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传出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被认作是贸易战美方的又一记杀手锏。回顾中美贸易战以来各种评论不绝，很少有理性的分析，著名的研究界谐星甚至提出不喝豆浆的口号，又一次成功地让人啼笑皆非。
萨缪尔森的关于反贸易自由的论文也被搬出来了，据称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其实，萨缪尔森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率变化的不同假设之上的。假设中国的技术进步如此之快，直至有超过美国的迹象，则中国单方面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那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实证问题，只有认清现状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知己知彼，百战不怠。我们梳理了一下近年来进出口贸易领域技术升级的有关学术研究，所幸国内良心学者还不少，结论主要有三点：
一、总体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升级，竞争力提高，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对于低技术类制造业， 中国掌握了该类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中国的中高技术类及高技术类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缺少自主核心研发能力，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现状并没有改观。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采用大规模进口核心部件和资本品，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导致出口加工贸易迅猛增长，加工贸易占总出口的比重迅速增长。
对此一类代表性观点认为，这种技术发展战略有可能使我国长期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环节，从而沦为一个世界组装车间。不仅如此中间品的大规模进口还可能使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变得无利可图，企业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从而形成新的中心—外围格局。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发展出口加工业，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企业能够获得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以及与国外客户的知识交流，并产生强烈的边干边学效应。因此发展出口加工业我们也许可以学会核心部件和重要资本品的制造，从而取代原先的进口，并逐渐提高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分工，发展出口加工业，到底是形成了对进口品的依赖，自身技术水平有所倒退，还是实现了本国技术含量的提升？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我国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出口产品复杂度这个概念对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出口产品复杂度这一概念由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Hausmann(2003)首次提出，并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用于对出口产品的研究，他指出：出口产品复杂度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某产业出口产品结构，一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同时这一指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目前对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研究主要通过构建相关的技术指标，利用测算这些指标来分析相关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大量使用国外中间投入品，本国技术含量很低。但是，这一观点并未得到系统验证。国内出口产品复杂度概念的首次提出，以及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新测算方法，使得国内技术含量得以检验。
谢锐，杨玉华在Rodrik（2006）的基础上，结合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剔除进口中间品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贡献，构建并测算了1995～2010年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贸易国的出口技术含量和出口国内技术复杂度，并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审视我国出口贸易技术含量变迁及其国际比较。结果发现：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和出口国内技术复杂总体上呈现出平稳上升的阶段性特征，且演变路径具有高度的同步性。从两者差距来看，遵循先扩大再缩小，随后缓慢上升的变化态势。
杨夏（2012）主要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衡量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用出口技术水平指标来衡量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基于的分类体系，计算出中国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指数及整体的出口技术水平，既从纵向上考察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若干年间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技术水平的变迁，又从横向上考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各类产品出口上所具有的竞争力以及从过去到现在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技术水平在世界各国中所处地位的变迁。通过分析得出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已经升级，竞争力提高，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各类出口产品结构极为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且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所获得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升己经趋于平稳，需寻求新的增长点。
胡小洁（2013）在测算出口制成品的全部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剔除了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部分。从中国出口制成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变化和出口制成品国内，技术含量的跨国比较等两个方面做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制成品的国内和全部技术含量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全部技术含量高于国内技术含量，但国内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部技术含量；中国与主要国家出口制成品以及特定行业通信行业的国内和全部技术含量均不断上升且差距在不断缩小。
钱云晖（2013）在制造业方面研究表明：第一，这些年中国制造业各技术类别出口产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的绝对量均有显著提升，但除中高技术类出口产品外，其他技术门类的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没有明显提高，第二，从年度指标的测算结果上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复合技术含量与国内技术含量均与西方制造业强国存在不小差距，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差距尤为明显。而与东亚一些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在这三个指标的测算结果上均尚不具备优势。
同时中国不同技术类别制造业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是不同的。对于低技术类制造业中国掌握了该类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其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中低技术类制造业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稳定，但优势并不如低技术类产业那么大;对于中高技术类制造业和高技术类制造业，中国制造业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并不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的主导因素，这两个技术门类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仍是因为从国外大量进口了高技术含量中间投入品，这说明中国中高技术类及高技术类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缺少自主核心研发能力，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现状并没有改观。
陈丽丽（2014）提出了一种将价格与的产品技术含量相结合的测度方法，即通过对目标市场上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品价格进行分位数排序，将HS6分位产品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个层次。通过测算，发现传统的产品技术含量测算方法由于没有区分产品价格层次，高估了同一类产品中处于低端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低估了同一产品中高端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对Rodric结果的再测算，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高端和中端产品。另外，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测算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相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复杂度仍然较低；从动态看，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主要来自于低端和中端产品；从分产品种类看，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则主要来自于低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
邱志珊基于Michaely的研究，采用Hausmann，Huang和Ｒodrik等人的测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方法设计了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复杂度指数，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1995－2014年的数据，选取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计算了这四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得出结论:在1995至2014年的20年间，这四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都在提升各国间差距不明显，基本同属一个档次，但是进步最快的是印度。原因主要是印度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形成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沿着价值链在升级。因此中国在实践中应学习印度的成功经验，达成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邱志珊，2015）
倪洪福构建了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该方法主要借鉴了贸易增加值核算、隐含要素和隐含污染物的测算原理，克服了传统出口技术水平和结构测度方法的主要缺陷。利用1995—2011年全球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出口技术含量水平及结构，研究发现: (1)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 (2)从各行业技术含量相对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几乎锁定在世界最低端，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构成技术威胁。（倪洪福，2017）
戴翔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基础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等指标，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演进趋势进行分解分析和国际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处于中低端，综合考虑“经济定位”后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因此，为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发展。（戴翔，李洲 2017）
还有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考虑进口中间品对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影响，构建了全国和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测度指标，利用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选取59个国家作为样本，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整体、按要素禀赋区分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制造业行业，以及制造业16个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贡献。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总量在国际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制造业的国内，技术含量贡献与要素禀赋呈反比，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具有重要作用，资本密集型行业受自然资源约束，发展空间有限，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出口份额最大，国内技术含量总量最多，但国外生产通过中间品贸易进入的成分还有很多，导致中国制造业整体国内技术含量偏低。
閱讀更多 陳光磊金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