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鈞（1949-2013），筆名也斯，香港著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學者。多次獲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2012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被譽為“香港文學形塑人”。
《雷聲與蟬鳴》
版本：青馬文化·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8年2月
梁秉鈞第一本詩集，收錄其16至28歲作品，清麗睿智。
身份自覺 樹立香港本土文學的“合法性”
這不是梁秉鈞（也斯）的詩第一次以簡體字出版，1995年，香港迴歸前夕，一本梁秉鈞詩選《浮藻》曾幾乎不為人知地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付梓。我碰巧在珠海看到，頗為驚訝——裡面的詩有著當時中國第三代詩歌明顯缺乏的理性、思辨與身份自覺。直到後來我認識了梁秉鈞先生，獲贈1978年版本的《雷聲與蟬鳴》，發現這三者的源頭所在，而且因為是源頭，《雷聲與蟬鳴》具有更多的活力與可能性，這正是詩的魅力。
2010年，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西西的《我城》，我當時曾評說：通過簡體字閱讀《我城》反而更覺其童心。《我城》和《雷聲與蟬鳴》可謂香港當代文學的宣言式作品，分別在小說與詩兩方面樹立起香港本土文學的“合法性”——也即是使用香港當代的語言去書寫香港當代的世俗生活，而不是“南來作家”的遺民式異域思鄉寫作，也不是一味奉臺灣現代派作家為標杆的“離現實”、雅化的寫作。
因此在2018年通過簡體字重讀《雷聲與蟬鳴》，又有著讀《我城》不一樣的微妙意味。《雷聲與蟬鳴》在1978年的香港詩壇橫空出世，最與眾不同的、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使它穎異的，是它的口語化、在日常生活的瑣碎表面遊走的自由感、還有對抒情的迴避。前兩者直接與其同時代的美國後垮掉派和紐約派這兩個難以籠統歸入後現代文學的詩風相應和，對個人強烈感情的迴避則遠肇於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但一直在中國現代詩中罕見。
這樣說也許會引起香港本土文化捍衛者的不悅，雖然我和梁秉鈞先生都堅決擁護繁體字之美，但閱讀簡體版《雷聲與蟬鳴》，讓我意外地感覺到簡體字的疏朗及平民感非常符合梁秉鈞早期詩的美學，尤其是集中“最本土”的一輯“香港”。“香港”一輯詩現在成為香港文學教學的範本，其原因除了表面上這是一種“地誌書寫”，實際上它反對在詩中對歷史、文化旅遊意義上的地標的樹立，只返歸於平凡的地本身，毋寧說它因此觸及了香港本質的魅力：這個城市裡大多數的事物都是“接地氣”的，抵抗著旅遊局把它標本化的歪曲。
換句話說，梁秉鈞寫出了較民主的詩——相對於現代主義的精英式甚至貴族式書寫（抒情主體高蹈於世俗之上），這種詩歌的遠祖是惠特曼，然後由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推到日常物身上。
且看一段對梁秉鈞的精彩論述：“如果說梁詩中的物件是平凡無奇的，那這些物件在消耗過程中卻起了一種民主作用。在這些物件形成的共同空間裡，就是最平凡的東西，也會就其本身條件而被欣賞並且予人意想不到的喜悅。這個空間裡呈現的物件豐足，並不代表奢侈、揮霍，或被動式的消費，而是代表了適應環境、創造空間和接受他人。許多時梁以對話形式寫作，不論是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或客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話。他的詩是人們可以無須暴力和創傷地進入的通道，也是一種新的價值製造過程。”——出自周蕾《寫在家國之外》。
“這個空間裡呈現的物件豐足，並不代表奢侈、揮霍，或被動式的消費，而是代表了適應環境、創造空間和接受他人。”——這似乎在洞見香港本身的價值，而這一價值，是為梁秉鈞的詩首先發現。從《雷聲與蟬鳴》到《形象香港》到《東西》，甚至到最後的《普魯旺斯的漢詩》，梁秉鈞都在嘗試鋪陳這一價值的方方面面，乃動用許多食物、衣物、景物、酬唱來生髮，這在我關於他的悼文《香港文學的礦苗：紀念詩人也斯》（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已經論及，此處不展開了。
實驗性質 但始終是說人話的詩
《雷聲與蟬鳴》與其後期詩相比，仍然有許多青年的銳氣。且看簡體與1978年繁體初版唯一不同，是前者增加了放在全書第一首的《樹之槍支》，寫於1964年，詩人15歲時。這首詩是我在一本詩選看到，於是在2009年和梁秉鈞先生的一次對談中向他再度提及，他笑說自己已經忘記寫過這麼尖銳的一首少作並向我索要了影本。如今重看，雖然帶有瘂弦的影響，仍為我最喜歡的一首：
