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司马炎的失误
晋武帝司马炎革了魏国，平了吴国，开创了司马家族基业的新局面，从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多年的全国性的大混乱终于在他手里终结。
晋武帝司马炎像
司马炎也曾意气风发过，但是篡来的江山和打来的江山确实有不同的地方。既然是篡来的，就要担心别人说闲话，就要收买旧有的利益集团，让他们闭嘴。这样一来，在政策上自然就要宽松，团结面越广越好，当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上层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打来的江山就很不同的，皇帝在心态上的主人翁的意识更强烈也更自信，老子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要是不规矩，老子揍他，所以对功臣特别不厚道，刻薄寡恩。
史书称司马炎“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这话有正面意思，然而未尝失色于人，就是从来不和人翻脸，因为他是大世族的共和之主，舅舅王恺要和石崇斗富，斗富缺少珊瑚树，皇上亲自来赞助，从国库里搬了几个给舅舅。然而石崇把皇上的小号珊瑚给砸了 ，给国舅爷换个大号的。
如果是在明清时代，那石崇的罪过可就大了，第一你敢砸皇上的东西，这就是欺君大不敬；第二你敢有比皇上还好的东西，这就等于谋逆了；第三你敢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把皇上的比下去，这不就是造反吗？但是这事在司马炎时代不算什么，因为大家要和气共享么，共享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你家的珊瑚比我家的大点，大点就大点吧。大家和谐共处，我不说你篡夺，但你也别耍独家老大的威风。
石崇和王恺斗富，石崇砸了皇帝的珊瑚
太傅何曾经常和司马炎一起喝酒燕宴，有一次他和儿子闲聊，说皇上每次请这些重臣们一起喝酒，从来不谈国家大事，聊得都是些风花雪月的琐事。何曾是老臣，也可称得上是晋朝第一的美食家，“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伙食费日均万钱，但是老人家仍然觉得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享乐至上、生活奢靡到极点的家伙，也觉得皇上这么着不行，咱们也不能光享受而不做任何事啊。（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何曾的儿子）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
司马炎的无所事事，就连何曾这样的人也看不下去了。由此可知，他慵懒到什么程度了。
司马炎在最后的十年里，也就是太康年间（280年—289年），唯“极意声色”而已，原来的一副好身板也基本上淘空了，很快就病倒了。他自己也步入了暮年，开始要指定继承人问题了。
有一次宫庭失火，当时是黑夜，司马炎登楼观察。此时只有五岁的孙子司马遹把他拉到暗中，说道：“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司马炎愣了一下，觉得这个孙子不简单。虽然他的老爹也就是自己的那个傻儿子——太子司马衷不行，但只要将来传位给自己的这个聪明的孙子，那大晋江山何愁不稳呢？
司马炎也分析了前朝为我所篡的历史原因，借鉴前朝政治得失，就是一般智商的皇帝也都知道这是应该做的。司马炎认为，魏国之所以为我晋国所篡，主要一条是刻薄宗室，曹家的这些皇帝对待宗室像防贼似的防着，所以这才为我司马氏所趁，十分轻易地就篡夺了天下。
所以他认为，晋朝强根固本的重要措施就是大封诸王，宗室强壮了，自然异姓之人就不容易染指了。汉代以来的封建，一般是把封国的税赋权全部或部分转移给宗室王，行政权、司法权和军警管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里的。但在晋代，宗室竟然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在“封建—郡县”这个维度上，晋代是大大地后退了一步。而这也造成了他死后不久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晋朝也就只剩下了半壁江山。
为什么司马炎会发生这样大的失误呢？
当然，这个责任不能全由晋武帝司马炎来负。这其实是有着历史的惯性的，大三国时代，带兵典军的将领们，很多都有自己的部曲，也就是效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带着团队打工是普遍现象，所以，司马炎让诸王掌兵某种意义上对可能出现的异姓军阀有一种牵制作用，不能完全算是昏招。但是，把这个东西当成帝国专政的坚强基石，没有加以适当的控制，以为有司马家的人带兵，天下就可以太平，那也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殷鉴不远，司马炎难道不知道这段历史？
曹魏防自己人外人篡，司马防天下人自己乱，帝王要统治天下老百姓，要坐稳江山，必须和老百姓有一定的利益捆绑，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只要民心安了，江山自然就稳固了。除此之外，今天和宗室和谐，明天和外戚和谐，后天和太监们和谐，不管哪类和谐，都是虚幻的。因为他们距离权利太近，一旦有机会染指最高权利，绝对会斗得个你死我活。
八王之乱，晋朝统治摇摇欲坠
司马炎死后不久，在他的蠢笨儿子司马衷任上，就发生了席卷整个天下的“八王之乱”，他所分封的那些诸王就开始了狗咬狗，晋朝江山摇摇欲坠，这恐怕也是司马炎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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