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八旗駐防圖）
清代福州八旗駐防的歷史與現狀
1644年滿族入主中原後，為了鞏固統治，開始在各直省及戰略要地派遣八旗官兵駐防。特別是在“三藩之亂”後，滿族實行“大分散，小聚居”方針。在全國創設了幾十處駐防點。
雍正六年，皇帝上諭：“福建離海甚近，駐防兵丁若不諳水務，乃缺欠之處。倘遇用船行走之時，風浪之中頭暈畏怯，如何行得？”福州將軍、總督等議定，準其在烏龍江下游三江口操演水師，洋嶼（即今琴江滿族村）地方蓋造官員衙署、兵丁房屋，建立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由福州駐防中撥協領等官員十一員、兵五百名，連眷屬1199口駐防，俗稱營盤裡，當地人稱旗下里。福州駐防官兵每年分八班較流前往三江口隨船操演；將軍、副都統每年春秋兩季輪流親往琴江巡查。（阿爾賽《設立水師旗營疏》）
自從1900年庚子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往西安後，始覺悟到鳥槍、抬炮和部隊編制過於落後；乃通令全國編練新軍。這時將軍曾祺受命在福州駐防青壯年餘丁中挑選千餘名，其中琴江水師旗營餘丁中挑選二百名組成新軍，曰“八旗捷勝營”。所用兵器是購自德國的毛瑟槍，軍服為中式對襟青色短衫，在胸前第二個釦子下沿左邊繡“八旗捷勝營”五個白字，沿右邊繡以“某營某哨”四個白字，沒有軍帽，用青布包頭。最高軍官為統領，下設兩營十哨。軍官的服裝也是中式的，但胸前不繡字；在袖管上按官階縫上金線和銅釦，統領是三道金線、兩個銅釦，以下照減；各官有帽子，依然是紅纓帽。到了1904年以後官兵都改戴新式軍帽，訓練操典也由德國式改為日本式，並派蒼慶祥、寇普亨、吳振樺、王桂山、關朗如及水師旗營賴延等到武備學堂學習，學成回營當教官。（伊通甫《福州滿族旗營》1961年）
在八旗捷勝營內又設立一所“學兵營”，招收旗營青少年百名，分為甲、乙兩班。甲班是初中課程，兼學初級軍事知識和滿、英、日文；乙班是小學課程，作為甲班候補。甲班畢業分配到捷勝營補缺，在甲班中亦選優秀生到保定軍官學校或國外留學。如羅文潤留學日本憲兵學校，傅寶貴、何玉章留學日本士官學校，何澤培、寇元楷、傅柏英、郎敬侯、佟劍濤、李庚桓、黃廷輝、黃廷相、鄧鴻禧等入保定軍官學校。
福州八旗駐防駐紮在省城 “控扼上、下游各府、為閩省之中權”。琴江水師旗營駐紮在閩江口“為海洋之外捍”、“樹威絕島、柔遠重洋”、“規制周詳、防範嚴密，竘足以鞏護民人，奠安疆宇矣。”(《福州駐防志》）他們守土有責，為捍衛大清帝國的統治和領土完整做出了貢獻。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府天地會首領林爽文之亂，臺灣知府孫景燧等多位官員被殺；林爽文部眾十餘萬，在漳化設盟主府，建號“大順”，意在脫離清廷而獨立。臺灣甚是危急，為了維護領土完整，中央派大學士福康安為大將軍率兵馳赴臺灣。福州駐防旗兵派出八百零五名官兵會同琴江水師旗營黃中極佐領所率180餘名官兵同赴臺灣平亂。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擒，亂平班師回閩，朝廷表彰黃中極授一等功牌，其長子黃懷仁由驍騎校升佐領。
咸豐七年二月，太平天國軍由江西竄擾福建建寧等處，福州駐防與水師旗營均有派兵參加防堵。事竣，福州將軍與水師旗營協領均受表彰。
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英國在美法的支持下，發動了侵華戰爭。英軍見廣州防守嚴密，不敢造次。轉攻廈門，閩浙總督鄧廷楨駐廈門防衛，率軍擊退進駐的英軍。英國又北上轉攻福州，時福州駐防調官兵組建保題營駐守閩江口，保題營統領黃震鱗整修炮臺，嚴陣以待，英軍見無機可乘，轉而進犯浙江定海。
