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遠地帶做科研的苦與樂。
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被厚厚的冰層所覆蓋，深藍色的湖面一望無際，上面鋪著一層剛剛落下的白雪。來到這裡可不容易，先要坐六小時的航班，從莫斯科飛抵伊爾庫茨克，繼而行車三小時，最後坐上一種名為“Matanya”的火車，沿著單線鐵路，以腳踏車的車速，在無敵湖景中前行四個小時。火車製造於1905年，只要時速超過二三十公里，就會轉彎不力，一頭扎進湖中。拜爾·謝波諾夫（Bair Shaybonov）的目的地是湖邊的一座孤房。房子不通自來水。屋外一個窩棚，就算是廁所了。
謝波諾夫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一名實驗物理學家。他的妻子是名牙醫，兩個女兒分別十歲和四歲。14年來，幾乎每一年的春天，他都要拋下家人，來到貝加爾湖，與冰天雪地作伴。長時間的離家造成了很多問題，女兒們想念他，妻子也一度受到抑鬱症的折磨。
科學怪物：圖中橙色浮標的作用，是讓探測器在水中保持靜止，這也是探測器長相怪異的原因之一。背景中的冰上營地，就處在水下探測器的正上方。每年的2月到4月，科學家都住在其中，研究暗物質。
但在貝加爾湖，他有機會去鑽研當今物理學界一些最大的難題。每年的2月到4月期間，十幾名像他一樣的科學家彙集於此，從湖水深處拉起一個奇異的裝置——外形活像章魚，外加金魚眼和水母一般的腿。這是一部水下探測器，旨在獵尋宇宙中最神秘的粒子之一：高能中微子。有朝一日，它還有望找到暗物質存在的證據——暗物質的身份至今未被確認，但可能構成了可觀測宇宙的約27%。
這些探測器極其敏感，任何背景噪音或輻射，都可能讓數月的工作徹底泡湯。因此，謝波諾夫等研究人員需要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待上幾周，乃至幾個月。這一切代價高昂：很多人都飽受孤獨的煎熬，婚姻關係緊張，錯過孩子的成長。但他們不能一走了之。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滿足著他們的求知慾。置身超凡美景中，開展最前沿的科學研究，對一些科學家來說，這樣的機會實在難以放過。於是，他們在社會交往與潛心鑽研這兩種互斥的生活形式之間，頻繁地來回切換，滿足著兩者的不同需求，交替體驗著喜悅與挫敗。
2010年2月27日凌晨3點34分，智利中部發生8.8級地震，導致該國93%的人口供電中斷，525人死亡。但在智利阿塔卡馬沙漠，天文學家保羅·C. 科爾特斯（Paulo C. Cortes）竟渾然不覺。在巨型射電望遠鏡ALMA（阿塔卡馬大型毫米波/亞毫米波陣列）的控制室內，他和其他50名左右的工作人員毫不知情，直到發現所有的通信線路都中斷了——就連附近小村聖佩德羅的電話也打不通了——才知道出事了。
高處不勝寒：煢煢孑立的控制中心。ALMA的辦公室、實驗室和望遠鏡控制室都在其中。不遠處是雷勘克博火山的雪峰。
兩天之後，從ALMA下來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才抵達聖地亞哥。很多人都“揪心不已”，因為家人生死未卜，科爾特斯說。人們憤怒、沮喪，有的人甚至失聲痛哭。
“我從未感到如此孤立無援。”他回憶起當時的感受。
但孤獨、與世隔絕的感受是他生活的常態。
每隔三週，他都要坐兩小時的飛機，從聖地亞哥飛到卡拉馬，隨後驅車兩小時，來到ALMA，展開為期八天的工作。經常性地外出，外加其他的科研和會議出差，使他很難享受到家庭生活。在ALMA，不少人的婚姻都出現了裂縫。一名工程師不得不辭職，因為妻子讓他做出選擇：是要她，還是要觀測站的工作。另有幾人私下坦言，自己的家庭也出現了問題。在不遠處的帕瑞納天文臺——世界最先進的光學望遠鏡VLT和VST所在地——有一名天文學家向我們吐露，妻子與他離婚，就是因為受夠了他頻繁出差。
所幸，科爾特斯的婚姻依然完好。“讓人頭疼的不是妻子，而是女兒卡特琳娜。”科爾特斯說。卡特琳娜快六歲了，能敏銳地意識到父親不在身邊。有時科爾特斯打電話回家，她會拒絕和他說話，因為父親總是出差讓她感到很不滿。每次得知父親要回家，她都會興奮得不得了。但等到父親進了家門、對她微笑的時候，她卻又面無表情地看著他，不屑一顧的樣子，然後躲進自己的房間。要過好一陣子，父女倆才能重新熟絡起來。
你可能想當然地以為，孤身在外能讓科學家專心工作，但事實也許恰恰相反。有時候，科爾特斯沉浸在對女兒的思念中不能自拔，得好好調整一番，才能專注於手頭的工作。
儘管面臨種種困難，科爾特斯還是有很多理由堅守這份工作。在智利，天文學家要找一份體面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說。“相對於智利高校的水平，”他在ALMA的工作“報酬很高”。他有機會出國，參與國際性的科學會議，每年可休一個月的科研假，用於開展獨立研究，還有最多34天的年假。
