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慎，一位在文字王國中找到了精神家園的人 ——說文解字序註疏

許慎，一位在文字王國中找到了精神家園的人

——說文解字序註疏

施百忍

許慎

古者庖犧氏1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2

【注】

1庖犧氏，即傳說中的伏羲，又叫“宓犧”、“伏戲”、“包羲”、“包犧”、“伏犧”、“炮犧”、“慮戲”等。漢代的石刻畫像與磚畫中，常有人首蛇身的伏羲畫像。關於伏羲的神話傳說，已成為遠古人類繁衍、取火、生活等方面的象徵性符號。（參袁珂著《中國古代神話》）

2《繫辭傳下》：“古者包羲（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言：“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

【疏】

《後漢書·儒林列傳》載：“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xiáo）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後漢書》中華書局，2001年5月，2588頁）

當許慎以博通五經的學識迴歸到基本文字的探討研究時，正所謂本立而道生。即便如此，在描述漢字的產生這一事實的時候，也只能轉述《繫辭傳下》的相關內容以諮說明。起初，我與外物兩不相干，但人俯仰天地之間，從自身的心理活動，生理變化到外界事物的豐富多彩中覺察到某種意象與法則的可能，進則企圖找尋其表達方式，用來再現其意味，傳達其思想，承載其感情。於是始作八卦，以其刪繁就簡，去蕪存真，變易不息的特徵，將一個大宇宙濃縮為一個小宇宙，在身與物之間構建了一箇中間帶，使王天下成為可能。

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3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4。“百工以乂5，萬品以察，蓋取諸夬6”；“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7。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8。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9。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10，書者如也11。以迄五帝三王之世12，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13。

【注】

3迒（háng）：獸跡。

4書契：指文字。與庖犧氏—八卦，神農—結繩，倉頡——書契並列為三。《繫辭傳下》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解字序》則直接說成“倉頡初造書契”。陳夢家認為，“書”與“書契”不能混同。契是書所約之事於兩札，兩札文同，並兩札而刻其邊側，取者予者各持一札，以後合契時合其邊側所刻之齒以考驗真偽。（《中國文字學》，中華書局，2007年4月，250～251頁。）

5乂（yì）：治理。

6夬（guài）：六十四卦之一。明法決斷之象。《繫辭傳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7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君子通過文字來宣明教化，俸祿加身，同時，君子更需要以內在的德行來提升自己，切勿以文字欺人。

8文，指象形字。

9字，指形聲字。

10著於竹帛謂之書：李學勤先生在《簡帛書籍的發現及其影響》一文中指出，“古人說‘書於竹帛’，竹木質的簡與絲質的帛，是古代中國人書寫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時期，才逐漸為後發明的紙所代替。因此，‘簡帛’長期被作為書的同義語，源出自簡帛的若干詞語，如‘編’、‘冊’、‘篇’、‘卷’等，甚至延用至今。”

11書者如也：清·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言：“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結合10、11的看法，“書”兼具了書寫的實物性與藝術性。

12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三王：禹、湯、文武。

【疏】

隨著社會的發展，王天下並不能僅僅滿足於八卦的潔淨精微，社會需要一種更為方便的溝通方式，結繩記事遂應運而生。八卦與結繩雖然具備了形、義的功能，但由於它的高度概括且不能表音而無法滿足社會進步的需要，一種兼具了形、音、義的文字在醞釀中產生。中國古代的文字正符合了這個特徵。追溯封於泰山七十有二代的千年歷史，剛開始的時候文字的形音義並不統一，到了五帝三王的時候，也還在為文字的確立尋找規範呢。總結提煉古代典籍中文字的構成，將之提升到理論的高度來闡釋，並確立一套通行的造字方法，看來直到東漢許慎的時候才得以完成。然而，研究文字與修習儒學有何關聯呢？即如饒宗頤先生指出的，中國語言方音複雜，但語、文分離，文字不隨語言而變化。“文字不作言語化，反而結合書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聲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漢字這一大樹，枝葉葰茂，風華獨絕。文字、文學、藝術（書法）三者的連鎖關係，構成漢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勝的魅力。”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說文解字》如同典籍的輔翼一樣，使聖人一時一地的言傳身教藉助於文字的載體傳播久遠。章太炎先生說：“童蒙稚呆，豈有不教本國文字，而反先學外國文字哉！”（見《小學略說》）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14。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15，“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16，“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17

