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惡”究竟有何深意？

利維坦按：1942年，阿道夫·艾希曼參加了萬湖會議，被任命為納粹德國“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根據納粹德國殘存文件統計，歐洲地區約有510萬猶太人成為該方案的犧牲品，但實際數字估計可達 600 萬）的主要執行者（第三帝國猶太事務主管）。戰後化名逃亡阿根廷，後被以色列摩薩德抓獲。

阿倫特針對艾希曼“平庸之惡”的爭議近50年來爭議一直不斷。比如歷史學家貝蒂娜·斯坦尼斯（Bettina Stangneth）在查閱艾希曼在阿根廷時期的日記發現，艾希曼在一段筆記中駁斥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道德哲學，這和阿倫特筆下“思想缺失”的艾希曼形象可謂大相徑庭。由此，斯坦尼斯認為，艾希曼非但不是思想缺失之人，而是一個井井有條、思想縝密的野心家——斯坦尼斯引用了艾希曼“天生使命”的長文，“如果真有1030萬敵人（這裡指猶太人）被殺，那我們也算完成了使命。”哲學家阿倫特是否被這個極端反猶反布爾什維克者的“表演”所迷惑和欺騙？這或許又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了。

文/Thomas White

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aeon.co/ideas/what-did-hannah-arendt-really-mean-by-the-banality-of-evil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佈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1906-1975）認為，艾希曼在組織和執行猶太人屠殺計劃時並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圖源：Pinterest

非惡之人可以作惡嗎？這是一個令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當時是1961年，她正在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報導法庭對阿道夫·艾希曼的戰犯審判。後者正是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負責將千百萬猶太人和別的一些受害者轉移到各類集中營中。

阿倫特發現，艾希曼是個相當溫和、官僚的普通人，用她的原話來說，就是“既非心理變態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得令人害怕”。艾希曼成為劊子手的動機無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納粹官場上爬得快一些。阿倫特在她的研究報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惡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中這樣總結：艾希曼並不是一頭毫無道德感的怪獸。他行惡，卻沒有作惡的主觀意願，這得歸因於他的“思想缺失”，他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些惡行究竟有多麼罪孽深重。艾希曼“對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從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

1961年，在防彈玻璃後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正在接受審判。圖源：Photo courtesy Wikipedia

阿倫特把艾希曼的這些性格歸納為“平庸之惡”：他本性非惡，只是涼薄而愚蠢，是個“隨波逐流者”，用解讀阿倫特論文的一位學者的話來說：艾希曼是在尋找方向和目標的過程中，飄進了納粹黨，而非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

這不僅是阿倫特對艾希曼產生的膚淺的第一印象。即便在1971年，也就是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審判10年後，阿倫特還寫道：

我被這個劊子手顯露無疑的淺薄震驚到了。這讓我無法為他的這些無可辯駁的罪行探尋更深層次的根源和動機。這些惡行確實罪惡滔天，但它們的執行者——至少就現在正在接受審判的這個人來說——卻很正常，既不是個惡魔也不是頭怪物。

這篇平庸之惡論文，引發了巨大爭議。對那些批評阿倫特的人來說，在納粹種族滅絕政策中起了關鍵作用的艾希曼沒有作惡的主觀動機，這絕對說不通。阿倫特的哲學家同行（同時也是一位神學家）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在1963年寫信告訴她，她關於平庸之惡的論文僅僅只是一個口號，“哪怕它是你精心分析過後作出的結論，也完全無法打動我”。阿倫特的好友、小說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同樣發聲表示自己完全無法理解：“在我看來，你說的好像是艾希曼缺少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思考能力、認知能力——也就是良心。僅憑這點難道不足以證明他是一頭怪物嗎？”

1961年，在以色列阿亞隆（Ayalon）監獄院內放風的艾希曼。圖源：wikipedia

直到今天，關於這個話題的爭論也沒有停歇。哲學家阿蘭·沃爾夫（Alan Wolfe）在《政治邪惡：何為政治邪惡及如何對抗》（Political Evil: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2011）一書中，批評阿倫特把“什麼是邪惡”的討論範圍限定在艾希曼單調乏味的人格特質上，認為這種“心理”層面上的探討有避重就輕之嫌。沃爾夫認為，阿倫特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研究艾希曼“其人”之上，而忽略了艾希曼“

