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是中國古史傳說中一位偉大的人物他有兩大功績歷來為人們所稱道：一是治水，二是創建夏王朝。在當時“萬國”林立的形勢之下，認為禹“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那顯然不合情理。夏后氏能脫穎而出，不過因為它是部落邦國爭戰中的勝利者而已，“禹徵三苗”便是夏后氏禹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場對外戰爭。《墨子非攻(下)》記教了這次戰爭的情況。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四電誘衹，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鎰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徵有苗也。
似乎是禹乘三苗發生天災內亂之際突然入侵，三苗慘敗並被徹底征服。另按《尚書·呂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的說法，則此次慘敗後三苗就滅亡了。宗廟被夷，“子孫為隸”，三苗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禹徵三苗其實是堯舜以來“華夏”與“苗蠻”兩大集團之間鬥爭的繼續，只不過因此時華夏族實力大長，對土地資源、勞動力和財富的需求更為迫切，故戰爭進行得更慘烈。此前，“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說明在堯、舜與三苗的衝突中，華夏族已佔上風。
戰爭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掠奪財富和勞動力、爭搶地盤以外，宗教習俗上的歧異也是其中之一，《尚書·》有這樣的記載：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戳無辜……皇帝哀矜庶戳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好象是因為苗民統治者濫刑峻法而致滅亡但這些話出自戰勝者之口，不免得打上幾分折扣。其實首句“弗用靈”才是關鍵。徐旭生先生引《說文》“靈，巫也”的說法，將戰爭的原因解釋為三苗不肯遵守華夏族的宗教(巫教)習俗，很有道理。此外，《偽孔傳》說“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惡”，《國語·楚語下》言“三苗復九黎之德”，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被認為有凶德的不少，為何獨言東夷集團的“蚩尤”、“九黎”？說明苗蠻與東夷集團之間有過密切關係，宗教習俗上有共同之處，這在華夏人眼中自然就成為“惡”或“凶德”。《呂氏春秋·召類》說：“舜卻苗民，更易其俗”，可見舜時就已在試圖改變三苗的宗教習俗了。可惜文獻中對三苗的獨特習俗記載甚少，只有裝束方面提到一點。《淮南子·齊俗訓》：“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何謂“髽首”？解釋有三：以臬麻束髮，屈布為巾”或“去纚而紒”，總之不用簪笄，與中原不同。
從考古學上探索禹徵三苗，首先要弄清楚夏后氏與三苗的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
夏文化問題已討論多年，不少認識漸趨一致。多數人認為河南中、西部為夏之中心地域，二里頭文化早期屬夏文化。但對夏文化的上、下限意見還不一致。就上限來講，或認為裡頭文化早期才進入夏代，或認為可提早到王灣三期文化晚期。但無論哪一種說法，夏后氏(先夏)都與王灣三期文化有關聯。華夏集團作為包括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等在內的聯合體，其文化應大體與“中原龍山文化”對應。
三苗文化曾被推測為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到同堯、舜、禹發生衝突的時候，就已經應該是石家河文化了。在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發現過不少雙手抱魚的小陶人，頭部似為束髮，恰好與文獻中“方捕魚”和“髽首”的記載相合。
既然夏后氏和三苗文化分別與王灣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相關，那麼只有對這兩個文化自身的面貌特徵、年代分期及相互間關係等問題有個較為深入的認識，才可望對禹徵三苗在考古學上的體現有所揭示。
（關於王灣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考古上的解釋，從略）
現在我們知道，豫南和湖北地區龍山前、後期文化發生了巨大而猛烈的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的實質和動因又是什麼呢？以下對各同時期文化間關係的分析或許有助於找到問題的答案。
龍山前期，石家河文化與王灣三期文化前期之間的交流和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將兩文化的陶器分作三群：A群有寬扁式足釜形鼎、漏斗形擂缽、紅陶杯及粗柄鏤孔豆等，為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但在王灣三期文化前期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器物發現；B群有折盤豆、籃紋弧瑕缽、瓶、圈足杯和瘦長體束頸鬹等，在二者中均有且皆非主要器類；C群有直領甕、深腹罐盆形擂缽，平底跪、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等，為王灣三期文化前期的典型器類，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發現。從這三群器物的情況看，兩文化的相互影響基本是勢均力敵的，但如果動態地觀察，在不同時期又有所區別。A群器物在王灣三期文化前期遺存中的比例從早到晚大減，而C群器物在石家河文化遺存中的比例卻猛增，籃紋、方格紋等在石家河文化中的比例也增加得很快，這反映了石家文化的影響在日趨減弱，王灣三期文化的影響則在不斷增強。
