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平定，谁的功劳最大？有人肯定主张是一线将领李愬，有人又认为必须要归功于裴度的领导有方，在韩愈的名文《平淮西碑》里却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都不要争了，当然是我们英明的领袖皇帝功劳最大，谁都比不上，要不是我们的天子“能断”“善断”，哪有你们下面这些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呢？
在另一个场合，针对几十年来的局势，韩愈也说过“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也就是唐宪宗和几位前任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对于决策权的牢牢掌控和正确应用。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韩愈的拍马屁说废话，而这样一种对“圣裁独断”的极度推崇，正是韩愈与他的同道者所孜孜以求的，也是元和时期一种特别引人瞩目的思想潮流。
安史之乱以后到元和中兴这段时期，对于唐王朝来说，可谓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光，在政治上天子权威落地朝廷颜面尽失，外患不断内忧纷扰，强敌如吐蕃、回鹘以及新兴的南诏时刻在威胁着帝国的边疆，而内部则藩镇林立各自为政，以至于不但强藩敢于称王甚至像朱泚这样的小小军阀竟然都胆敢做一做皇帝梦。
而真正的真命天子们呢，除了一味姑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得像唐德宗那样写一篇“罪己诏”，把自己狠狠批判一番不停到处跟藩镇承认错误，嫁几个公主过去息事宁人。
这当然符合儒家传统的所谓“仁政”，能博得一时的道德赞赏，但是哪个最高领导愿意这样憋屈下去，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行之一时，否则的话你老是到处“罪己”到处承认“错误”，那么时间一长，各地实力派的同情心一旦用光，这一套也就不管用了。
除了政治局面上的内忧外患，一批敏感的士人想问题就想得更远更深刻，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到现在，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政治上的失序还仅仅是表面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佛教在上流社会全面渗透，异族风气流行于朝野之间，世人已经不知正统为何物，不知权威为何物，多久没有重颁新历多久没有封禅泰山，多久没有祭祀天地又多久没有祭祀孔子，是人心不古才造成了世人对于权威的不尊重和蔑视。
而之所以人心不古则又是长期以来缺少一种超越于所有思想之上的思想体系被确立为独尊地位，这个社会才一盘散沙、邪说盛行，政治失序是果，思想混乱才是因。“所以，对于当时政治弊病的批评和诊疗，渐渐集中到了修复失坠的权威上，而这种重建权威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外御强敌、内平藩镇和重建思想文化的系谱来强化皇权”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就是这一思潮的大力鼓吹者和真正的旗手。韩愈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公认的，“杜诗韩文”可以被视作是唐代文学的顶峰，韩文之好不仅仅体现在文笔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种新文体-古文（散文），以前王勃《滕王阁序》那样的华丽骈体文到了韩愈之时已成绝唱，韩愈非常不喜欢这种在他看来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文风。
像他写的那篇著名的、怀念侄子的《祭十二郎文》，语气平淡格式自由，没有浮夸的词藻但是满篇都是深情，让读者无不为其中感情的真挚而潸然泪下，这也就是苏轼所说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但是，韩愈的历史地位又不仅仅得自他的文学成就，在思想史上，韩愈同样是响当当的人物，如果俗一点一定要评选个中国历史上十大思想家什么的话，韩愈是绝对有资格进入TOP10的。
和李吉甫、裴度以及以后的李德裕等在实践工作中努力重建秩序的政治家们不同，作为思想家的韩愈的这种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诉求就体现在他对于思想权威的追求上面。
那么这种权威思想应该是什么呢，在韩愈看来这就是“道”，只有“天下有道”的社会才是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当然这个“道”不是老子庄子那个道家或者道教，而应该是对于传统儒学的回归。
正如皇权要绝对大于诸侯之权一样，“道”也就是人们必须服从的真理，“道”不言而喻、永恒不变，笼罩着世间的一切行为，人们不应当用任何可以变更的实用的策略凌驾于“道”之上。“道”是绝对真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像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更改的事实，你不能说为了什么实用目的通融一下将就一下，今天老子当一天儿子儿子当一天老子，明天再改回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君子从乎道也，不从乎众也”，虽然表面上、实际上是各个藩镇实力都在天子之上，但是天子就是皇权、皇权得自于天，天命没有结束没有更换，那么就算你现实实力再强大也不应该做出违法天道的事情，否则就真是大逆不道了。“道”超越一切具体的知识，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根本基础。
历史总有吊诡之处，韩愈如此高扬皇权，把他理想中的“道”的实现寄希望在皇权重振方面，但是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和他的皇帝宪宗之间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这一场冲突差点要了韩愈的老命也把宪宗气个半死，当然冲突也让韩愈的声誉继续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当之无愧的一代思想界领袖，被贬官去了岭南潮州之后尽管在那只呆了八个月，但是仍然留下了潮州至今还是“一城江山皆姓韩”的壮观文化景观，只能说大师就是大师，非同凡响。
