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穎先生寫過一本《讀書這麼好的事》，這個書名就像炎炎夏日的一杯冷飲，沁人心脾。不過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讀書不再是什麼好事，反而構成了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頭疼者常常發問：這是一本好書嗎？這本書應該怎麼閱讀？我應該讀什麼書？你做讀書筆記嗎？你同時讀幾本書？……
當他們問道：讀書有什麼用？我終於掩面而逃。
我們從小，不，應該說，我們的祖先從小，就被教育，讀書會有什麼用，讀書能帶來什麼，要為什麼而讀書。最經典的古訓莫過於“書中自有千鍾粟……”據說其出自宋真宗趙恆的《勵學篇》：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老實說，這首詩並不怎麼高明，活脫是窮鄉僻壤私塾先生的手筆，還不如汪洙的《神童詩》氣派：“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從這些詩文，不難窺見，讀書之於古人，只是工具。書被視為手段、路徑，而非目的，目的則是書中埋藏的權力、財富與美人。這便決定了哪怕書之前冠以“聖賢”的敬稱，包括聖賢在內，都對讀書堅持一種功利主義的考量。
蒲松齡《聊齋志異》有一則名為“書痴”的故事。彭城郎玉柱，好書成痴，他像古代中國的大多書生一樣，篤信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忽有一天，他的虔誠感動了上蒼，“宛然絕代之姝”的美人顏如玉從《漢書》第八卷中翩然降至他身邊，軟香溫玉，伴之枕蓆。不過美人屢屢告誡他，不要痴迷於書，後來竟逼他抉擇：“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書痴答，書是你的故鄉、我的性命，你怎能這麼要求呢。接下來自然是一幕悲劇。其實結局如何，已經不再重要。值得正視的是二人對書的態度，郎玉柱對書的痴情，並不為蒲松齡所喜，他化身異史氏批道：“天下之物，積則招妒，好則生魔……”顏如玉雖出自書中，卻毫不感恩，甚至不惜以自身為選項，與書勢不兩立。在此，書痴和美人的命運都被抬高了，書的價值被無限貶低。
為千鍾粟而讀書，為黃金屋而讀書，為顏如玉而讀書，書的價值取決於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的價值嗎？難說得緊。這百年來，我們都聽過一句口號：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這大抵是“書中自有千鍾粟……”的升級版，曾令多少國人熱血沸騰，亢奮不已，以為從此找到了讀書的方向，打開書頁，就能看見中國的璀璨明天。
可惜，這依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讀書觀。讀書未必有助於中華崛起（問題不在讀書，而在讀什麼書，怎麼讀書），中華崛起的沉重使命卻常常壓倒了讀書。當激進的時人振臂高呼：“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誰更膽寒：侵略者還是讀書人？
我不反對中華崛起，正如我不反對讀書，我卻反對將兩者捆綁在一起。這背後潛伏的思維，則是“讀書有用論”，它至少在暗示兩點：讀書不能白讀；書中定有寶藏。結果往往令人失望，因此導致人們滑入了另一可怕的極端：讀書無用論。質言之，“讀書有用論”與“讀書無用論”僅僅一紙之隔，彈指即破。
我們能不能換一個視角，換一種問法，不再是“為什麼而讀書”，而是“不為什麼而讀書”呢？
有人會問：你主張為讀書而讀書嗎？——這是讀書的最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我只是希望，我們讀書，能少一些功利，少一些精神束縛，少一些求知慾以外的慾望。無論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還是中華之崛起，往往構成了脆弱的書脊所不能承受之重。重壓之下，讀書人一無所得，反而喪失了對書籍和知識最自然的愛慾。
我不否認，自己深受“為什麼而讀書”的困擾，我最期盼的讀書狀態，恰恰是“不為什麼而讀書”，甚至我自己都不知為什麼打開了這本書，不知從哪裡讀起，終點何在。我的心情，正如西川詩云：“……我像一個領取聖餐的孩子/放大了膽子，但屏住呼吸”。
頗有一些人夢想在監獄讀書，大概唯有這樣的環境，才能使他們徹底逃脫“為什麼而讀書”的桎梏。就連胡適都未能免俗。上世紀30年代，他被問及中國夢，答：“我夢想一個理想的牢獄，我在那裡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監禁。在那裡面，我不許見客，不許見親屬，只有星期日可以會見他們。可是我可以讀書，可以向外面各圖書館借書進來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書搬一部分進來用……”其實胡適一生，讀書極具功利性，從他所閱讀的書目，可窺見社會的轉向；而且他的讀書時間，常為國事所壓迫。所以，十年牢獄，十年讀書，當是他的肺腑之言。
為什麼而讀書，不免焦灼，當“什麼”不能實現，更不免痛苦。這麼一來，讀書何以為樂事呢。也許，只有當我們不為什麼而讀書，讀書才可能成為“這麼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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