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榆林西夏文物遗存考辩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王富春
【摘 要】文章从实地考古调查出发，通过查阅地方文献，对榆林现存的西夏文物遗存进行了考证，纠正了文献史料中的一些错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进一步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关键词】 榆林 西夏文物 遗存 考辩
Northern Shaanxi Yulin Xixia cultural relics debat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n Yulin city by Wang Fuchun
[Abstract]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ield, through access to local literature, Yulin existing Xixia cultural relics were verified, corrects some mistakes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the reduction of true colours, to provide some new data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 Yulin Xixia cultural relics debate
榆林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从隋唐到宋代都属党项族（西夏）的腹地。1127年蒙古灭西夏后，尽毁西夏典籍与文物。榆林遗存的西夏文物古迹屈指可数，有些被人们误作其他时代。现将笔者近年田野实地调查发现的西夏文物史迹，作如下考辩：
1党项族的三次大迁徙
党项族是古羌人中较晚兴起的一支，拓拔氏为党项羌八部中较大部落之一，南北朝末期分布在今青海南部、黄河河曲一带，从事游牧。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再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今靖边统万城）、银（今横山党岔）、绥（今绥德）、宥（今内蒙鄂托克旗城川镇）、静（今米脂西）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此为党项族第一次大迁徙。
1981年秋，在榆林马合乡打拉石村，出土了一方唐代党项族首领灰陶质方印，边长5.5厘米，厚1.4厘米，正、背两面均阳文篆刻，正面为“夏州都督府之印”，
背面为“银州之印”（1）（图一），此印对研究唐代军事、民族关系史有重要价值。
2003年3月，笔者在横山征集到一合珍贵的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墓志，志盖阴刻篆书“唐故拓拔府君墓志铭”四刹面阴刻瑞兽，志石四侧阴刻十二生肖纹，志文1189字，文中记述了党项族迁徙史与拓拔氏的世系（2）（图二）。墓志出土于横山韩岔元盆坬村。 拓拔氏，乃党项族八大部族之一。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八部是：“其种每姓别自动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为强族。”党项族后来有个很有名的西夏皇帝——李元昊，他就是拓跋氏的后代。
1994年，榆林市公安局在打击文物盗掘、走私中，收缴了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铭”（图三）。1996年，又收缴了五代后晋开运三年（946），“李仁宝墓志铭”（图四）。墓志均出土于榆阳区红石桥乡拱盖梁村。破丑氏，乃雪山党项，为党项族小部族。李仁宝的李姓，是因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3）
北宋淳化五年（994），因西夏军队常以统万城为依托侵扰北宋，宋太宗以统万城“深在大漠便于奸雄藏匿”为由，下诏毁掉统万城，将城内、外居民20余万迁至现在的绥、银等州，此为党项族第二次大迁徙。
1991年，笔者为横山县文化馆鉴定了一方西夏文“首领”铜印，印出土于横山县雷龙湾乡。2006年，笔者在榆林又鉴定了一方西夏文“首领”铜印，来人说是她公公于1974年，在榆林红山修地时发现后收藏，现送与她为结婚礼物。另外横山党岔个人也收藏一方西夏文“首领”铜印（图五），此三方西夏官印，证明了在宋时，榆林属于西夏统治地区。
1227年，蒙古灭西夏。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其中记叙了成吉思汗的死因，在进攻西夏围攻太津古要塞（今山西吉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后毒发而死。所以蒙古人为了复仇毁掉了西夏的各类典籍与文物古迹，西夏人四处逃散，此为党项族第三次大迁徙。
