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祭司
聖宗時，遼朝已建有上、中、東、南四京。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 年），升石晉所割雲州為西京，於是五京俱備。初期，以上京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為遼朝的都城。但是，遊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國家，具有行國的基本特徵。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國特徵的五京。
五京是用來統轄州縣的，治理重點是漢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點，作用也不盡相同。上京臨潢府是遼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種，水草便畜牧”，是遼內四部族的遊牧地。後又遷入了大批漢人和渤海人，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一定發展。東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備禦高麗。西京備禦西夏和西南各遊牧部族。中京、南京經濟發展水平略高，多設財賦官，對遼的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遼國皇帝並不常居上京、中京，他與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隨寒暑、逐水草，巡行於四時捺缽之中。遼國的政治中心也隨著皇帝的行蹤轉移。
“捺缽”又作“納拔”、“納缽”、“剌缽”、“納寶”，漢意為“行宮”或“行在”。遼帝的四時捺缽制度正是與契丹人遊牧和漁獵經濟活動相適應的，同時也受政治形勢的影響和制約。
遼初，冬春多在上京及其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大興安嶺東南餘脈）一帶。聖宗前期，因對宋交涉的需要，捺缽也相應南移，春捺缽多在鴛鴦泊（今河北張北昂古裡諾爾），夏秋在炭山（大興安嶺東南餘脈），冬季則多住南京。天祚帝末期，東北戰事起，被迫將捺缽移向西南鴛鴦泊、西京、南京一帶。
聖宗後期，歷興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餘年間，社會穩定，捺缽制也得以完善，四時捺缽地點逐漸固定。春捺缽在長春州附近的鴨子河、混同江、鴨子河泊 ；夏捺缽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帶；秋捺缽在慶州（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蘇木）伏虎林；冬捺缽在潢、土二河間的廣平澱。
跟隨皇帝至四時捺缽的是一個龐大的行宮部落集團。它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帳皇族），與皇帝關係最密切的諸斡魯朵和中央的北、南面官員。中央的北面官全部隨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屬百司官員全部隨行；樞密院、中書省宰相 1 人，樞密都、副承旨 2 人，令史 10 人，中書令 1 人，御史臺、大理寺各 1 人從行。其他漢官留守中京，辦理漢人公務。留守官有權任命縣令、錄事以下文官，縣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權差，待會議行在所取旨後方可給敕正式任命；武官則必須奏準。
春捺缽的主要活動是鉤魚和捕鵝。正月上旬起牙帳離開冬捺缽，三月上旬到達。江河尚未解凍，鵝雁未至時，鑿冰鉤魚；冰雪融化，鵝雁北歸後，放鷹鶻獵捕天鵝。鉤得第一尾魚，捕得第一隻鵝後，便舉行頭魚宴和頭鵝宴，互相慶賀。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產活動和生活內容，也是遼國統治者的娛樂活動。春捺缽活動期間，捺缽周圍千里之內的屬國、屬部首領要到捺缽朝見遼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缽活動也包括了安撫、控制、考察各屬國、屬部的政治內容。
四月中旬，行宮集團離開春捺缽進山避暑、賞花。皇帝與北南面臣僚共議國事，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會議。閒暇時間則從事遊獵。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轉入秋捺缽。天冷後到冬捺缽違寒，再與北南面臣僚舉行第二次大政會議，共議大政方針。同時接見宋及諸國使臣，閒暇時校獵、講武。
遼國皇帝的捺缽活動，既是契丹人的經濟活動、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遼國統治集團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獵為業，猶漢人之劭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宋朝人對此十分理解，他們說“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並非像宇文懋昭所謂的“承平日久，無以為事，⋯⋯四時無定，荒於遊獵” 。捺缽是舉行國政會議的地點，又是皇帝處理國事的場所，它才是遼國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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