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孔老頭在賣糖葫蘆
“瞎子”挑廢品去賣
羅棒棒在上鋪整理床鋪
“瞎子”在喝自釀的枸杞酒
房東王甘德和羅棒棒抽菸聊天
這個不到15平方米的房間，更像一間青年旅社。屋裡塞著上下鋪，6塊木板搭成的小床，一個挨著一個，緊貼牆和窗戶，過道只夠一人通過。這裡毗鄰繁華，透過油膩汙濁的玻璃窗，能瞅見筷子般密不透風的高樓大廈。一公里外，是重慶市地標建築解放碑。
這裡幾乎沒有安靜的時候。每天凌晨3點多，鬧鈴聲開始此起彼伏。晚上到了12點，租客才一茬茬回來。電視裡嘈雜的聲音、爬木梯時的咯吱聲、如雷的鼾聲交織在一起。
屋裡充斥著老人房間特有的潮悶味兒。6個老頭佔據著這些上下鋪，他們中最老的已經81歲，最年輕的也有61歲。年齡加起來差不多400歲。
74歲的房東王甘德不久前才搬出這間屋子。老伴尚在世時，他倆睡中間的下鋪。這是所有人都覬覦的床鋪，它不僅免去了爬梯的辛苦，整理被子時雙臂還能自由舒展。隨著老伴病逝，81歲的孔老頭搬入，王甘德不捨地騰出了這張床，挪到冷清的客廳。
在這間屋子裡，沒人能說出其他人的全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綽號——孔老頭、瞎子、廖神頭、覃荒兒、羅棒棒、週三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一隻眼瞎了；有人當過流浪漢；有人去過北京，有人一輩子沒邁出過重慶。相同點是，他們絕大多數都無兒無女，許多都是五保戶。
在生命的暮年，他們擠進了這個房間。他們會倚在床上擺龍門陣、吹牛，也會為一桶油、一袋洗衣粉鬧得臉紅脖子粗。命運的風將他們從各個方向吹進這間狹小的屋子後，每個人都有不想走、走不了的理由。
比“幸福院”還幸福的家
81歲的孔凡中最先被外界注意到。這位房客口中的孔老頭，在解放碑一帶賣了21年糖葫蘆。扛著糖葫蘆棒子走路時，他的背拱得像龜殼，移動速度也堪比龜速。也正因衰老，和其他競爭者比，他獲得了極大優勢——從沒城管忍心找他的麻煩。
在房東王甘德的記憶中，這樣的生活已有20多年曆史。原先是在附近一處14平方米的房子裡，兩層大通鋪，七八個租客和他們老兩口橫著排開，中間用小木塊隔著。
王甘德在街道上拖垃圾車，老伴除了幫忙，也會接零活。房子的前主人是一位孤寡老人，在他風燭殘年之際，王甘德的老伴作為護工照顧了他1年多，每天給他翻身、洗澡、把屎把尿。老人去世後，居委會出面，將房子給了王甘德夫婦。
最終，這個孤老頭留下的房子，成了一群孤老頭的容身之處。
幾年前，房子拆遷，王甘德用補償款買下一套39.5平方米公房的使用權。出過車禍、落下二級殘疾的兒子搬進小房間，租客們搬進大房間。新住處有了廚房，有了廁所，甚至還有了一個可供吃飯的小客廳。
王甘德對新家甚為滿意。他把銀行送的對聯貼在宿舍木門兩側，門上還貼了一個大大的“福”字。這個大紅“福”字既不是正的，也不是倒的，而是歪的，因為王甘德不識字。
這個老頭把養老院統稱為“幸福院”。去居委會樓上那家“幸福院”考察後，他撅著嘴搖了搖頭，“那兒沒有陽光”。他得意的是，自己打造的這間宿舍有扇向南的窗，雖然緊靠著的兩張木板床將它割得四分五裂。
最關鍵的是，“幸福院”一個月得交1300元，這兒一個床鋪每月租金才150元，水電氣全包。算下來，一天只花5元。幹了20多年“棒棒兒”的房客羅召福，跑遍了“下里巴人”聚居的中興路，沒找到比這更便宜的地兒。