【注】

14《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許慎言“先以六書”，與上面將《易傳》中“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轉化為 “……倉頡……初造書契”是一樣的手法，意在顯彰文字的重要。

15詰詘（jié qū）:曲折；彎曲。

16指撝：同“指揮”，此處指意旨，意向。

17在許慎看來，《周禮》中所言六書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關於“六書”的詳論，見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傳統的六書說》。

【疏】

因此，古代士大夫的子弟們從八歲的時候就開始接受文字方面的訓練。《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其中，六藝之五即“六書”。許慎認為六書指的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這好比是文字王國中的根本大法。陳夢家先生指出，“六書”這一種說法，是戰國晚期人所定的，是後人對於文字的性質和結構的一種歸納的解釋，並不是造字以前預定的條例。因此不能用它來解釋最古文字的性質和結構，更不能用它來解說全部文字自古及今演化的跡象。（見《中國文字學》中華書局，2007年4月，第95～96頁。）事實上，中國文字的發展變化與朝代的更迭息息相關，王國維先生將中國文字發展至西周之後分為西土與東土。東土的文字，即秦所滅六國的文字。六國之文，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已遏而不行，漢人稱之為古文。若較西土秦使用之籀文，名雖異，其源皆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猶有豐鎬之遺，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即漢世所謂古文）為近。（王國維，《觀堂集林·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87頁）即便如此，後來中國文字的變化卻沿襲了西土秦漢的線索綿延至今，而戰國時六國古文，則成了近代考古學的一個重大發現。譬如簡帛文字，更是有待探索研究的新領域了。由此可見，許慎指出的“六書”儘管並不周密完全，卻是西土秦系文字的根本法則，說它是進入中國文字王國的梯航也不為過。

前文言“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文者，物象之本。”而“六書”中的指事、象形與會意正好表達了“物象之本”。可以看出，這三者對於《易傳》中提出的“觀物取象”和“立象以盡意”有了進一步的感悟與發揮，從而誕生了基本的元素“文”，併為後來運用更多的文字交流創造了條件。形聲，則進一步化解了這一問題。“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如此看來，許慎描述文字的產生及發展在其理路上的確與上古時代的八卦及結繩相關聯。至於轉註，是說明不同文字之間意義相通的方法。我懷疑這是不同地域間的文化交流造成的，不同地域間因方言不同文字不同，就需要把意近文異的字放到一起對照，如同翻譯一樣，便於接受。雖如此，隨著時代的轉變，不同地域之間的人也在分離與融合中更替著，因此形成了後世見到的“老”、“考”的相互轉註了。假借，則是本義的延伸。章太炎先生認為，“令之本義為號令，發號令者謂之‘令’；古之令尹，後之縣令，皆稱為‘令’此由本義而引申者。‘長’本長短之‘長’，引申而為長幼之‘長’。成人較小孩為‘長’，故可引申。再引申而為官長之‘長’，以者在幼者之上，亦猶官長在人民之上也。”

據清代文字學家王筠統計，《說文解字》一書，部首540部，共計9353字，重文1163字，合10516字。其中，指事字129字，象形字264字，會意字約1254字，形聲字約7701字。

及宣王18太史19籀著20《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21，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22意可得而說。

【注】

18宣王：周宣王，厲王子，前827—前782。

19太史：史，是經過一種專業訓練，專門從事著述、抄錄、閱讀及保管官書和檔案的政府官員。（錢存訓《書於竹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3月，第8頁）太史：官名。西周、春秋時掌起草文書、策命臣下、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為朝廷重臣。（《中國曆代職官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6頁。）