龍山後期，豫南及湖北的五類文化遺存雖然各有特色，但都與王灣三期文化後期遺存有諸多共同之處：均以灰陶為主，籃紋普遍；主要器類都是直領甕、罐形鼎、直柄豆、平底碗和圈足盤。這麼多共同點，不是再用一般的文化交流和影響所能解釋的，而是說明它們和王灣三期文化(後期)已經屬於同一個大的文化系統---中原龍山文化系統。換可話說，龍山前、後期之交，以王灣三期文化為主體的中原龍山文化大幅度向南擴張，代替了原來的石家河文化，又保留了當地的一些文化特點，從而在豫南、湖北地區形成了同屬於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五類文化遺存。按距離的遠近，這五類文化遺存中又以楊莊二期文化最接近王灣三期文化，下王崗晚二期和西花園龍山晚期遺存次之，石板巷子遺存再次，肖家屋脊晚期遺存地方特色最濃厚。
這就是說、湖北、豫南龍山前後期文化鉅變的實質是以王灣三期文化為主體的中原龍山文化對石家河文化的取代。但為什麼被取代的是石家河文化而非相反？根本原因還得到文化自身去尋找。先讓我們追溯到廟底溝二期階段。當時，中原系統的仰韶末期文化正處於低谷期，而江漢系統的屈家嶺文化則異常繁榮。湖北天門的石家河城、荊門的馬家垸城、江陵的陰湘城、石首的走馬嶺城及湖南灃縣的城頭山城均被認為始建於屈家嶺文化中、晚期，屈家嶺文化的影響則遠及山東、陝西和山西。到龍山階段，中原龍山文化開始蒸蒸日上，而石家河文化不過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輝煌，接著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龍山前期約三百年時間裡，石家河文化從早到晚經歷了由盛至衰的整個過程，而中原龍山文化則剛好發展到其鼎盛階段。當這樣兩個發展韻律不協調、發展階段不統一的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被取代的必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再進一步來說，文化變遷的內在原因又在於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而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標誌便是生產工具。
廟底溝二期階段，屈家嶺文化石器的製作水平總體上要高於仰韶末期文化。如屈家嶺文化有不少製作光滑的錛、鑿等，尤其是少數石鏟異常精美規整，為仰韶末期文化所不見。但就農業工具而言，前者反不如後者。前者大量的中耕農具石鋤均為打製，磨製的鐮、刀等收割農具很少；後者收割農具則發達，除沿用兩側帶缺口石刀和長方形穿孔石刀外，新出先進的半月形石刀及石鐮。正因為屈家嶺文化未將先進的技術用之於農業工具，所以必將導致其生產力水平的停滯不前；反之仰韶四期文化的生產力水平則在逐步提高。
進入龍山階段，中原龍山文化的石器製作水平與質量就超出石家河文化了。如王灣三期文化前期的石器幾乎均經磨製，鐮、半月形穿孔石刀等進步的收割農具大增，用作武器的石鏃不僅數量多、磨製精，而且形式多樣：有三稜、四稜、六稜、圓錐、柳葉形等多種。反之，石家河文化的石器則仍停留在屈家嶺階段的水平：鐮、刀少見，石鋤仍打製，鏃數量少、磨製不精且形式單調，主要為繼承屈家嶺文化而來的一種落後的寬扁柳葉形鏃。這就決定了王灣三期文化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很快，而石家河文化則仍停留在原地。由此看來，石家河文化最後被取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龍山前後期之交以王灣三期文化為主體的中原龍山文化對石家河文化的取代，正好與文獻中“禹徵三苗”而使其“無世在下”的記載吻合。此前王灣三期文化對石家河文化影響的不斷增強也與堯、舜攻三苗而常佔上風的情況不悖。因此我們推測，由於生產力水平的停滯不前，集團內部各種矛盾的激化，三苗集團進入龍山時代就基本開始走下坡路；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左右，終於在內亂和天災的背景之下，被生產力更先進、更富於生命力的華夏集團所征服。之後，華夏集團使其“子孫為隸”，並“變易其俗”，從而形成了文化上的鉅變。這種情況與商王朝對東夷的征服過程何其相似！只不過禹徵三苗進行得更猛烈時間更短促而已。
除了生產力的落後，三苗被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與東夷集團關係的疏遠。《戰國策·魏策二》說：“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說明在以前華夏與苗蠻發生戰爭時，東夷可能總是幫助三苗，而這次則沒有行動。蠻、夷關係曾一度密切，從“三苗之君效蚩龍之惡”、“三苗復九黎之德”等話可略知端倪。
從考古文化上看，三苗之石家河文化與東夷之龍山文化關係確實比較遠，因為在它們之間還隔著一箇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造律臺類型。但早一階段，屈家嶺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係則異常密切。如陶器多薄胎素雅，流行三足、圈足器，共有鑿足鼎、尊、雙腹豆、圈足小罐、壺、高柄杯等，與仰韶四期文化厚胎粗放，流行拍印紋飾平底器的風格形成鮮明對照。
以往不少人認為禹徵三苗發生在龍山末期與二里頭早期之交，這主要是受“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說的影響所致。如果按龍山晚期已進入夏代的說法，情況就不會這樣。關鍵是對禹徵三苗的探索必須從這一事件本身入手，而不能是“夏文化"討論的副產品。我們提出禹徵三苗發生於龍山前、後期之交，除以上敘述的一些理由外，還有以下兩點：
1、文獻中提到禹徵三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苗民弗用靈”，即不遵守華夏族的宗教習俗。從考古上看，石家河文化中大量極富宗教色彩的“紅陶器物群”確實與中原格格不入，而中原龍山文化流行的用卜骨占卜的習俗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未見。但到龍山後期，江漢地區已屬中原龍山系統，“紅陶器物群”消失，這顯然是禹徵三苗後的結果。如果說龍山後期江漢地區仍屬三苗文化區，豈不與“弗用靈”的記載矛盾？
2、文獻中提到華夏與苗蠻的戰爭，雖說華夏族常佔上風，但也有失利的時候。如《淮南子·修務訓》就說“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這說明禹徵三苗前兩者基本上勢均力敵，也就不可能發生文化上的鉅變。《尚書·舜典》所謂“竄三苗於三危”最多不過是局部P的勝利。如果說龍山後期江漢地區仍屬三苗文化區，又如何解釋龍止前、後期文化上的鉅變呢？
總之，禹徵三苗之後，中國的大格局由三國鼎立”變為“東西爭雄”。三苗雖然滅亡了，但它對中國文明的誕生所作的貢獻卻水遠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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