众所周知，唐宪宗李纯佞佛、极为虔诚，当时关内道凤翔府扶风县的法门寺内有护国真身宝塔一座，其中藏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宪宗迎佛骨入长安，“留禁中三日”在皇宫里供奉三天，然后“历送诸寺”老百姓都可以到长安各寺供奉瞻仰，一时全城沸腾陷入一种宗教的狂欢之中，“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我们也知道历来真正的大思想家们一定是反潮流的，面对这股“歪风邪气”刑部侍郎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况且韩愈一直都认为儒学之所以在魏晋以来衰落，正是佛教这种“夷狄”之教入侵所造成，“夷狄之术行于中华，使吉凶之礼谬乱”，好好的中国人你过什么圣诞节，一腔怒火的韩愈“上表切谏”，这就诞生了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特别重要的那一篇韩文《谏迎佛骨表》。
虽然韩愈一向对佛教深恶痛绝，但是显然老韩在佛学方面知识储备不够，根本就没怎么研究过佛理，所以这篇讨佛檄文竟然绕过深奥的佛理，却从其他方向入手，这也就导致了上书对象宪宗的发怒。
韩愈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不过是一套洋人理论罢了，“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在唐代建国二百年来，由于皇室自身的胡人血统以及积极的乐观精神，基本上不太讲究什么夷还是夏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你穿西装还是着汉服喝可乐还是喝豆浆，大家都不是很在乎，更不要说分个谁优谁劣，谁文明谁落后。
但是现在韩愈一上来就把一个宗教信仰问题转化成一个民族问题夷夏问题，让宪宗措手不及，也的确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迥异，当然以后我们会谈到韩愈这种“夷夏之防”思想有他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更不要说历史渊源了。
接下去，韩愈就更过分，举例论证说佛教没进入中国之前，黄帝在位一百年，活了110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100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98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105岁；尧在位98年，活了118岁；舜和禹也都活了100多岁；商汤100岁，周文王97岁，武王93岁等等。
这是佛进来之前的情况，之后呢就不一样了，汉明帝白马驮经引进佛法，他自己才在位十八年，后来宋、齐、梁、陈、元魏，没几个活得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最长的了，但他是被饿死在台城的，很悲剧。所以“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信，亦可知也”。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现在弄块“枯朽之骨”算怎么回事呢，我建议“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扔了或者烧了算了。老韩越写越激动，“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让天下人知道我们自己的孔夫子那样的大圣人，一切所作所为都普普通通不会搞这些鬼鬼怪怪，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所为”，文章最后还很不服地来了一句“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要是佛祖真的有灵，能惩罚世人，那就让他冲着我老韩来！
宪宗的暴怒是可想而知的，立即宣布对韩愈处以极刑，就是杀头，什么混蛋老东西，宰相裴度、崔群苦苦哀求，希望天子能手下留韩愈一命，“愈虽狂，发于忠恳，且宽容以开言路”，韩愈是太狂妄了太过激了，也不尊重皇上您的个人宗教信仰，这都是他的不对，但是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是一片忠诚的，希望还是不要杀的好，显示皇上您的宽宏大量，韩愈这种人都能容得下，其他人更不会因言获罪了，希望皇上三思啊。稍稍平复一点的宪宗还是冷静下来，收回了极刑的命令，但是贬官最远最远的岭南潮州，而且一刻也不许停留，立刻滚出长安。
收到命令后，韩愈一家就这么匆忙在天寒地冻中上路南去，没走多久12岁的小女儿病死在驿站。漫天飞雪里孤独的韩愈行至蓝田关（今陕西蓝田县）前，侄孙韩湘（八仙传说里那位韩湘子）赶到为韩愈送行，韩愈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韩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元和十四年的这场君臣佛骨之争，除了对个人命运影响重大之外，也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意义重大，韩愈的“夷夏之防”、“尊儒排佛”和“崇道”等思想，都直接开启了之后宋代的道学、理学先声。
但是，也应该指出，在当时韩愈的思想主张被认为是属于过于激进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认同，许多像裴度、李德裕甚至和他们政见相反的牛僧孺、李宗悯等人，大家都认为韩愈他们毕竟是一个文人集团，他们表达的不过是一种陈义过高、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只有等到宋代，儒生文人成为官僚主体以后，韩愈才真正上升到他今天的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一代文坛领袖韩愈正翻越着地理上的标志性分水岭-秦岭，或许他自己都能感知的到，他翻越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分水岭，而是一处文化史上的转折点。韩愈的精神气质更像是一位宋代文臣，当然那样的气质也是深受韩愈影响。韩愈无愧“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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