20籀著：籀，讀書。“籀著”猶言“撰寫”。

21《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

22厥（jué）：其。

【疏】

王國維先生在《所謂古文說》一文中指出，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為說。即下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乃至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於山川得之鼎彝之銘文，均為戰國時東土六國的文字。而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即西土秦的文字。秦居宗周故地，在文字上秉承殷周古文的遺緒是沒問題的。漢承秦制，對於“六書”的總結，正好通過文字的構造體現了某種穩定的思維結構，這就難以解釋東周時期因列國爭強而產生的文字變異的趨勢了。我們發現，“六書”的構造與某種穩定的心靈世界相契合，“六書”未能解釋秦所滅六國的東土文字，好比如周王朝制定的禮樂未能在諸侯列國中實現一樣。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23，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24。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作者25。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26。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27，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注】

23七國：齊、楚、燕、韓、趙、魏、秦等戰國七雄。

24言六國差異之大，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文字上的差異。

25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實行諸種新制度，“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秦相李斯將統一之後的治理落實在文字的規範上。也可以說企圖以一元文化代替了多元文化。

26秦篆，又名小篆，從史籀大篆改易而來。

27按照當時使用文字的場合，陳夢家先生稱秦隸書為“低級官書”，秦篆則為“高級官書”。

【疏】

“禮樂”為維繫大一統的思想文化，它的核心是內在的“仁”，與之相應的政治被稱作仁政，也稱為王道。這就要求君王必須是位正心、誠意的修身者，同時以推己及人的方式通過禮樂的形式將這一精神落實到百姓的日用生活中。但人的存在有其精神信仰的同時也受制於其生物本能，當食色之性成為主流的追求之時，以仁義之性建立起來的政體必遭到不同程度的變異。許慎在這裡說“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指的當是這種情況。《孟子》一書，則對建立在“利”的基礎上的政體提出質疑，並企圖恢復與仁政相應的井田制。但社會的變化已不可逆轉，軟性的文化阻擋不住暴力的趨勢，最後，只能以強大的武力來終止各方暴力，這就是秦的統一。但以暴易暴並不能帶來長治久安，短短15年的時間，秦的統一即在一片戰亂聲中被推翻。許慎這裡記述的，是秦統一之後在文化上採取的“書同文”與“燒經書”的策略。秦統一之後燒滅經書，並未延長了秦的統治，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滅亡。書同文的推行，大體說來，一方面是秦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經過了一番努力，在太史籀大篆的基礎上，整合改造成小篆，頒佈《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從上層官方的立場統一文字；另一方面因基層公務繁忙，也允許以書寫較快的隸書來提高辦事效率。看來，小篆與隸書在平時已經有了廣泛的基礎，不然的話，要推行這樣的方案將缺少相應的人才。若以秦統一的公元前221年，至《說文解字》成書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來計算，中間已歷321年近十一世，而漢承秦制，六國古文自是慢慢失傳了。

自爾秦書的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疏】

這裡進一步說秦書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關於秦書八體的說法，王國維先生於《桐鄉徐氏印譜序》中指出並非是八種書體，秦書八體實有體、用之分，“大篆，小篆、蟲書、隸書者，以言乎其體也；刻符、摹印、署書、殳書者，以言乎其用也。”（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182頁）陳夢家先生也於《中國文字學》中再次論證了這一觀點，並將之分為三類：

