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之后，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发动在中国的传教士搜集中国商业信息并传递回法国——这种创造性工作很快家喻户晓，他用棉花外贸往来大大减少了武力强迫中国打开国门的情况。英国人很快接受了这种做法。在等待寄运到法国的物品的回复时，他继续在中国寻找法国普通工业品的销路。他还是求助于传教士，带着一整套法国纺织品的样品请传教士推广法国产品。
敏体尼对法国神职人员的配合非常感激，把他们看作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但传教士问题一直困扰着敏体尼，许多地方的神职人员都受到刁难，甚至侮辱，这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问题在于根据协议规定，神职人员确实被中国所接受，但他们无权到开放港口以外的地域活动。
因此传教士经常处在非法的境地，敏体尼发明了“安全证”（Carte de sureté ），证件上不写颁发给某某主教，而是某某先生，法国公民。这种证件使传教士的身份相对隐蔽，从而避免了“麻烦”。 通过传教士推广法国商品的做法成功了！苏州市订购了3万两白银的不同品种的法国纺织品，不少其他大城市的订单也接踵而至，包括盛京（今沈阳）、满洲里。敏体尼非常喜悦，他还有许多主意和计划。“所有都是新的，都要去创造，都要去研究。”他考虑在上海搞一个法国产品的常设展览，这个“法兰西样品展示会”最终于1923年在天津实现。
尽管如此努力，上海还是不足以吸引法国商界。1850年初，租界已创建2年多，但还只有十几个人：领事夫妇、岳母、内妹和2个女儿，领事馆的翻译哥士耆（Kleckowski）侯爵、多米尼克·雷米和他的2位助手，比戴（Bidet）先生和爱棠（Edan）先生，另外还有一位法侨（住在英租界）。
但是让敏体尼感到失望的是：他千辛万苦向法国寄送的样品和各种产品几乎都没有奏效；样品经常被扣在海关；商会最终对他寄来的东西都不屑一顾，根本不赞同他的作为，甚至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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