這是佩槍的白楊
這是佩槍的基督
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
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哪裡
……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
不管施棲佛斯的大石頭
不管存在和不存在
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所謂“少年心事當拿雲”，那時的梁秉鈞是一往無前，準備要為香港文學開一個新天地的。“突發性演出”那一輯展現了更豐富的實驗性質，荒誕派戲劇、殘酷戲劇、法國新小說、零度敘事等都靈活地轉換成詩歌元素，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香港。直到二十年後，內地的非非主義詩人才有類似的“冷風景”式寫作。
但無論如何實驗，梁秉鈞的詩始終是說人話的詩，正如他在晚年作品《砌石塔》裡再次宣示的“語言總是把事情混淆／詩就該是無言？／該珍惜／不亂砌成無聊的玩意”。敘事、劇場詩的實驗與平實口語之間形成的平衡，造就了梁秉鈞所獨步的城市詩——中國長久以來缺乏真正意義的城市文學，尤其在上個世紀下半葉，只有香港作家寫作真正的城市文學，梁秉鈞是其中最自覺的佼佼者。試看《某打字小姐》不是提前四十年的城市民謠嗎？比之內地民謠歌手胡嗎個的《趙小姐》、宋冬野的《董小姐》如何？
在“香港”這一輯裡，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梁秉鈞的詩已經很成熟，善於調度極其細微的判斷暗示，維持剋制的情緒。如寫殖民地之無根的《華爾登酒店》，刺而不怨；又如寫死亡的《五月廿八日在柴灣墳場》、寫理想之沒落的《新浦崗的雨天》，哀而不傷。但無論多剋制，象徵（興）還是呼之欲出，一如《雷聲與蟬鳴》的標題已經是態度：面對城市、時代的動盪不表露好惡，但已經有了選擇，他說：“雷聲使人醒來……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但對於習慣雷聲、劍拔弩張的內地詩歌來說，這樣的詩未免太溫柔敦厚、太“保守”了，我們可以嘗試辨別這種分野當中蘊含的意義。
在晚年編訂的《梁秉鈞五十年詩選》（臺灣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中，《雷聲與蟬鳴》一詩被列入“頌詩”一輯的開篇，關於頌詩，梁秉鈞說過：“頌是對當世素質的肯定，以及廣為傳揚的公眾性質。我在研究詩學之餘……在求學和生活中，在挫折與否定之餘，也追尋過不少我嘗試肯定的東西，所以一度也試寫頌詩。”
《雷聲與蟬鳴》中有相當驚心動魄的時代隱喻之詩，如其最有名的詩作《北角汽車渡海碼頭》（該詩細讀請參見我《1984年的香港詩歌》一文，刊於騰訊大家網站），也有袒露心跡與掙扎之詩《中午在鰂魚湧》，但更多的是頌詩，是一種不卑不亢的對城市、對當代社會生活的肯定，呈現的是詩人與世界之平等，而不是鬥爭或者臣服。鬥爭，我們在多多、海子一脈的有浪漫主義騎士遺風的詩人的詩中能感到；臣服，則在那些精緻或粗鄙的犬儒主義詩歌中。而梁秉鈞的詩超然其外，反入世界其中，與自身的、城市的命運相濡以沫、噓寒問暖。
賦體詩 有利亦有弊
最後要談一談這本詩集的不足。從“香港”這一輯開始直到其後的各種“遊詩”，梁秉鈞開創了一種所見即所得、描述而不動聲色的平淡自然之詩，後來香港不少詩人追隨，近年更命名為“賦體詩”以狀之。
賦體的利弊，即使從梁秉鈞的詩也能見之，與攝影、紀錄片相似的對現世的忠實，是一種後現代文學中的新現實主義，把本雅明的都市漫遊者的自由發揮得淋漓，是其利；而囉唆不變的語氣、被瑣碎細節羈絆、過於剋制表達感受而竟有鄉愿之感，是其弊。詩如果完全摒除了對未知、無形世界的想象，僅剩下忠厚老實的當下，也是無趣的吧。
不過對於我，《雷聲與蟬鳴》與詩人前輩梁秉鈞的意義已不在於這些形式了。在今天的香港，“雷聲使人醒來……蟬鳴仍是不絕的堅持”兩者都那麼重要。恰好自今年初春，我曾重讀1978年版本的《雷聲與蟬鳴》，寫下過這幾句詩，也許是對梁秉鈞先生的一種致謝和承諾：
……你走前的五十年，此城靜默
你走後的五年，雨水橫流成火。
我再沒有機會向你詢問
那些暗路與山徑向你問過的問題。
工業區在顫抖，碼頭熄滅了燈
巨獸歡愛在深水的避風塘
只有一個逃學來拋石的男孩看見。
我們被異象掠過像遭一場颱風打劫
我們從此不再書寫異象
因為所有情書都是訣別的切結。
在你歸來的年紀，我收拾好了行李
但隨便往背囊裡放一首詩
都是錨，是使我無法離開的重量。
□廖偉棠（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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