles上的一篇文章（参见缪斯夫人往期推送《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男主外，女主内”：中国社会怎么了？》）。这篇文章阐述了单位制衰退、主流的倡导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公私领域的分离和互动造就了城市工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劣势地位，形成了女性日益突出的工作—家庭冲突。我们的文章继续发展了这一基于中国城市情境的框架，将其运用于研究乡城流动的女性家政工。而照料工作同时包含着家政工人的有酬劳动与家庭主妇的无酬劳动、发生于私人家庭而非常规工作场合，这里公私的界限不再分明。本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主要指承担物质生产（有酬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市场，而私人领域则指承担社会再生产（如子女和老人的照料、家务等活动，往往无酬）的私人家庭。我们从农村保姆的故事中，主要梳理出来两个主题。
1 家政工作对农村保姆母职的重新塑造
一方面，在上海家政公司所接受的“科学”“规范”“标准化”的育婴训练提升了保姆们的自信心，加强了她们在自己的日常家政服务和与雇主家庭互动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她们所接受的与“科学母职”话语一致的训练，和为城市中产家庭实质上提供的与“密集母职”相适应的育儿服务，使得她们对自己以前在农村的母职实践产生怀疑。城市里的有酬劳动使得这些上海保姆们从原本富有经验的妈妈，变成了过去“有问题”的妈妈，当下不在场的妈妈，和未来寻求“救赎”的妈妈。比如家政公司的培训师指出这些农村妈妈们的经验和做法的错误性和“落后性”，需要“重头学起”。而不少保姆们表示，就算“自己做了十年，也不如写在书上的”，觉得自己以前“傻里吧唧的”，“不晓得怎么带孩子”，“根本不算是带，就是拉扯”。不少希望把自己在城里学到和实践的育儿模式将来用于自己的孙辈，一定程度补偿自己过去没有能为自己的孩子做到的。
2 重叠工作 - 生活空间
和写字楼、商场和工厂等在空间上远离私人家庭的工作不一样，家政工作发生在城市雇主的私人家庭中。和母亲本人的无偿照料不一样，家政工作是有酬的。不少保姆们不仅工作在雇主家里，也生活和居住在雇主家里。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工作、生活、生活、工作的界限不断被试探、协商、突破和重新调整。很多保姆们都在叙述中体现了自己对曾经带过的城市家庭的孩子的喜爱。这些孩子使她们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和孩子们唱歌、游戏和互动给远离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她们带来了诸多乐趣和生活的意义。她们认为带孩子不仅仅是工作，还有比工作更重要的。这里工作成了生活，生活也是工作。
但是很多保姆们由于自己和城市孩子产生了亲密的情感纽带，而不得不面对城市妈妈的嫉妒，重新调整策略和界限。比如由于孩子和保姆太亲了，有一个城市妈妈对保姆说，“你不能这样带孩子”。还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有一个保姆把一个城里孩子从小带到上幼儿园，大概有三四年，妈妈后来还是辞退了保姆，并且不准保姆探望孩子。这个保姆只能在小区的长凳上哭泣，也曾经偷偷透过幼儿园的窗子看一眼孩子，然后悄悄地离开。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保姆说，其实一天忙下来，晚上一个人在房间想想，这还是一个工作。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结果， 我们提出在公私领域结构性分离的大趋势之下，公私领域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特别是在照料等领域，两者的界限往往是重叠交错，模糊不清的。乡城流动的农村女性除了受到类似与城市工作女性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遭遇，她们还经历着农村的家庭和城市的工作的地理上更远的距离，以及城乡体制隔离：她们难以同等享受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享受到的各种福利，难以在城市中安家久居。而在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下，农村和城市、土和洋、传统和现代化、落后和科学等等都使的农村保姆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上海的保姆们所经历的公私领域的结构性隔离和互动比之城市工作女性更为错综复杂。
参考文献：
Hochschild, A., and Machung, A. (2012).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London: Penguin Books.
Ji, Y., Wu, X., Sun, S., & He, G. (2017).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77(11-12), 765-778. doi:10.1007/s11199-017-0751-1
Lan, P.C. (2003).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and Society, 17(2), 187-208.
Parreñas, R.S. (2000). Migrant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Society, 14(4), 560-580.
Su, Y., Ni, A., & Ji, Y. (2018). In the Middle of Separated yet Overlapped Two Spheres: Rural Nannies in Shanghai.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Sun, W. (2008).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Yan, H.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Californ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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