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榆林秦汉时期的古城
榆林位于陕西省北部，与延安和称陕北。榆林境内的秦汉古城，多带有军事性质，主要分布在秦直道、秦故道及河谷两岸的山峁或高地上，一般城址面积不大，边长和直径多在500米以内，小者仅百余米，城垣多为黄土、白垩土、黑垆土夯筑而成，地表常见遗物为筒瓦、板瓦及各类陶器残片（1）。墓群多在城址2—3公里以外背阴向阳的高坡上，墓葬结构早期多为竖穴土坑式，汉代中晚期多砖砌拱券式。经1987年文物普查，榆林全市有秦汉城址10余处，古墓葬100多处。下面我就几处重要的古城址与墓群的调查情况及我的认识，向大家做个汇报，敬请方家斧正。
一、上郡肤施城与秦墓群
上郡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置的三十六郡之一，下辖二十三县，地域包括今延安北部、榆林大部。秦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驻守上郡十余年，筑长城、修直道，北逐匈奴，开拓河内，后被害于阳周。秦公子扶苏监军于上郡，传说屈死于绥德的呜咽泉边。可究竟有无上郡城？它的城址又在何处？目前史学界还无定论。陕西靖边的文史专家郭正都，认为靖边县的杨桥畔古城址即秦上郡城，也是秦和西汉时的阳周城（2）。我认为不太确切。而内蒙古的王北辰在《古桥门与秦直道考》（3）一文中，认为“蒙恬本驻阳周，扶苏监军及二人被害也在阳周，因阳周属于上郡，史家对此只记郡名而省略县名罢了”。他的所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确切。我基本赞同史书博老先生的意见（4），我认为上郡城和肤施城为同一城两个名，上郡它的郡治是肤施县，应在今榆林城南鱼河镇米家园子村。
《水经注·水三》载：“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帝原水西北出……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5）”。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考证：“帝原水即今之榆城西河，亦名榆林河，奢延水即今之无定河。”查榆林市地图肤施城在今米家园子一带。又据《陕西通志》记载，上郡治所设在肤施，辖肤施、高奴、雕阴、阳周等五县。史称蒙恬“常居上郡”，“始皇使扶苏监其军于上郡”。监军一般是不离主帅，要不然起不到监督作用，那么扶苏、蒙恬他俩的驻地应同在上郡的治所肤施城。米家园子村东南500米处的台地上的古城址，俗称旧城沙滩，北距榆林20公里、西北距秦直道仅40多公里。它西临榆溪河、南为深沟，有九股泉水从地下涌出。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载：米家园子古城大部分被黄沙埋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500余米，其北部建有一郭城，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00余米，郭城北垣略呈弧形。各处城垣下部均黄土夯筑而成，上部用片石叠砌，现在古城的北城垣及郭城保存较好，残高1～2米。城内最高处遗有一覆斗形高台，底边长30米，顶边宽15米，残高16米，夯土以黄砂土和粘土相间而筑成，黄砂土夯层厚8～10厘米，粘土夯层厚2～3厘米。台下暴露有灰层、红烧土。在城内采集到绳纹筒瓦、板瓦、陶盆、缽、罐等残片及铁器残片（6）。2005年8月2日笔者与几位同仁趋车前往，对该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由于近20年自然与人为的破坏，1987年文物普查时所记录的城址及城内遗迹荡然无存，只有在树立有网络通讯塔下的山峁上，遗有大量的筒、板瓦残块及褐红色石片（照片一、照片二）。残瓦均泥质灰陶，外饰粗绳纹，内大麻点纹，为秦代无疑。
黑鹰梁秦墓群位于米家园子村东南，北距肤施城2公里，为肤施城的墓葬区，神延铁路从墓群西300米处经过。1999年夏榆林市文管办清理发掘墓葬8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上部为竖穴土坑，下部四周留有生土二层台，中间形成椁室。多为单人仰身曲肢、折肢、直肢和侧身曲肢葬，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30余件。特别是陶釜、陶鍪及带着“囷”字的陶仓（照片三）为典型的秦代器物。从墓葬的形致、葬式及出土文物分析，再与关中秦墓相比较，断定墓群年代为战国晚期——秦，在榆林属首次发现。