光緒十年，中法馬江海戰，由於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戰、和意見不統一，地方無所適從，造成被動挨打，開戰半小時馬尾海軍即全軍覆沒。時任福州將軍穆圖善為防止法寇海軍登陸進佔省城福州，部署駐防旗兵與綠營官兵共同在閩江沿岸防守。琴江水師旗營右翼官兵200多人在黃恩録帶領下組成捷字營駐守閩江口炮臺。經過近一週的登陸與反登陸作戰，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守住國土，最終法寇妄圖登陸的企圖破滅，退出閩江。
有清一代，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八旗官兵的忠心報國、英勇獻身精神。由於歷史偏見，有人認為八旗子弟只是整日鬥雞遛烏。無所事事。其實這只是少數親貴所為。思格斯都稱讚的青州八旗駐防官兵在鎮江戰役中的抗擊英國侵略軍的氣概就是一例。
1840年，英國侵略者進犯我國沿海地區。1842年7月，朝廷調青州駐防八旗官兵前往鎮江加強防衛。7月21日，英軍四面圍城，猛烈炮火從江中敵艦飛出，震耳欲聾。炮彈不斷在城上城下爆炸，燃起熊熊大火。攻城的英軍手持毛瑟槍，狂叫著湧向城牆，爬雲梯攻城。守城官兵怒目圓睜，揮舞大刀長矛撲向敵人。駐防軍都統海齡親自在北門督戰，拼死反擊，接連打退敵人的幾次進攻。
激戰持續了幾個小時，英軍憑著人多和武器精良，終於攻進鎮江城內。在這危急關頭，海齡力圖挽回敗局。他身上的戰袍已被鮮血染紅，手舉寒光閃閃的寶劍，對身邊的士兵大聲喊著：“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寧可自殺，也不能投降！”喊罷，海齡忍著傷痛跨上戰馬，帶頭殺向英軍。士兵們看見都統大人如此奮勇，也都增強了勇氣，緊跟著海齡殺入敵群，做最後的拼殺。由於清軍人少勢弱，又得不到援助，經過一天的激烈巷戰，人員大部分傷亡。在英軍路過的每一處房屋中，幾乎都留下反抗軍民的遺體。日落黃昏，海齡見大勢已去，已沒有挽救敗局的可能了，就騎馬回到家中，舉火燒房，自己與妻子、孫子在屋內自焚，以身殉國。現保存的紀念碑也記載：“……血積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殺賊……青州兵弁，何以異此？此以見忠心之氣常存於天壤也。”
革命導師恩格斯在《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一文中熱情讚揚了在鎮江戰役中駐防旗兵的英勇獻身精神。他說：“駐防旗兵雖然不通兵法，可是決不缺少勇氣和銳氣，這些駐防旗兵總共1500人，但卻殊死奮戰，直到最後一個人。在這次戰鬥中，英軍損失185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
晚清國力衰退，與中央出現太后與皇帝兩個權力中心有關，他們經常發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指令，使下面大臣無所適從。中央政令不統一，部省大員應付了事，清朝不亡才怪。
駐防旗營內雖然只有武職沒有文官，但清廷還是很重視對駐防官兵及子弟的文化教育，特別是滿文學習的。皇帝多次上諭：要旗人學習滿洲話，要該管大臣應實力教導。並說：“嗣後倘再以此不會滿洲話之人諮送，朕不惟不準記名，必將該管大臣交部議處。”
為此，福州駐防在旗界的東門大街設“龍光書院”，在河西街設“清文書院”。讓駐防官兵及子弟免費學習《千字文》、《百家姓》、《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以及滿文兼習騎射弓箭等；學習好的均有獎賞。在考科舉時也可進貢院參加考試，不但需要做漢字的文章，還要將漢文譯成滿文，經考官認為合格，才得以中秀才中舉人，但冠以“翻譯”二字。使旗人子弟也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琴江水師旗營當年也辦有“鯉崗書院”，設在“公衙門“，滿文教習（教師）稱清字外郎，學生稱“官學生”或“清書學生”。學成亦可參加科舉考試。據《琴江志》載，清代琴江旗營共出二位進士，105位舉人，200多位秀才。因科舉入仕，擔任府、縣等官員的數十人。
1905年前後，廢除科舉設立學校，乃將“龍光書院”改成“八旗中學”，“清文書院”改為“八旗公立小學。”辛亥鼎革後，“八旗中學”改為工廠，安量旗人生計。“八旗公立小學”改為“省四小學”，其中學生們滿族居多。現在不復存在了。