甲類 時代先後的官書：大篆（古文、奇字），小篆（篆書），隸書（佐書）

乙類 器物相異的官書：刻符，署書，殳書，摹印（繆篆）【此四種指書寫的應用。】

丙類 特種器物之特種字體：蟲書（鳥蟲書）

另外還指出，大篆、小篆、隸書雖同屬於官書，但大、小篆卻是高級官書，而隸書則屬於低級官書。

雖如此，我們也看到了此後中國字體的演變，高級、低級的成分已逐漸褪去，留給後人觀賞學習的只是一種成熟獨立的字體了。

以上言文字發展至秦的狀況。可以看出，文字的發生變化與治理天下國家的微妙關係。

漢興，有草書。

【疏】

根據現存世的漢代簡牘書以及石刻，乃至趙壹《非草書》的情形來看，隸書和草書在當時的運用顯然超過了小篆，即便有《袁安碑》、《袁敞碑》這樣精美的篆書，相較於當時大量運用的隸書以及正在興起的草書而言，可謂是雪泥鴻爪，而許慎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小篆。

尉28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29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30移大史31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32。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

【注】

28尉，官名，秦在朝廷設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後漢書·百官志》）殿最，指考試的首名與末名。

29諷籀：諷，背誦。籀，讀書。諷籀，言諷誦其文而抽繹其義。

30郡：仍。

31大史： “大”即“太”。太史見注19，“官名，西周、春秋時掌起草文書、策命臣下、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為朝廷重臣。”（見《中國曆代職官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6頁）

32尚書：官名。秦屬少府，為低級官員，在殿中主發佈文書。（同19，第199頁）

【疏】

前漢承秦制，學僮自八歲開始學習六書，十年之後考試。怎麼考呢？序文說要能認讀九千字，再看看能否書寫運用，過了這一關，將被太史錄取進一步深造。成績好的授予尚書史，算是踏上了文官之階。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可以想見史之重要。對於那些錄取之後而“書或不正”者，“輒舉劾之”。許慎接著感嘆，這些規定僅僅是作為條文而存在了，東漢時小學不修，不能通達‘六書’者由來已久了。

許慎之世，約處在東漢明帝（58年）至桓帝（147年）時。明帝之後為章帝、和帝、殤帝等，而東漢自和帝以後至桓帝之間，外戚與宦官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漢興之時的陽剛之氣早已蛻變為陰霾之氣。這時已不見武帝之時太史公司馬談向其兒子司馬遷悲慨交待遺命時的文化擔當。許慎以博通五經的學識，置草、隸於不顧，唯獨致力於秦、前漢的高級官書小篆。而小篆這種字體，在許慎的時代，大概只有為數尚少的廟堂或重要典冊才見使用。例如前面所說的《袁安碑》（立於東漢永元四年，即92年）、《袁敞碑》（刻於東漢元初四年，即117年）。袁安、袁敞二人為父子，《後漢書》有傳，位至司徒、司空，乃朝廷重臣。

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疏】

如果要追溯漢興小學的歷史，當與李斯作《倉頡篇》，推行“書同文”的文化專制相關。除此之外，民間私學也遭禁止，學術成為貴族的專權。據許慎在前文中的敘述來看，一般學子想得到更好的深造，只有在通過了第一輪測試，即“諷籀書九千字”，“又以八體試之以後”，才能進一步求學於太史。至漢武帝時，接受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文化策略，便導致了古籍的復興，特別是代代相傳的儒家經典。這些經典，主要是以先秦的大篆或秦篆書寫，這就迫切需要能夠解讀前代文字的學者了。漢武帝離秦始皇之時，不到三代，當時還有遺老可以釋讀前代文字，到了孝宣帝時，去李斯作《倉頡篇》大約五代，孝平帝距孝宣帝大約二代，這樣已經過了兩百多年，約七代了，可見能夠釋讀前代文字的也只能是當時從秦代遺老那裡學來的再傳弟子了。從許慎的記錄推斷，自秦相李斯推行“書同文”的專制以來，到漢孝平之時，能使用這種文字的也在少數。儘管新莽時還有甄豐等人的在校對文書，但當時能讀通秦篆的人已顯不濟，這恐怕是戰爭直接造成的吧。