王甘德還制訂了一些“人性化政策”。“宿舍頭三天不收錢”，王甘德想借此考驗租客——過去曾有人“手腳不乾淨”，被他扭送到派出所。房租按實際居住天數算，房客回老家時不收費。不會記賬、連日曆都不會用的王甘德，全憑腦袋記下日期。
幾乎所有房客都奔著極低的房租搬來。在這裡，沒人需要佔用唯一的衣櫃，一床發黃的被褥、床頭拱起的衣服堆就是大部分行李。剩下的就是各自的鍋碗瓢盆，它們擱在廚房佈滿汙漬的木架上，有些表面比炭還黑。
對大多數房客來說，這個簡陋的“家”，就是唯一的家。有幾人甚至和王甘德夫婦同住了十幾年。
王甘德常打趣，大家冥冥中有種緣分。他掰著手指頭笑著說：“看嘛，這裡住了兩個‘棒棒兒’，兩個‘荒兒’，兩個‘糖葫蘆’，都是剛剛好兩個！”
扁擔是屋裡最重要的物品。三分之二的房客靠它吃飯，無論是肩挑背扛送貨的“瞎子”“羅棒棒”，還是以收廢品為生的“覃荒兒”“週三兒”。他們每人都備有兩根扁擔，因為幹活小憩時這件寶貝經常被悄悄順走。
他們都在重慶生活了幾十年。在這座山城，靠著人力和工具，樓房從石頭裡躥出來，向著天空一節節生長，而他們在逐漸老去。曾經扒上一碗大米飯、補上一覺就能重新長出來的氣力，正抽離他們的身體。
變化幾乎發生在一夜之間。賣力了17年的一家百貨商場垮掉後，廖厚華不得不擱下“象徵強者身份”的扁擔。
因為年輕時發過瘋，廖厚華的綽號是“廖神頭”。這個大塊頭男人自豪地回憶，當年去重慶這家老牌百貨商場應聘當棒棒時，還需要考試——將一百四五十斤的貨物徑直扛上4樓。他幾乎大氣都沒喘，“實在太簡單了”。
等到這家國營商場倒閉，廖神頭才發覺自己已不適應競爭。原單位會照顧年老者，給他們分配輕鬆的活兒。而在殘酷的外部市場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層。
沒了年輕時的氣力，也沒有手推車之類與時俱進的先進工具，正如一部紀錄片所形容的，廖神頭成了“遊走獅群邊緣的孤獨鬣狗”。
他挑著幾床破鋪蓋，從寬敞的單位宿舍鑽進了這間屋子。一床鋪蓋自己用，剩餘的全部送給了房東王甘德。挨著廖神頭睡的孔老頭覺得他可憐，同意收他為徒。
拜師學藝只花了一天——孔老頭帶他找到糖葫蘆廠，廖神頭抵押了30元，接過一根神聖的糖葫蘆棒。孔老頭常對人強調，解放前，在街頭賣糖葫蘆的可都是“地下共產黨”。
在房客們看來，糖葫蘆這門生意已算很大的門路。王甘德記得，十幾年前他為同樣的事求過孔老頭，對方死活沒應。
雞蛋追著他往前跑，也追著他的命
和廖神頭相比，宿舍裡另外兩個棒棒兒相對幸運。因為長期扛上百斤的貨物，他們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習慣這種重量。經驗告訴他們，刺骨的疼只會在撂下扁擔後出現。
凌晨3點多，“瞎子”和羅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圓心是石灰市集貿市場。
發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兒杵在集市口，焦慮地等待貨車運來他們的生計。它們可能是蔬菜、禽肉、海鮮、毛血旺，可能是任何可以吃的東西。
從一個個背篼和扁擔挑著的紙箱裡，它們被最原始的人類氣力轉移至餐館、肉鋪和小攤上。這種氣力比箱子裡的貨物廉價得多，一件50斤的貨物，從抬下車到上架，只值2元。揹著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樓，值5元。