近來別的一些批評者則證明了阿倫特犯下的一些歷史錯誤，正是這些錯誤導致阿倫特沒能發掘出艾希曼身上更深重的罪惡——就在艾希曼接受審判3年後，阿倫特在寫給哲學家卡爾·賈斯珀斯（Karl Jaspers）的信中提出了艾希曼的惡行源於其“思想缺失”這一論斷。大衛·艾文（David Irving，編者注：一位專門研究二戰軍事史的右翼英國作家，因在有關納粹德國的著作中表達了對第三帝國和反猶主義的同情而廣受爭議）曾控告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否認大屠殺》（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誹謗他否認大屠殺。（譯者注，這起案件最後以艾文敗訴告終，他在史學界的名聲也從此走上了下坡路，現已被公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否認論者。）於是，利普施塔特決定在訴訟過程中引用以色列政府公佈的文件內容。這份文件佐證了利普施塔特在《艾希曼的審判》（The Eichmann Trial，2011）一書中的觀點——阿倫特描述艾希曼的“平庸”一詞是站不住腳的：

我在這個案子裡用到的、以色列政府公佈的艾希曼回憶錄，證明了阿倫特對艾希曼的看法錯得有多麼離譜。這本回憶錄裡充斥著納粹主義的內容……艾希曼不僅接受而且支持納粹的種族淨化政策。

利普施塔特還進一步駁斥阿倫特：如果艾希曼真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的話，那她要怎麼解釋艾希曼和他的同犯們試圖銷燬戰爭犯罪證據的行為？

我，“一個謹小慎微的官僚”，沒錯，那確實是我。但……照看這個官僚的……是一名狂熱的納粹戰士。為自己的自由之血而戰，那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

阿倫特完全忽視了艾希曼徹頭徹尾的惡魔那一面，這讓她在艾希曼接受審判10年後，寫下了那句“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是個狂熱的納粹主義分子，或者擁有特別的作惡動機”。這反而強調了阿倫特論文中“平庸之惡”概念的平庸性，或者說錯誤性。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總結阿倫特的論斷——艾希曼（以及其他一些德國人）雖然作惡卻本質不壞？

1944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黨衛軍與女看守在集中營以南30公里的郊外合影。圖源：Peter Household

這個問題已然成謎，因為阿倫特並未將對艾希曼的研究擴展到對邪惡本性的討論上，這使她錯失了調查艾希曼那些罪大惡極的行為背後更深層動機的機會。就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之前，阿倫特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出版了，她在書中這樣寫道：

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生來就不允許我們產生“根本之惡”的想法。

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圖源：NRC

然而，阿倫特並沒有利用艾希曼這個案子提高世人對“根本之惡”的認知。相反，她決定將艾希曼的罪惡歸結為平庸，也就是“思想缺失”。阿倫特對這個案子採取了一種符合法理卻流於形式的狹隘方法——她強調，無論艾希曼是否有罪，在法律事實之外，沒有任何相關的更深層內容了——她自己就承認自己沒能挖掘出艾希曼作惡的更深層動機。

不過，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作品中，阿倫特的立場其實截然不同。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她斷言，納粹之惡毫無爭議、滅絕人性，既不膚淺、也不令人費解，簡直就是地獄的化身：“集中營血淋淋的現實就和中世紀畫作中的地獄一般可怖。”

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之前的作品中，阿倫特認為，納粹妄圖扭曲人性的荒謬計劃正是他們犯下毫無爭議的累累惡行的原動力。藉此，她呼應了像謝林（F. W. J. Schelling）和柏拉圖（Plato）這樣的哲人身上的精神——他們都毫不羞於討論人性之惡中更深、更惡的那一面。然而，阿倫特在見到艾希曼之後就改變了觀點。艾希曼身上官僚主義特有的空虛和無知讓他看上去和那些惡魔行徑沒什麼瓜葛，他似乎只關心自己的事業並且明顯“思想缺失”。

於是，阿倫特的論文就這麼靜靜地躺在那裡，留待我們去研究。那麼，這背後的困惑根源在哪裡呢？阿倫特確實從來沒能解釋她對艾希曼官僚主義平庸特質的印象與她早年對第三帝國滅絕人性罪行的清醒認識之間的矛盾。她眼中的艾希曼是一個看似普通的官場小吏，而不是一個狂熱的納粹惡魔。艾希曼平庸的人生如何能與“其他”惡魔行徑共存？這一點困擾著阿倫特。不過，阿倫特從沒有淡化艾希曼的罪惡，她一直將艾希曼描述為戰犯，並且贊成以色列法庭對他的死刑判決。儘管對阿倫特來說，艾希曼作惡的動機模糊，似乎是思想缺失導致的，但他參與、主導的那些種族滅絕行動卻是鐵證如山。歸根到底，阿倫特還是看到了艾希曼之惡真正可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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