米家园子古城地形险要，构筑特殊，从城内遗物、城垣夯层再结合墓葬时代分析，该城似为秦代肤施城。绳纹筒瓦建筑等级较高，蒙恬为保证扶苏安全，与扶苏驻扎在距秦直道约40公里的此城，也有一定道理的。至于蒙恬被害于阳周，史料有记载，扶苏死于何处，尚无定论，我认为扶苏屈死于肤施城内也是很有可能的。
二、龟兹城与汉墓群
龟兹国原为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新疆库车与沙雅二县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一部分龟兹人内附，武帝在今陕西省榆林城北置龟兹县，为上郡属国都尉治（7）。
在榆林城北10里处的牛家梁镇古城滩村，因有古城遗址而得村名。古城坐落在村子的东南处，北依长城，怀抱草原，东临榆溪，西北距秦直道约30公里。2005年8月3日，笔者与同仁前往古城滩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龟兹城的西墙北段与北墙西段共四段遗迹，均属陈大圪堵村，由南向北定为四个点，即一号点为庙梁段，位于村庙戏台背后，乡村土路西，路由南向北顺切墙体，长8.6米，高0.8—1.3米，墙西为大片沙漠，墙体厚度不明，夯层清晰，厚8—9厘米，黄泥土夹细砂，土质坚硬，密实度较高，呈色浅红黄，内含小块料礓石、小煤渣及汉代碎瓦砾（照片四）。另外在庙内发现了城内出土的汉代大石臼（照片五）、压印纹灰陶罐，底有方形戳印痕（照片六）。二号点位于一号点北500米处的缸房小组，乡村土路东，土路顺切墙体，现存墙体长约20米，宽0.5—2米，高20—60厘米，夯层厚7.5—8.5厘米，白垩土夹细砂，密实度较高，土质坚硬，呈色灰白（照片七）。三号点为城墙的西北角，南距二号点180米，位于村民白三根与郑草堂两院内，长6米，高0.5—1.6米，夯层厚8厘米，土质同二号点（照片八）。四号点西距三号点400米，属北墙西段，位于村民黄候堂旧房后墙北，现存长11米，宽9.5米，高3米，夯层厚8.5—9.5厘米，土质同二号点，墙体顶部杂草丛生，外侧表面长满藓苔（照片九）。
车测龟兹城西墙北段长约706米，北墙西段380米。至于西墙南段、北墙东段与东城墙、南城墙及城门等有待以后进一步考古发掘，搞清它的全貌。
《水经注·水三》载：“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小字）县因处龟兹降人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8）”。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考证：“帝原水即今之榆城西河，亦名榆林河，奢延水即今之无定河。”说明龟兹城在榆溪河中部。《陕西通志》、《延绥镇志》均载“龟兹在（榆林）城北十里。”当代学者范文澜、史念海教授也认为榆林城北的古城滩村侧的古城，是西汉时置的龟兹县故城。东汉末年，匈奴族兴起，上郡、龟兹即为所据，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下令撤废历时三百余年的龟兹城。
走马梁汉墓群，位于古城滩村东南2公里处的明长城内外两侧，占地约8平方公里，为龟兹城的墓葬区。1996年以来有200余座墓葬被盗掘。1999年夏，榆林市文管办抢救清理古墓三座，出土了铜器、铁器、陶器等文物28件，许多文物带有西域少数民族风格，如铜鱼首皮囊壶、卧牛席镇、浮雕动物纹博山炉、线刻动物纹筒状骨饰等（9），为研究汉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阳周城与汉墓群
阳周为秦上郡所辖县之一，在历史上发生过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即秦大将蒙恬被二世害死于此。阳周县的具体位置郭沫若、谭其骧均标注在延安市子长县与榆林市子洲县间（10），近年来有内蒙古王北辰先生、靖边县的郭正都老先生、榆林的张泊先生（11）等考证，阳周县在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我认为是正确的。