“瞎子”淹沒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這個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天天穿的黑西服搭住了膝蓋，看起來像個滑稽的“小矮人”。常年負重形成的“筲箕背”，讓他更顯土氣。
不過，因為要價明顯低於市場價，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計。與街邊等活的“野棒棒兒”相比，他不算潦倒。老闆不時塞給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雞蛋，過年還會發一兩百元的慰問費。
裝滿雞蛋，挎上揹簍那刻，瞎子就像艘滿載貨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他的兩條腿彷彿在泥裡掙扎的槳，一刻不停地向前劃。一雙全新的解放鞋，穿在他腳上，不到一月就會磨得面目全非。
他說，他有種感覺，雞蛋每天追著他拼命往前跑，也追著他的命。
因為工錢低，老闆經常打電話讓他加班。有時，清晨搬了40幾件雞蛋，晚上又忙到11點。春節，他在老家只待到初五，因為“雞蛋不等人”。老闆不願找別人替工，瞎子不好推辭，更怕丟了這份工作。
“瞎子吶，一年掙十幾萬！”房客們常開瞎子的玩笑。在大夥眼裡，他是最“拼”的一個，但他也“哈得很（重慶話，很傻）”，鄰居讓他幫忙把衣櫃背下樓，他不肯要錢。侄女婿說要買車，他立馬掏出了全部積蓄，還不打欠條。
大家心知肚明，這位“有錢人”一天掙的也不過七八十元。
收廢品的覃荒兒掙的少得多。他已經69歲，幹不了太下力的活兒，只好選擇這個相對輕巧的行業。他每天在集貿市場打轉，和拾荒的老頭老太太討價還價，但他們幾乎都放不下幾毛錢的差價，寧可自己哆嗦著走去廢品站。一連幾天顆粒無收是常事。
轉行賣糖葫蘆的廖神頭，並沒踏上致富路。才61歲的他，顯然還不夠“老”，只能和城管打游擊戰，“屁股一分鐘都坐不下來”。他每天輾轉不同商圈，有時去6公里外的觀音橋，有時跑去24公里外的機場。最慘的時候，一天只賣出5根糖葫蘆，吃飯加坐車倒貼了20元。
最近，到了晚上，他悄悄溜回解放碑，躲在燈光黯淡處。孔老頭髮現後火冒三丈，他最初和徒弟約定分區而治。更讓他罵罵咧咧的是，為了增加銷量，廖神頭“半點骨氣都沒有”。孔老頭賣5元一根的糖葫蘆，只要有人肯買，廖神頭3元、甚至2元都賣。
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宿舍後，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很固定：“今天找了幾塊錢？”這是生活中最嚴肅的問題，它關乎床板下癟下去的米袋子、兜裡2元一包的本地煙。
沒人討論將來的事兒，除了第二天的天氣預報。下雨天意味著收入大幅減少。棒棒兒和“荒兒”還能想想辦法，戴個草帽，脖上系塊灰不溜秋的塑料布出門。“糖葫蘆們”幾乎就手足無措了。畢竟，那一串串澆著蜜糖的果子，比人嬌貴多了。
“老漢死了，我會過得很好”
架子上看得見底的白糖罐，是家裡不多的奢侈品。老伴去世前癱瘓在床，吃不下藥，王甘德花了七八十塊錢從菜場抱回這罐糖，儘管當時他已欠下一屁股債。
想起她了，王甘德會解開塑料袋纏著的小兜，拿出老伴的身份證，捧在手心端詳一會兒。照片上的女人皺紋不多，看著很精神。王甘德性格軟弱，老伴潑辣能幹。沒有她，就沒有這套房，也沒有這些租客。