宣統元年“鯉崗書院”改為“琴江兩等小學堂”，民國後幾經更名，因場地小，生源少，現併入洋嶼小學。
辛亥革命，由於孫文“驅除韃虜”使旗人恐慌，旗、民對立嚴重。福州民軍將大炮架在城內製高點于山頂。福州駐防除了新軍“八旗捷勝營”有毛瑟槍外，其餘都是大刀鳥槍，戰鬥力弱，面對眾多民軍無異於以卵擊石。據《福建辛亥革命史料選輯》載，由於雙方的宣傳，面對眾多民軍，被圍的“旗界大起恐慌，捷勝營兵把守各城門。” “分佈旗下街、河東街、河西街、蒙古營和其他各地，頑強抗拒，……表示死守。”“九月十四日（農曆）拂曉，民軍開始進攻，于山炮兵首先開炮命中將軍署。”“駐在法政學堂（在於山腳）的捷勝營仍拼命槍擊我（指民軍，下同）于山炮兵陣地，我軍傷亡十餘人，開炮擊毀法政學堂並中及高節裡葉姓花廳，發火延燒。……我炸彈隊奮勇不斷投彈，旗兵退卻。我軍知非決戰不可，乃率大隊下山從鰲峰坊、仙塔街、旗汛口合圍旗界，敵（指旗兵，下同）勢益窮蹙，無力抵抗。”“兩軍激戰相持不下，最後，盤踞法政學堂的敵軍被我開炮毀滅陣地，傷亡慘重，加以九曲亭、太平街敵軍的屢次反撲，均被我軍痛擊，狼狽敗竄，技窮力盡，只有出於求降一策。”終於旗營打出“獻械乞降”白旗。
戰爭結束，“福州旗兵千餘人盡繳械願降。……閩督松壽聞警自縊。……福州將軍樸壽以被學生所組織之少年敢死隊生擒，群取刺刀殺之。”（《民立報》，九月廿二日）。旗兵投降者千餘人，在南教場（今五一廣場）橫列縱隊，向南盤坐地上。民軍到旗界搜捕官員；“鑲黃旗協領兼營務處總辦定煊自縊身死；正藍旗參領兼捷勝營管帶長志投井被救，後出家為僧； 捷勝營隊官郎樂額三兄弟及全家男女十多人，以煤油浸溼棉被扎蓋身上，舉火自焚死；翻譯官（清字外郎）何芝田全家投於蒙古營紗帽井，被救者只男女各一人。”（潘守正《辛亥革命在福州》）。另據《民立報》九月廿二日報道：……我軍（指民軍）用炮轟擊，滿人死傷頗多。……捕獲土匪二百人，以軍法審訊後，即就地正法。……民軍火毀將軍衙署。法政學堂兩面常有小戰，大約夜間當有大戰，傷者達二十，然死者尚未得實數。十八日（指農曆九月十八日）晚間，有海盜二百人進攻商埠兩次，皆被民軍擊退。並有滿奴百人放火欲毀南臺，幸為民軍所覺，捕獲十二名，連同海盜多名，一併正法。十八日夜深，滿奴在租界放火，民軍捕獲二十七名，立即正法。
辛亥鼎革，政治動盪，有些人冒充革命黨民軍，四處殺、搶旗人的也不少。“福州民間傳聞：九月十八日夜起事之夕，有滿族某貴官之女攜細軟等逃至福州府城西門街，託庇於素所熟悉的漢人木工之家，此木工提出：如允為其媳，才可收留。滿女允之，惟求生存而已。說者尙謂當時類似的例還有，惟不能 具體提及。這一方面事例雖未見諸記載，但可信之為實。”（徐繼潮《辛亥福州起事聞見拾零》）筆者幼時聽鄉中一老者（其人辛亥年24歲，捷勝營兵）說，當年捷勝營幾乎傷亡殆盡，倖存的他想逃回琴江，但碼頭有人查守，發現旗人口音即行砍頭。所幸他水性很好，跳江潛回琴江。
局勢穩定後，“然滿人之尚在福州者，老幼合約有六七千人，……由民軍都督派人監守，別居一處，……每日傍晚點名一次，將房閉鎖，不準外出；且已由都督發出命令，不準不遵。”（《正宗愛國報》，十月廿八日）。對旗人的迫害雖少了，但歧視還是存在的，如當年的《福建臨時議會選舉章程修正案》第二章選舉辦法第六條規定“現充滿清官吏及其三代親以內之親屬，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為了生存，旗人燒了家譜，隱瞞歷史與民族的不少。這種歧視政策在整個民國時期都存在。聽鄉中老人說，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長樂縣還派員到琴江營盤裡，說你們旗人是危險分子，要遣散。回東北老家不給遣散費，無經濟能力；且出來200多年，老家無聯繫，安置地點也成問題。當年鄉中關正英、李廷迎等老人商議：由李廷迎帶領幾十戶去閩北山區墾荒，應付過去。這些人的後裔現在還在閩北建陽等地生存著。