杨桥畔村的龙眼古城即秦和西汉时期的阳周县故城，该城位于芦河龙眼峡东岸的高墩山之阳，面积很大，但大部分被黄沙埋压。2005年7月12日笔者与几位同仁趋车前往杨桥畔龙眼古城，在阵阵细雨中进行了实地调查。龙眼古城现存南墙西段，城垣步测长约200米，高约2—6米，下宽4米，顶宽2米，黄褐土夯筑，夯层厚8—12厘米。南墙外可见村民早年在墙体所挖近十孔土窑洞（照片十、十一）。南墙中段有几户村民早年建房于墙体上，村路从杨一组两户村民屋侧穿过，路西侧遗有长2.5米，高2米，宽3米的墙体，为白垩土质，夯层间一层石灰，夯层厚8厘米，石灰厚0.3—0.8厘米，密实度很高，坚如砂岩，似为南城门西侧墙体（照片十二）。城内外残砖碎瓦成堆，时有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等钱币出土，采集到的标本有方形回纹铺地砖（照片十三），云纹瓦当（照片十四），钱币陶范（照片十五）。1985年引水拉沙造田时，拉出数万枚钱币。该城位于秦长城线上，又临近秦直道，芦河依城而过，南有白于山脉，符合史料记载古之阳周县的地望，确认为阳周县故城是可行的。
阳周城的墓葬区有两处，一处为城东北五公里处，名为老坟梁，汉墓多为竖穴土坑式，多出土陶器及少量钱币；另一处为杨桥畔乡政府西南2公里处。1997年夏榆林市文管办抢救清理汉墓三座，两座为竖穴土坑墓，长斜坡墓道，墓坑均留有生土二层台，带有东西耳室，其中俗称“王埋墓”的2号墓规模较大，为砖砌拱券式墓，长斜坡墓道，地面上有封土堆，底径约25米，残高4米。墓室距地表11米。出土文物较多，有铜剑、鼎、博山炉、陶仓、罐、动物俑及玉蝉、七窍塞、饰片等。时代为新莽～东汉早期。
另外在杨桥畔墓葬区，近年又出土了一件陶罐，为泥质灰陶，高30多厘米，上腹部阴刻“阳周塞司马”（照片十六、十七）五字。大家知道，铜、铁、玉等器物在购买、馈赠中一般流动性较大，而陶器易碎，多为当地窑烧制，一般流动性不大。这件器物的出土，对证明杨桥畔龙眼古城即为阳周古城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
四、几点认识
1.榆林秦汉古城墙体用土，多为就地所取，如龟兹城西墙的一号点为黄粘土夹细砂，而其它三处均为白垩土。
2.榆林汉代古城多用石质平夯，而榆林红石桥段先秦长城，夯层中可见5厘米的圆形小夯窝。
3.榆林汉代古城墙体在重要地段、夯层间加入了石灰，很有可能还加入了其它化学物质，如阳周城中段墙体，土质坚如砂岩。
4.一般秦汉城址的面积都不大，而龟兹城虽然总面积不清楚，但从现存城垣遗迹看，长度超过了700米，也有可能分为两城。
5.从阳周城内遗存的方形回纹铺地砖和云纹瓦当看，在汉代时城内可能建有宫殿。
总之，陕北境内秦汉古城址的调查研究还不够深入，如秦代上郡设有23县，汉代设有34县，近年来也发现了较多的秦汉古城遗址，但许多行政建制尚无法确定，此篇调查只是一个引玉之作，今后秦汉古城址这一课题，能得到诸位领导的关心与重视，专家们的考证与研究，是本篇的目的。
注释：
⑴范培松，“陕西古城址综述”，《文物保护科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⑵“古代的上郡、阳周就在现今的杨桥畔”，《三边文学》，2004年秋之卷，靖边县文联主办。
⑶“古桥门与秦直道考”，《内蒙古公路交通史：资料选辑》第14期。
⑷史书博，“上郡治所肤施考”，《榆林文史》第二十一辑，榆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⑸、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巴蜀书社，1985年9月第1版。
⑹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⑺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
⑼冯庚武、周天游主编《三秦瑰宝》，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⑽郭沫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⑾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游历陕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王富春，陕西榆林人，1961年生。198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现任榆林市文物研究所书记，研究员职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榆林学院政法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文史研究专著9部。
二○○五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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