在租客們的印象中，這位女主人有時脾氣很暴躁。夏天開始變得悶熱時，有人打開鏽跡斑斑的電扇，她衝過去，啪地關掉開關。
20多年來，租客們自覺遵守她定下的規矩：白天光線再暗，也不開燈，甚至晚上有時也不開燈。
這個強勢的女人死後，家裡開始硝煙四起。
兒子王林鋼和王甘德逐漸形同仇人。王甘德住院時，兒子再三囑咐醫生，“不要用太好的藥，不然把錢都敗光了。”王甘德去派出所舉報兒子偷自己的東西，兒子則在家用被子捂他的臉，直到有人進門才停手。
他將車禍歸咎到父親身上。第一天開車時，他就說太危險，不想開了，可王甘德放下狠話，“你不開，我就不認你了！”
他抱怨每月幾百元的低保不夠生活，“就差兩百元”。沒錢買米時，他偷吃租客放在冰箱裡的冷菜剩飯。孔老頭對此咬牙切齒，一旦煮了牛肉之類的大菜，他會顫顫巍巍地端回房間，藏在床板下。
為了防止王林鋼偷錢，王甘德給租客的房門上了鎖。幾個月前，王林鋼從自己房間的窗子爬出，試圖鑽進租客的房間。瞎子正在上鋪蜷著，瞟見窗外的人頭，嚇個半死，伸手一把拉住王林鋼。窗外是33層樓高的懸空。
王林鋼知道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形象，“腦袋有問題”“可憐又可恨”。他也渴望找一份工作，離開這個“臭烘烘的地方”。可當走路一瘸一拐、眼白上翻的他，站在菜場前的勞力市場，等待僱主像挑揀白菜一樣挑中自己時，沒有一個人朝他走來。
一個微不足道的共同點，就能讓他們成為“親人”
爭吵聲不僅出現在宿舍外，也出現在宿舍內。
有公司看到關於孔老頭的報道後，寄來了生活用品。孔老頭將高級鞋襪和心相印衛生紙平分給大家，將一大桶油和米擱在自己床下。
包裹裡還有6床鋪蓋，孔老頭滿滿當當塞進了床旁的架子上。有人不滿，“剛好6床鋪蓋，應該平分呀！”孔老頭不肯，堅稱包裹上寫的就是他的名字。
矛盾在孔老頭髮酒瘋後徹底爆發。這個81歲的老人面色漲紅，光著一隻腳，坐在小方桌旁，一邊往嘴裡灌小米酒，一邊念念叨叨：“屋外有強盜，屋裡也有強盜！偷我的洗衣粉！偷我的牛奶！”
瞎子衝進屋裡，從門後掏出塑料袋裹著的洗衣粉，聲音嘶啞地朝孔老頭吼回去，“老頭，睜眼看看，這是你的洗衣粉嗎？我窮得連洗衣粉都買不起了？！”
王甘德的老伴在世時，看不慣孔老頭。前年，孔老頭跟著乾兒子“蔡草藥”搬來，住了不到一個月，因為兩人天天喝酒，被女主人趕走。
女主人臥床不起時，孔老頭又出現了。他從老家坐了兩小時大巴趕來，帶著價值200多元的水果。王甘德既詫異又有些感動，老伴去世後，他再次收下了孔老頭。
他大方地從錢包裡掏出兩張紅色的百元大鈔，一張塞給孔老頭，一張塞給因生病蜷在床上的王甘德。蔡草藥在工地上做庫管，沒有固定工作，但每次來禮數都極周到：總會帶幾斤孔老頭最愛吃的金橘、一斤茶葉、一整條煙還有幾瓶酒。
對蔡草藥來說，孔老頭是“唯一認的爹”。因為父親和繼母都去了新疆，沒管過他，他從小感覺“被親生父親拋棄”，親爹去世時，他連葬禮都沒去。
後來，蔡草藥結了婚，女方是媒人介紹的。結婚3個月，他回到女方家，發現女人換了鎖。蔡草藥意識到這場婚姻是個“騙局”，離了婚，女方分走宅基地一半的拆遷款，他再也買不起房。
借酒消愁時遇見孔老頭，蔡草藥彷彿遇見了忘年交。
連續好幾年，蔡草藥在孔老頭老家過年。兩人就著三四個菜，喝點小酒，像千千萬萬個普通家庭一樣縮在被窩裡看春晚。
這次出差路過重慶，蔡草藥又回到宿舍，和孔老頭睡一個鋪。孔老頭在衣櫃門上記下的唯一一個電話號碼，就是蔡草藥的。
