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劉守剛的《中國財政史十六講》這本書領悟到不少東西，對於收稅，政府關心的是稅收的多少，稅收方法的難易度，收稅時避免貪汙問題。稅收也不僅是一個單向的政府收稅的過程，也是一個反向塑造政府的過程。說白了，有什麼樣的稅收，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稅收，不僅是一個全民該關心的話題，而且也是民間社會參與國家制度建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先來看一個簡單的道理，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到底有啥區別？
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土地。土地無法移動，也難以隱藏，民眾逃避稅收的可能性就很小。歷代官僚都是以不讓民眾產生共憤的前提下，掂量所需徵收的稅收多少。畢竟也真不想逼得老百姓造反這不是，老百姓造反起來朝代也都難逃覆滅的。收稅方式古代也只能採取挨家挨戶招呼的形式，所以必須建立龐大的官僚系統。稅收的用途也就大都用於官僚機構跟皇室的開支，只要鞏固皇室的權威跟武力便坐定江山，所以會建長城，運兵道，重農抑商。
而工商業社會，商人的流動性大，資產隱匿性強。武力壓制的方法交稅就大打折扣，官僚就不得不給商人更多的實惠，讓商人自願納稅。比如建立商道，建立碼頭等從中掙取關稅。清政府便是如此，海關稅都佔總稅收的四分之一，關稅還比較容易徵收，只要在重要關口設上衙門，便有大量的關稅收入，政府就只要提供便利的運輸通道，就能從中收過路費。
而要發展完整的工商業從中收取稅收，這可是個大工程。政府需要完成自由貿易市場建設，工商法的建立對商人利益的保護，要保持市場秩序吧，要避地方免豪強收保護費吧。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比如宋朝就有懷孕，養老，喪葬等補貼。甚至還需要建立金融體系抵制商業風險。能夠收簡單的稅政府怎麼可能會這麼費勁，清政府也是在八國聯軍辛丑條約之後欠下10億兩白銀的賠款才費這心思收各種商業稅，進而完善社會的制度建設。
再看看一些外國的例子，比如一些中東國家依賴天然的礦產資源致富，政府只要嚴密控制這些特殊資源，就可以確保收入源源不斷，政府也就不太重視國內製度的建設。只有少部分人掌握石油資源，也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也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資源詛咒”。
財政收入是政府的命脈，隨著社會技術的不斷演進，商業財務流通變得越來越清晰，不像古代只能估摸著這店鋪大概一個月收入多少該交多少稅。漸漸收稅的途徑也變得多樣化起來，這也是社會建設的必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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