西夏皇族一支逃亡陕西韩城，改党项族的党为其姓（4），元末明初修建起了党家村，现存100多座“四合院”和保存完整的城堡、暗道、风水塔、贞节牌坊、家祠、哨楼、等建筑以及族谱。
1990年11月，笔者随陕西古建专家张锦秋老师考察韩城党家村，见到有些建筑上的横额为元代特有的大额枋式（即三间房用一根圆木稍加砍凿而成的大通枋），较多建筑为明清时期修建。西夏的其他百姓，散居于榆林的横山、子洲、清涧的乡村，百姓多以拓拔氏的拓为其姓，今这一带的山有叫拓山，峁有叫拓生峁，寺庙有叫拓窨寺，村庄有叫拓家畔、拓家营等。
2宋与西夏在榆林的战争
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军败多胜少。大的战役如宋、夏“永乐之战”等，史料记载较多，笔者不多赘言。现根据榆林遗存的宋代摩崖题刻及瓷罐，来阐述宋军取胜的两场战争。
（1）啰兀城之战
2011年2月，笔者田野调查文物时，在榆林镇川镇石崖底悬空寺万佛洞石壁上，发现有宋崇宁二年（1103）题记，长117厘米，高125厘米。阴刻楷书，竖长方形（图六），内容为“孙广熙业准帅檄提将兵巡封堠，同米脂都监张大节持正，开光监押张克从敏叔，寨子山把截高世宣仁思，巡防马定子安，出里把截赵子仪唐臣，啰兀巡防周备思道，葫芦堡把截李桢中德，载减山把截陈准源道，啰兀把截陈宗寅子诚，减岭曹京正臣干，谷西堡把截莫隐亨甫。崇宁癸未四月二十八日。过此以纪岁月，子仪奉命题，房宣刊字。 ”（5）此为宋、西夏战争，宋军取得胜利后，占领啰兀城的摩崖题记，之后宋人改啰兀城为嗣武城。
啰兀城为西夏修筑，位于无定河西岸的石崖底村的一座石山上，三面悬崖，西南面山势陡峭，城址方圆有四里多，依山就势筑城，现残垣仍存。据民国曹颖僧《延绥揽胜》寨城，嗣武城：“即宋罗兀城，米脂西北五十里（《方舆纪要》）。宋熙宁五年（1072），种谔规取横山，自清涧出师，取罗兀城之，赐名嗣武城。既而夏人陷抚宁诸城，谔兵弱不能御，为敌所陷，金人取之，仍名嗣武城。”（6）
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载，1068年，西夏惠宗李秉常即帝位，年仅八岁，梁太后掌权，其弟梁乙埋为相。 1071年1月，梁乙埋为了屏障夏州把守横山冲要，便
在无定河畔，抚宁城故县的北崖上修筑啰兀城。宋朝陕西宣抚史韩繹坐镇延安，命令清涧守将富延钤辖种谔，率河东兵二万出无定河，攻取啰兀城，直趨银州（今横山党岔）。梁乙埋亲率大军在铁冶沟邀击，宋军败退，西夏都枢密使多臘留守啰兀城，宋将种谔再来袭击，多臘引兵三千，屯扎啰兀城北的马户川，种谔命令前部高永能率六千骑兵迎战。多臘五战不利，率领残部退守啰兀城，墜望不出。种谔派使者往送妇人衣，暗派吕真率千人随后往袭，正值大风飞沙尘起，多臘望见大惊，众兵溃散，弃城逃走。种谔重修筑此城，上赐名嗣武城。1072年2月，西夏遣使向辽国请援，辽国答应以兵相助。3月梁乙埋亲率重兵来夺啰兀城，宋将种谔在绥德节制诸军。闻讯茫然失措，宋军不战撤退，将士死者千余人。西夏夺回啰兀城，继续进占抚宁。1072年7月，宋夏和谈议定，以绥德城外二十里为界，各立封侯。（7） （2）威戎城之战
2013年10月，笔者为榆林学院历史博物馆鉴定文物时，发现一件宋代茶末釉梅瓶，出土于子洲县教场坪威戎城遗址，瓶高33.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0.1厘米（图七），杯口，肩部剔釉一周，地露灰黄胎，通体施黑釉，腹部竖行阴刻楷书“威戎城”三字，系施釉后用利器刻下。此瓶用于装酒，是宋军修城后的产物，可以说在附近地区就有瓷窑和酿酒作坊。威戎城的修筑年代为北宋绍圣四年（1097）4月23日至8月17日，到宋靖康二年（1126）才落入西夏之手，瓷瓶即为一件宋代瓷瓶断代的标准器。
威戎城位于子洲县马岔乡校场坪村，城依山而建，南临大理河，北对太和山，毗邻横山银州关。城垣轮廓清晰，东西长15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城中现为农田，多有瓦砾石片，常有宋代铁钱出土。
威戎城为北宋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绍圣三年（1096）十月，第二次知延州后，在宋绍圣四年所筑。清《读史方舆纪要》载，“威戎城州西百三十里。本名升平塔。宋绍圣四年，章粢于环庆筑平夏城。吕惠卿在鹿耳延，亦复宥州，筑威戎、威羌二城。于是夏人不复振，此即威戎城。”（8）
城名为哲宗皇帝所取并书赐，取“威镇戎夏”之意。《宋史·志第四十· 地理三》载，“威戎城，地本升平塔，绍圣四年赐名。东至临夏城四十里，西至威羌砦七十里，南至黑水堡六十里，北至界台七十里。”（9）明弘治《延安府志》载，“威戎寨在城西一百三十里，其地升平塔，宋绍圣中赐名。”（10）
威戎城自绍圣四年（1097）“进筑”以来，长时间为宋军所控制，直至宋靖康二年（1126）才落入西夏之手。《西夏书事》载：“夏五月，取威戎军。”战争发生在夏正德元年夏五月，亦即宋靖康二年（1126）。“乾顺遣将军李遇兵取威戎城，金将婆卢火先取之。”（11）威戎城便为西夏所占据。在西夏与金国的争战中，威戎城易手为金国所有。嘉定十二年（1219），西夏南下攻打金威戎寨。恰遇黑风骤起，声震如雷，当地发生特大地震，民居坍塌，威戎寨城垮塌十分严重。夏国主遵顼乘隙攻打，威戎寨知事商衡率领蕃部土豪奋力防守，夏兵连续攻打7日，无功而退。
