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後的德國，有這樣代人，他們沒有犯過罪，卻始終過著罪人一般內疚的生活，他們是納粹的子女。他們是有罪者的子女，也是無罪者的父母。作為施害者的後裔，納粹的孩子不能像受難的猶太后代一樣，袒露自己成長中的困惑。他們所受到的反向歧視令他們無法很好地自處。
在二戰後的德國，有這樣一代人，他們沒有犯過罪，卻始終過著罪人一般內疚的生活，他們是納粹的子女。夾在對戰時經歷迴避不談的上一代與無辜的下一代之間，夾在家庭內部從未消失的法西斯主義氛圍和外界有關納粹所犯錯誤的種種反思之間，“愧疚的一代”確認自我的種種困難通過《生而有罪：納粹子女訪談錄》一書得以呈現。
他們鼓起勇氣向父母發問，卻往往得不到任何像樣答案。他們是有罪者的子女，也是無罪者的父母。作為施害者的後裔，納粹的孩子不能像受難的猶太后代一樣，袒露自己成長中的困惑。他們所受到的反向歧視令他們無法很好地自處。
有趣的是，關注到這個群體的困境並寫出《生而有罪》一書的彼得·西施羅夫斯基，本身是一個奧地利籍猶太人。他的父輩受到過訪談對象父輩的迫害，然而他卻拿起筆，“以不為舊日罪孽所苦的猶太人之身，探討納粹子女如何自處這一問題”。
二戰結束後，納粹退居到家庭內部，他們的後人是納粹意識形態的真正繼承者，但卻少人關心，不被關注。實際上，彼得認為：迴避向父母發問的德國新一代，將成為新法西斯主義的理想策源地，這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通過《生而有罪》一書中14段直指人心的訪談，我們來看看到這些普通的納粹後人重塑自我或成功或失敗的努力。
反向歧視挑戰自我重塑
二戰結束後，世界的眼光聚焦被迫害的猶太民族，作為受害者，他們與納粹後人之間一個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擔心和懷疑他們的父母在戰時做過些什麼，希特勒一死，他們的苦難就結束了。而戰後出生的納粹的兒女們，從未親眼看到過父母在納粹時代如何風光，卻不得不在人生的大多數時間裡“代父母受過”。他們是他們父母的受害者，一直“彷徨於外部新生的民主現實和家庭舊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間。通過書中故事，我們也看到有的納粹後人試圖想要消化歷史，然而這太難了。“父母的沉默，連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緒，構成了納粹子女們個人歷史的基調。”
讀書中故事我們發現，幾乎沒有一個納粹後人是在出生伊始就被告知父輩犯下的錯誤的。他們多是在長到十幾歲上學以後，才慢慢通過外部瞭解到自己的父輩是納粹的一員，或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父輩的故事“擊中”。那時候戰爭硝煙才散去不久，學校裡、社會上到處都是對納粹罪行的譴責，年幼的他們從未聽父母提起過去，更不能想象自己的父母就是這罪人的一員。
安娜出生於1960年，13歲時她傻得從沒聽說過集中營的恐怖。同樣是13歲，莫妮卡才知道，為了逃避戰後懲罰，她父親竟然一直跟自己的孩子假裝是自己親生孩子的舅舅！我們可以想象在他們聽到自己的父母是納粹那一刻時的震驚，那是一種整個世界都崩塌的不安全感。類似的故事和不同的故事作者都能講出很多，然而只有震驚就足夠了嗎？
歷史註定了他們必須去發現父母以往的作為，以及其中的原因。幾乎所有納粹在戰後並不感到罪惡和羞恥。行兇者的沉默可以製造一座時間墳墓，整整一代人要如何努力才能走出心理陰影，走出一個新的德國？
與德國的過去作戰
面對真相——很可能只是很少部分的真相，這些納粹後人作何反應？讀過《生而有罪》一書的故事後我們發現，他們之中，有的人認為自己生來有罪，一輩子活在罪孽中；有的人試圖抹掉過去的一切，花錢讓社會忽略自己，他們甚至會因父母去世而如釋重負；有的人則因父母的背景，導致正常家庭關係有障礙，一奶同胞卻形同陌路；還有的納粹後人乾脆不結婚或不養育後代，因為他們不想讓納粹的基因流傳給人類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想從一個為那場災難推波助瀾的人那裡吸取教訓——父母本可以向兒女解釋，但一個字都沒有。“為使他們哪怕說出一句後悔的話，我不知做了多少次努力”，希望跟父輩和解的英格博格痛心而失望地說；
你看，雖然戰爭早已結束，卻給整整一代人留下深深的心靈創傷。面對過去，他們的父母或是緘默不言，或是拒不承認曾經的罪過，甚至把子女變成家裡受迫害的“猶太人”。父母生活在過去，孩子們只能永遠生活在無法無條件愛父母的糾結中。
訪談中的安娜與猶太人丈夫結婚，然而面對只有陳詞濫調的父母，她始終被一些問題困擾：假如丈夫下班回來告訴她，他將有機會升職加薪，但需要充當一段時間的監獄管理人員，而監獄的犯人都是社會敗類，她如怎麼建議？狼可以在一代之間馴化為羊嗎？有些納粹後人表示，“我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避免變得像我父母那樣”，他們認為自己是納粹一代家庭教育理念的和他們歷史的受害者。這些在法西斯主義家庭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德國新一代，還要盡多大的努力，才能完全克服自己身上那揮之難去父輩的烙印？
也許，《生而有罪》一書最後一個故事“努力反思的維爾納”能給我們一些啟示：“身為有罪者的兒子和無罪者的父親，我就像連接有罪者和無罪者的一箇中間環節，我感到有義務給無罪者一個機會。有罪者已經有過機會了。我們是感到內疚的一代人。或許我的女兒們有一天會為我感到自豪，不僅因為我是她們的父親，而且因為我是一個正派的人，也許她們還會把我當作她們竭力仿效的人。這與我和我父親的關係真有天壤之別。”
“另一個”德國始終存在
如《生而有罪》一書作者彼得·西施羅夫斯基指出，戰後四十年，德國的教育家面臨的問題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時成年的人們抱怨，他們年輕時，人們對納粹時代幾乎隻字不提，而今天的青年人卻抱怨，他們聽到的一切，都不外乎他們曾經是、而且現在可能還是一個遍佈兇手和從犯的民族。以往，在一個個活生生的納粹家庭中，子女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們提出疑問，甚至與他們決裂。但是，當德國最新一代的新新人類成長起來，人們不禁要問：什麼樣的和解努力才能讓“愧疚的一代”免受不必要的傷害？什麼樣的反思對當代德國青年來說才是公平恰當的？
對於納粹的第二代後裔來說，他們感覺不管做什麼都不夠，不管做什麼都沒用。最新一代的德國青年則完全不像第二代一樣那麼扭捏、拘謹、膽怯。他們有勇氣談論納粹時期的熱情，也希望贖罪與懺悔有一個結局，渴望一個“終點時刻”。否則，一個不時要為德國曆史的上一頁而聽任指責的德國青年，會不會因為受到不公平對待而重新升起一種新的“排猶情緒”？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否認過去的一切。作者本人也認為，忘記德國的歷史，就沒有新的德國。否認民族社會主義時代是自身歷史的一部分，就沒有新的德國民主派。
也許，虔誠的莫妮卡的態度值得讚許：“現在我知道了，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我現在用不同的態度對待它，這正是我今天生活的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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