由於國民政府對滿族的歧視與不承認，在國際上也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民國二十六年國民政府中執委溥侗、于右任等十五委員提案：“外人之來中國者鹹誤為偽滿洲國之成立實無不當。彼以中國政府並不承認在中國範圍內有滿族存在，至於受敵方利用一節自是另一問題，如國聯調查團李頓等即有此種論調，故應成立管理機關以糾正外人之錯誤。”才引起重視，隨之，國民政府發二十六年三月五日密字第二四號訓令，才對“原屬八旗同胞準酌量照待遇蒙藏章程辦理”等。可見當時民國政府是隻承認蒙藏，不承認滿族的。
從福州地區滿族人口來看，當年福州八旗駐防加上八旗捷勝營有3000官兵，琴江水師旗營有500官兵。據辛亥年資料：福州連眷屬旗人約二萬多口，琴江旗人連眷屬三千多口。而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福州地區滿族只有2505人，尚不足當年駐防官兵數。由此可見，辛亥鼎革對福州滿族的衝擊之大。據史料：“辛亥革命期間，福州城區八旗官兵或死或逃，依營而居的旗人也隱姓埋名散居各處，以旗營為中心的福州滿族分佈格局從此被打破。在民國時期，人口總數也隨之下降。”城區原有的“八旗中學”、“八旗小學”及八旗駐防來閩後鑲紅旗協領吉隆阿為首發動旗營官兵捐資修繕的“珠瑪廟”都蕩然無存，連遺址都難尋。“八旗會館”辛亥鼎革後曾安置了近百戶無房住的滿族同胞，解放後隨著工作有著落，絕大部分都搬往單位居住。1954年，改作盲聾啞工廠，2002年舊城改造被拆，東移30米異地修復。產權歸文化局。
八旗駐防文化與留守（東北）文化不同。駐防點是攜眷的兵營，不從事生產和經商等活動；留守東北的滿族保存著村落，從事農業生產和漁獵活動，為京城提供生活用品，保留完好的風俗習慣。駐防點畢竟人數少，辛亥革命又受到衝擊，散居各處，年輕一代基本漢化了。但是，他們能記住自己的族屬，記住曾經輝煌的祖先，記住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抗日戰爭時期，許多滿族優秀兒女也和全國人民一道積極參加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福州的滿族舒城、高力夫、曹維廉、祁文熙等人都加入共產黨，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而奮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的民族政策得到落實，使滿族享有與漢族同等的政治經濟地位，政府中有了滿族代表，承認清朝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滿族人口逐漸增多，有不少滿族恢復了民族成分。1981年琴江水師旗營舊址琴江營盤裡成立了琴江滿族村，由於大部分官署、兵房、廟宇及風俗習慣尚存，現為全國曆史文化名村、中國傳統村落、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全國特色景觀旅遊名村等。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多民族共建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無論是由漢族的統治階級執政，還是由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執政，都把中國看成是我們各民族共同的家園。我國各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但各民族又大雜居、小聚居，相互交錯居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使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共同托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福州滿族 黃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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