3榆林遗存的西夏文物
（1）榆林红石峡西夏石窟
2013年8月31日，笔者在当地文管所人员的带领下，调查了榆林红石峡石窟。来到北峡大坝的东北角，发现了一处石窟，四周杂草丛生，泥土掩埋至窟顶，只能看到石窟后壁浮雕一排小造像，其旁有一尊武士残像。2015年1月，当地村民挖开了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宽580厘米，进深670厘米，窟壁风化严重，窟顶已毁。窟门西南向，窟内正中为释迦牟尼佛，残高118厘米，坐东北面西南，袒胸，腰束带，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佛座下为须弥座宽185厘米，高68厘米。上为仰覆莲花座宽136厘米，高30厘米。头早年已失，佛身依石凿刻而成，佛颈部、右大臂、左小臂中有圆孔，似另安了头与手臂。窟后壁、左右壁凿刻六层小佛像，组合有一佛二弟子、二佛二弟子、三佛二弟子。（图八）
红石峡又称雄石峡，位于榆林城北6里的红山脚下，在宋、元时期称“红山寺”，明代成化年间复修后改称“雄山寺”，在清康熙年间又修改称“镇远寺”，后再修原称“雄山寺”。
红山寺是何人何时创建的？笔者认为最早为党项族西夏时期创建的。
证据一：据明万历马希龙《延绥镇志·卷二》山川“红石峡，俗传为李王墓，昔夏李继迁葬其祖彝昌，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復引水其上，疑即此。”（12）在榆林红石桥乡拱盖梁村，出土五代党项族首领李仁宝及其妻破丑夫人墓志铭；在横山韩岔出土有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铭，此二人都为西夏人先祖。
证据二：在红石峡大雄宝殿石窟内，有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碑刻“创建石佛殿记”记载：“榆林会府北去十里许，有宋、元间名刹遗址，在今红石峡北，
谓之红山寺是也。”（13）榆林宋军驻守米脂、绥德一线，榆林这一带驻守的是西夏左廂神勇军，他们在红石峡凿有弥陀洞（转兵洞）。
证据三：笔者发现的此处石窟，经过与其他同期石窟造像的对比分析，认为此处石窟造像属于西夏时期。
（2）横山拓窨寺西夏石造像
2014年4月8日，笔者考察横山县文物时，在石窑沟乡拓家畔村的拓窨寺发现了一件馆藏西夏石雕技乐天造像（图九），像高30厘米，宽33厘米，厚5厘米。乐神坐于盛开的仰莲中，大眼，圆脸，头发如中分式，双手持乐器笙于胸前，此属西夏寺庙的装饰物件，造像为佛教里的天龙八部之一的乾达婆，俗称技乐天，是香神或乐神，原为婆罗门教崇拜的群神，据称是侍奉帝释天而司奏伎乐之神，乾闼婆是佛教中欢乐吉祥的象征。 西夏在党项时期的乐器以琵琶、横吹，击缶为主，其中横吹即竹笛。后来接受中原音乐文化，李德明时采用宋制制乐而逐渐繁多。1148年，夏仁宗令乐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音乐十分丰富，且设有蕃汉乐人院，夏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加入乐院，戏曲如《刘知远诸宫调》等也已经传入西夏。可见汉人的乐器笙，在此发现也是理所当然了。
（3）横山党岔西夏铜佛像
2014年12月，笔者为横山党岔一位文物收藏家鉴定了一组文物，其中有一件佛像造形很是特别，高12厘米（图十），是其家祖传物。此像头戴圆形帽，左右、后部帽帘下垂到肩，双耳被帽帘遮挡，帽前部有凹槽两周。大眼微张，鼻梁高窄，鼻头如蒜，小口，面相丰腴，庄重慈祥。身穿开领大衣，右手立于胸前，左手放于腹前，手心向上，跣足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座上，座的上、下部饰一周连珠纹。
经过对比分析，此铜佛像不是汉传佛像，也不属藏传佛像，更不同于喇嘛教的佛像，应是家祠供奉的佛像，时代为西夏晚期。
笔者经过实地考古调查，通过查阅地方文献，对榆林现存的西夏文物遗存进行了考辩，纠正了文献史料中的一些错误，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进一步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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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春
2014年5月30日
王富春，陕西榆林人，1961年生。198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现任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书记，文博研究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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