但最重要的是，他得以站在科學的最前沿——對於從事實地研究的天文學家而言，很少有比ALMA更好的地方：陽光明媚的高原上，天線像一個個巨型蘑菇，掃描著宇宙。
他希望卡特琳娜能體諒他的苦衷。“我跟她解釋說，我喜歡我的工作。有些事情是我們想要去追求的，就比如幸福。”他說。但他追尋夢想的同時，也擔心有朝一日，女兒會選擇類似的工作，並面臨相同的取捨。
有無法陪伴家人的，也有找不到女友的，就比如馬克·範·羅森姆（Mack van Rossem）。他是粒子物理學專業的一名研究生，駐紮在“冰立方”（IceCube）——南極廣袤冰原上的一座實驗室，旨在尋找神秘的中微子。不過，比起實驗室，它更像是《007》電影中大反派的老巢。這樣的實地考察也能催生戀情。其中有大約50名工作人員，有的來時還是單身，臨走就已經成雙成對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幸運。範·羅森姆作為後備人員，被派往IceCube工作一年，因而比其他人晚到兩個月。一去他就發現，想談戀愛已經太晚：“大多數女性都已經有伴兒了。”這讓範·羅森姆頗為頭疼。他說，他“最大的損失”就是沒有女朋友。
他們會安排放電影、打排球和日語課，以免“瘋掉”。
他認為，自己的選擇談不上犧牲，更像是一種交換。他中斷了社交生活，換來了磨練科研技能和享受自然美景的機會。但若再選一次，他還會願意嗎？“我覺得，交換一次還挺划算。”他說。“至於第二次，還得再想想。”
為了打發閒暇時間，範·羅森姆和同事們會通過聊天軟件Skype和電子郵件尋找慰藉。每天，兩顆上傳數據用的衛星從頭頂經過，可以為他們提供七個小時的互聯網連接。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這裡都有。範·羅森姆說，他們會安排放電影、打排球和日語課，以免“瘋掉”。
這一切都是為了疏解孤獨。而每年的4至8月，當漫無邊際的極地冰原墮入永夜時，這種孤獨感就更加劇烈了。範·羅森姆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魯格（Christian Krüger）抱怨說，永夜期間，他的情緒常常波動，想不通自己為什麼還留在這兒。越是處在無盡的黑夜之中，他越是渴望綠樹和青草，公園和城市，乃至雨水。不過他最想念的，也許還是跟各種不同的人接觸時的奇妙體驗，比如在雜貨店裡，和陌生人聊上一兩句。
孤獨的科學家：馬克·範·羅森姆說，他暫停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換取去南極研究的機會。
在謝波諾夫工作的貝加爾湖，科學家們也會組成小型團隊，儘管如此，孤獨還是在所難免。由於資源短缺，團隊往往不是精心構建的，而是胡亂湊成而成。因此，同事中總有一些“惹不起的人，誰都不願跟他們合作，我們一般都避開他們。”謝波諾夫說。
晚上，為了打發時間，他們會喝喝伏特加，彈彈吉他。但這些科考任務中從來沒有女性，主要原因是設施太過簡陋。這些科學家住在小屋子裡，每個屋子兩組上下鋪，加一個小小的取暖器。這裡沒有隱私可言，所以謝波諾夫的妻子和女兒們也從未前來探訪。隨著女兒們一天天長大、懂事，她們對父親的想念也在一點點增加。“我知道爸爸的工作很重要，但我希望他能多待在家裡。”謝波諾夫十歲的大女兒說。
謝波諾夫的妻子也是如此，丈夫不在家時，她的日子特別難過。兩年前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她帶兩個女兒出去散步，不小心滑倒，摔斷了腿。雖然在一個親戚的幫助下，她勉強能照顧兩個女兒，但由於行動不便，又沒有丈夫在身邊，當時的她陷入了抑鬱。“我在吃抗抑鬱藥的時候，他沒有在我身邊。”她回憶說。
不過他最想念的，也許還是跟各種不同的人接觸時的奇妙體驗。
謝波諾夫也想握著她的手，告訴她一切都會好起來，也想幫忙照顧孩子。但除了視頻聊天，他什麼忙都幫不上。離開貝加爾湖，就意味著失去工作。“不管你願不願意，現實就是如此。”他說。
有的科學家更喜歡待在實驗室裡，就是為了避免這種兩難處境。“長期在外是一項苛刻的條件，願意接受的科學家並不多。”哈佛大學教授阿維·勒布（Avi Loeb）說。雖然勒布也在尋找暗物質，但他極少離開自己的辦公室。對於背井離鄉的實驗物理學家，他表示欽佩，但就自己而言，他說，他只有跟家人待在一起，才能保持內心的安定。他說，“社交生活不僅僅是交換信息這麼簡單，它還涉及肢體上的接觸，涉及一種體驗。”
但謝波諾夫之所以堅持這份工作，除了迫不得已之外，也是為了滿足內心的需求。他離不開貝加爾湖，他說。對他而言，住在距離文明一兩百公里以外的冰面上，能給予他“情感上的放鬆”，這樣的機會難能可貴，他說，“這是一種至關重要的休憩。”
翻譯：雁行
校對：其奇
造就：劇院式的線下演講平臺，發現最有創造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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