時33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34也。

【注】

33時：指王莽之時。

34幡信：傳達命令的信物。

【疏】

社會的變遷，古文字人才的凋零，也使試史的制度有所改變。前漢試以八體，到了亡新、後漢，則以六體試史。列表如下：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秦、前漢之時的大篆，系西土殷週一脈文字，而新、後漢的古文、奇字，乃東土六國文字。東漢之時，正當代表了高級官書的篆書逐漸式微的時候，隸書與草書卻在此時蓬勃發展，從出土的大量東漢碑刻與趙壹《非草書》的記載中，可以證實這一觀點。趙壹，據《後漢書·文苑列傳》，其事見於桓、靈二帝間，在許慎之後。《非草書》中指出，“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若再參照他所寫的《刺世疾邪賦》，可以感到時政黑暗混亂給有良知的士人帶來的精神劇痛。而倉頡、史籀一脈的篆書，承載著儒家經典的因子，可見趙壹寫《非草書》的真正用意旨在提醒世人將主要精力用於恢復經典的精神，如其結論中提出的“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從對趙壹的簡述中，大概有助於理解許慎作《說文解字》的意義吧。進一步看，社會的混亂首先來自於人心的失範，其次是社會結構的離析，糾弊之方，需要具有博厚悠久的文化認同，可以說，許慎的文化認同是以進入了一個穩定的文字王國為行動的。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也”。廷尉35說律，至以字斷法，“苛36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注】

35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獄。

36苛，音hē，譴責，責問。通“訶”、“呵”。苛人受錢，言以強迫的手段索人財物。

【疏】

這麼看來，當年秦相李斯雖極力推行“書同文”的政策，但在經過了二百年之後，到了東漢初期，文字已趨失範。原先的高級官書篆書少有人問津，人們選擇了書寫更為便利的隸書與草書。在傳世的秦《泰山刻石》、《琅琊臺刻石》、《嶧山刻石》等碑中，其工整謹嚴不減當年，可謂是理性的極則。相對而言，隸書與草書或許更能體現人對自由的追求吧。綜合來說，社會的中心思想正從集體意志向個人“談論”發展，（東漢中期“談論”的確實存在，見劉季高《東漢三國時期的談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談論”可謂開魏晉“清談”之先河，在書法方面，則分別以隸書與行書、草書為代表。

不過，在某個時候，作為“為往聖繼絕學”的學者而言，則需要對承載古典精神的文字作一番總結整理，據許慎的處境而言，這種情形已經迫在眉睫，人們使用文字“迷誤不諭”，文字已從“王天下”的地位下降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的任意篡改。可以說，許慎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期為後來者守住了通往古老文明的隘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說文解字》乃經典中的經典。

以上言文字發展至漢的情況，以下申述自己撰述《說文解字》的立場。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37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38及史之闕文39，今亡40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41。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42而不可亂也”。

【注】

37遵修：依照遵循

38猶：言談

39闕文：殘破或虧缺的史料。

40亡（wú）：通“無”，沒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不能徵之矣。”（《論語·八佾第三》）

41問：考察；過問。

42至賾：幽深玄妙的道理。

【疏】

《尚書》上說“予欲觀古人之象。”這是說一定要依照遵循原典而不能隨意穿鑿附會。孔子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這是講對於前代虧缺或者殘破的史籍不敢妄下結論，任意虛構，而是詳細考察過問。簡言之，面對前代文字典籍，不能任意曲解。可見，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藉助文字的載體，可以領悟古今一體。通過對文本世界精確的闡釋，再結合對現實世界深邃的透視，可以領悟天下至深的道理不是可以隨意動亂的。其中根本，在於文字的規範，使文字重新煥發經天緯地的精神。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採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43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44也。萬物鹹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注】

43稽撰：核實之後再撰述。

44廁（cì）：間雜，插置。

【疏】

這裡說明自己敘篆文之所本，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蓋闕如也。

2008年3月7日於和風書塾

施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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