在王甘德的宿舍裡，停留最短暫的是那些有家庭的人。曾有一家四口住下，女兒和媽媽睡一個床，當他們在城裡扎住腳，很快就搬走了。那些無依無靠的人往往長住下來，像浮萍一樣聚在一起，一個微不足道的共同點，就能讓他們成為“親人”。
瞎子認了王甘德的老伴作姑媽，只因兩人都姓李。他在宿舍一住就是十幾年，眼看著房租從幾毛錢一天漲到了5元一天。王甘德生病時，瞎子經常陪他去掛鹽水，這個駝背的獨眼老人甚至還會“多管閒事”地質問王甘德的兒子，“你老漢住院了，你怎麼不去看？”
房客們離不開王甘德的房子，王甘德更離不開這些房客。房租除去各種雜費，幾乎所剩無幾，但他更看重的是這些老人的陪伴。有人做飯時會順帶給他端一碗，有人陪他報案，有人在兒子大鬧時給他撐腰。即便搬去了客廳，他大部分時間仍擠在那間熱鬧的宿舍裡。
蘿蔔配蘿蔔，白菜配白菜
孔老頭是宿舍裡唯一有兒女的人，但從沒人見他們來過。
每當電視裡提到“首都”，孔老頭總會有些得意地講起兒子在北京的房子，“足足有100多平”“房價200多萬”“沙發大到能睡四個人”。
他去北京時坐的是“大飛機”，兒子買的票。可只待了一年多，他就坐火車回了重慶。票是自個兒偷偷買的，26個小時的硬座，什麼行李都沒帶。
他說自己不習慣北京的生活，“太冷了”。進小區要輸密碼，到了樓下又要輸密碼，他總是記不住那幾個數字，經常在風中一站就是半小時。
“北京太貴了！一斤嫩黃瓜要快20元，一斤四季豆要12元！”孔老頭伸手比劃價格，搖了搖頭，“不想給兒子添負擔”。也有人悄悄說，孔老頭和兒媳婦合不來。
相比兒子的豪宅，他似乎更習慣這裡寒酸的高低鋪，沒有門禁，沒有拘束，“想去哪兒耍就去哪兒耍”。
剩下的房客裡只有週三兒曾有過家庭。他沉默寡言，什麼話題都不搭腔，只是笑笑。他做事像慢動作錄像片，別人抹把臉就能出門，他起碼要半個鐘頭，洗腳要一個鐘頭，洗衣服簡直像朝聖，要兩個鐘頭。碰見他掃公廁的嫂子，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這男人做事太磨嘰了，女人受不了。
羅棒棒則是自己甩掉了“姻緣”。他曾在村裡趾高氣昂，40多歲就蓋起了磚瓦房。有中間人帶著一個湖北女人來找他，想把女人嫁給他，只是要給4000元的“介紹費”。羅棒棒揮手轟走了她們。後來，女人嫁到鄰村，生了兩個娃，跑了。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羅棒棒神色黯然。“要是當時捨得出這點錢，就算人跑了，至少還能留下個娃娃啊！”
廖神頭不後悔打光棍。19歲時，母親讓他娶一個駝背女人，他性子倔，死活不肯。在激烈的爭吵中，他發了瘋，被送去歌樂山精神病院，關了3年。病好了，出院後，他再沒回過家。
他在全國各地流浪，夏天坐輪船，冬天坐火車，靠給乘務員幹活免票。第一次去北京時，蓬頭垢面的他被當成叫花子抓走，勞動了3個月。第二回去北京，他學乖了，花幾塊錢理了發，借了鐵路職工的制服，混在熙攘的人群中。
至今他仍穿著和身份不相稱的制服，一個郵差送的。
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頭那樣灑脫。在這間擁擠的宿舍裡，多數老頭還是嚮往過“愛情”——“找個心意相投的人作伴，平時能說說話，病了能相互照顧”。但這種嚮往不得不屈服於市場原則——蘿蔔配蘿蔔，白菜配白菜。
瞎子曾帶回過兩個“女朋友”。一個老太太雙目失明，吃飯洗衣都靠他，瞎子左思右想，“不想倒還揹包袱”。另一個身體健全，沒兩天就讓他交出銀行卡。兩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
