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總過不去
我們看不清楚昆明。
“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騎白馬，帶寶刀，走進城門滑一跤……”老昆明人大概都記得這樣一首童謠吧。一座城市的歷史，首先是生長於斯的“土著”們命裡的土地，一個人的根。它擁有生命裡的碎屑和流落人間的履歷，這樣的昆明散落著是風和日麗裡滇池畔的風帆點點，雨季裡景星街青石板路的靜秀可喜，更矗立了太多太多馬幫文化後人文交集產生的精神遺存。這片西南邊陲的蔥鬱土壤在近一百年以來發揮著獨特的藝術氣質，一方的說法是由於法國人通過滇越鐵路來到昆明，讓盤龍江兩岸佈滿法式建築的歷史；也有評論家談到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與國立藝專，認為它們為這座中國邊陲城市埋下了人文與藝術的種子。冥冥中形成了驚人的文化磁場。而隨著時光裡無數故去的灰燼，總有一片葉子要被拾起。
汪曾祺與昆明的草木集
一說起老昆明的樣子，大概要從文林街上一樹傾斜繁花的三角梅開始，即使是春季的陽光都已經很強，它從密匝匝的綠葉和花叢裡滲到地上，於是整個街道的光影、忽明忽暗的坡頭巷尾，在過去充滿動盪和流離的年代，這裡成為許多名人居客暫時忘卻傷痛，承享安逸寧靜的地方。
言至於此，文學記憶裡最深的應該是汪曾祺先生對於昆明貫穿始終的遙想。汪先生晚年說：“我在昆明呆了七年。除了高郵、北京，在這裡的時間最長，按居留次序說，昆明是我的第二故鄉。少年羈旅，想走也走不開，並不真的是留戀湖山，寫詩不得不那樣說而已。但是昆明的湖山是很可留戀的。”
（今日的翠湖依舊是為數不多的存在於市中心的一座湖）
例如提到翠湖，他說：“翠湖這個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適……昆明的樹好像到了冬天也還是綠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樹真是綠得要滴下來。……夏天的夜晚，我們在湖中漫步或在堤邊淺草中坐臥，好像都沒有被蚊子咬過。湖水常年盈滿……”
（汪曾祺和沈從文師生合影）
汪曾祺還記述了昆明城被日機轟炸時的慘烈情景。比如他描述過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提箱裡是女友寫給金先生的情書。這位金先生就是金嶽霖教授，金先生除了帶情書外還帶其他重要書稿，一次跑警報到昆明北邊的蛇山上躲著，返回時，這六七十萬的書稿丟失了，很惋惜，後來只好重寫。
（圖片來自網絡，從左至右分別為金嶽霖、費慰梅、林徽因、費正清、梁思成）
遲來的春日覺醒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些思想巨匠們彼時泡過的茶館絲毫不在，號稱文林街、錢局街“茶水裡泡出來的小說家”雖說喝不到大葉蓋碗茶，幸好可以在原處重啟的咖啡館裡聚頭，生活結構並未發生太大改變。有幾次撞到詩人于堅、雷平陽等人，最欣喜的是如今的沙龍文化很容易將他們推入公眾視野。這些昆明烙印深刻的人，在“西南藝術現象”以其感性獨樹一幟，那種夾雜著昆明話的討論場面，讓你很難不以為似曾相識。在哪裡呢，或許在往日度過的舊日故事裡，也可能是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總之，過去的總也過不去。
（今日的文林街依舊有年輕人扎堆，或聊文學、聊人生風貌---照片來自網絡）
于堅寫過一個段子，大意是他有一次在火車上，大家說起自己的家鄉，彼時流行的風氣是“生活在別處”，在深圳、紐約，在北京，在巴黎…….只有他說“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住了一輩子”，大家很驚訝，他繼續補充“我是個詩人”。我想這便是昆明的奇妙之處：但凡與之發生連接的人，必在心裡受到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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