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1932年大荔那场瘟疫

不堪回首,1932年大荔那场瘟疫

【王锡爵口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阴历六月十五,是沙苑南缘陈村的忙罢追往会,我的岳父家就在陈村。往年,家里便会在前一天蒸好追往馍、包子、馄饨、菜瓜,满满地提上一蓝子,赶上我们的四轱辘车去上会。这一年,人们刚刚从十八年年谨的阴影里过来,二十年是个丰收年。进入了二十一年,庄稼也不错,眼下天正热,地里的秋苗也已锄过,只等着看麦罢走亲访友。谁知,另一个不祥的魔鬼却悄悄走来——听说有瘟疫了。因此,我们一家人就没敢去陈村看麦罢。

十五会上那天,陈村在九郎庙唱大戏。那时唱戏,吸引力是很大的,这一带人往往愿意跑十多里路去看热闹,何况这是在麦罢会上。听说那天戏台下面的人还真不少。我村北斜里的王明郎一大早就去陈村上会了,这人好热闹,特别爱看戏,尽管传说有瘟疫了,他根本没当回事,就自顾去台子下看戏了。看完戏,他便觉得身体不适,早早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便上吐下泻肚子疼,胳膊腿抽筋,第二天就死了,这是我村第一个瘟疫死亡者。隔了一天,他的本家兄弟王欣郎也死了,病势症状相同。接着他家又接二连三的死人,一连死了四个人。人都说,王明郎把瘟疫带回村了。从这时开始,瘟疫开始发威了,村庄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中。

六月二十以后,天气愈来愈热,周围村庄连续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村也接二连三的死人。不几天,我的西邻家王余坤家里就一连死了五个人。椿树底下王正发家也死了五人。死人往往是两三天,甚或一两天之内,家里就齐刷刷地摆倒了几个,一摆溜的死人,连做棺木也来不及。好在我村人家的木板不缺,人死了,就赶快钉个匣子掩埋。

为了驱邪,一些人家就劈里啪啦地放起了鞭炮,有枪的人家,“通、通”地朝天放枪。那些天里,每当听到鞭炮声、枪声,个个人的心里直发冷打颤,知道这又是谁家死人了。接着,我们巷里的辛彬儿弟兄俩全死了,留下了老母亲和两个寡妇、一个孩子,好不凄惨。这时村子里人人自危,连埋人都叫不到人了,往往是自家屋里人来掩埋。人们不敢下地,也不敢乱窜,除了担水,就在家里歇着。

在那些日子里,天气热得邪乎,人在家里中心里郁闷,我便放胆出了门,来到村西门外的杜梨树下乘凉放风,和几个人拉了几句闲话。后来,觉得身体不适,就往回去,没想到进西门时绊了一跤,回家就病倒了,好在我身体结实,竟然扛了过来。病好了,谁知我的妻子又染上了,她身体不好,病势日见沉重,又吐又泻,小房子热得呆不住,她便拉了一张席,躺在前面厅房底下,几天的折腾,她已失了形,眼睛陷进了坑里,脸色黑黄。她只说肚里发烧、口渴。家里人看她不行了,就让我三弟到她娘家去告知。我的妻子聪明贤惠又能干,她父亲特别钟爱。如今她病成这样,不能不通知娘家人。因此,三弟奉父命冒险到陈村去通知。

三弟回来后说,陈村她娘家她三妈也死了,还没有埋,她父亲正在处理后事,走不开。他无可奈何地对三弟说:“我这里事多,就不来人了,你们看着办吧”。事情到了这一步,家里人也无话可说,只能赶快准备后事,家里还有七八块杨木板,我已收拾好,准备人一倒头,就赶快粗粗地钉个棺材。

这时,我妻子躺在前房底下,披头散发,只是“哇、哇”地干呕,已经吐不出东西了。我三弟给后边灶房担水路过,她便拦住要喝。就这样,她舀一碗,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去。刚喝完,就又哗哗地吐起来,喝进去的是清水,吐出来的是黄水。就这样,喝了吐,吐了喝,地上吐了一大滩黄水,病势竟渐渐缓和下来。与此同时,我们本家的我三妈、二妈、侄儿媳妇就死了三个。我的妻子竟然死里逃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一直到八十五岁寿终。

我村西巷里有个木匠王逮住,见村上不断地死人,觉得挣钱的机会来了。他家里有不少的薄桑木板,做棺材刚合适。他便拉到巷道里的大树下,又是锯,又是推,做起了棺材。另一个村民叫辛天舍,从巷里过,见他忙得满头大汗,衣衫湿透,心想这家伙真是财迷心窍,都啥时候了还不忘挣钱。便挖苦他说:“伙计,你真是见钱眼开,拿你这烂桑木板,亏谁呀?”王逮住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任他挖苦作践,也不回话,低下头只做自己的活。

谁知过了几天,辛天舍就染病死了,家里人也就真地买了这桑木棺材埋了他。王逮住心惊胆战,桑木板一做完就歇了工,不再做了,不久他竟也染上了瘟疫,上吐下泻死了。可怜他辛苦了几天,同样在劫难逃,倒是为自己赚了一副棺材钱。

我村后巷有一妇女,她娘家嫂子死了,她去送葬,回来后心有余悸,害怕自己一旦染上,什么准备也没有,于是便提前翻箱倒柜,为自己准备衣物。果不其然,时间不长,她真的染病死了。人们由此总结出,不能转念,不能准备,否则必死无疑。现在分析,这是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一种无奈的逃避,就象孩子面对黑夜大喊“我不害怕”一样,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其实,不管你是否转念,是否准备,也不管你害怕还是不害怕,轮到你头上你就在劫难逃。当时,国衰民穷、社会混乱,医疗卫生根本谈不上,群众文化落后,知识贫乏,是自然的了,当灾难一旦降临,人们没有一点办法,只能束手待毙。那一年我村共约千十口人,大约死了五六十人。一直到冬季,疫病才结束。

多年以后,才听说那次瘟疫名叫“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通过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发生。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民国二十一年呢?古人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民国十八年,死人无数,蒲城县西的“万人坑”埋满又复掘数次。这些因素,已为二十一年的大瘟疫埋下了祸根。时隔一年,爆发霍乱,不是没有原因的。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终于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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