覃荒兒曾從宿舍消失過一段時間。經人介紹，他認識了一個拾荒的老太太，兩人一起租了房。女方發現他一無所有後，人和鋪蓋都消失了。覃荒兒打電話過去，對方淡淡地說，“我不認識你。”
他又揹著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每晚，他等著電視機裡的《霧都夜話》，節目用重慶話講述著虛構的愛情故事。每當漫長的廣告結束，節目開播，覃荒兒會大呼一聲：“開始了開始了！”
這幾年開始，幾乎沒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兒了。
人人都知道，以他們的年紀和條件，就像菜攤上越來越蔫的菜葉，“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屏幕和現實裡的故事畢竟是兩碼事兒。
覃荒兒算是宿舍裡的“知識分子”。他念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字，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鏡。沒事時，他會花一塊錢買本薄薄的生肖書，坐在小板凳上湊近了看。
預測他會升官發財的段落，他一概跳過。“好事不準，孬事準得很。”他眯著眼笑笑說。那些預測他可能“被狗咬”“被車撞”的內容，他會逐字逐句地讀。
為了對抗生活的風險，廖神頭秉持一個最簡單的原則：不攢錢。“今天死還是明天死都不曉得，攢下那麼多錢，死了還不是歸公。”
年輕時，當棒棒的歲月裡，他就過著快活的日子，上午幹活，下午逛電影院，一個子兒都不剩。如今，他每天扛著糖葫蘆棒東逃西竄，但他覺得自己遠不是最慘的。“當城管的也不容易，他們的面孔換得比我們還快。”
其他老人也是一樣，能管飽肚子，生活就照過。收不到廢品時，有人勾著腰在街邊看人鬥牌。回到宿舍，有人喜歡看講家庭瑣事的調解節目，有人喜歡看《山城棒棒軍》，覺得裡面演的簡直就是自己。看膩了電視，有人用撿來的歌碟放草原歌曲，歌裡輕輕唱著“春天來了”“回家吧”……
很少有人討論最終的歸宿。誰都知道，隨著年衰力薄，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轉去更低等的行業，要麼徹底退出競爭市場，告別生活了數十年的城市，回到早已荒蕪的田地裡。
百貨商場倒閉時，廖神頭的同事“杆子棍”選擇了後者。這個身子如魚乾般精瘦的男人，挑走鋪蓋時向所有人鄭重宣佈：“老子再也不回來了！”
宿舍裡的老頭們談起他時，語氣裡透著嫉妒，“他享福去了”。大家知道，杆子棍和他們不一樣，他在老家有房，有家人，有兒女。
廖神頭沒有這樣的家鄉。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鋪上自己的被褥，將所有衣物堆上床頭。他的糖葫蘆稻草棒，靜靜地倚在客廳靠門的角落裡，明天上面又將插滿冰糖、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他希望日子越過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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