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件事比較奇怪。
上海人不喜歡稱“上海火車站”，而是習慣以“新客站”來指代。
其實，它一點都不新了。自1987年啟用至今，已存在了31個年頭。
它的“新”是和原位於天目東路、寶山路口的火車站相對應的。
那座始建於1909年的火車站，於1950年到1987年曾被稱為“上海站”，俗稱“老北站”。
“這就像一個女孩子嫁到一家人家，人們叫她‘新娘子’，就那麼一直叫了下去。”海派作家馬尚龍說。
“其實，在上海人的心裡，新客站可能永遠超越不了老北站。老北站更像是一座上海人的車站，上海人家的悲歡離合都在上面上演。而遷移到新客站，它就變成了全國人的車站。”
老北站從硬件上來說有明顯的硬傷，它能力小，設備差，站場受周邊建築群的限制，無法拓展，候車室不足4000平方米。
但幾乎每個上海家庭都曾在它窄小的站臺上送別過自己的親人。
那些離別的瞬間，混雜在蒸汽火車啟動時飄散的煤煙味中，永遠地留在了記憶深處。
一
馬尚龍，就曾在老北站送別過自己的三個兄弟姐妹。
大姐最早離開上海。
當她要求去黑龍江上山下鄉的申請被批准後，家裡的大門被貼上了光榮榜。
少年不識愁滋味，內心充滿“誓把北大荒變北大倉”的激情。
站臺上
大姐（圖左）
和前來送行的同學話別
但父母想到女兒18歲不到，孤身一人要去遠方，心裡很不好受。
不過能做的只是幫她準備好炒米粉、糖果、肥皂、牙膏等要帶的物品。
馬尚龍記得，大姐坐火車的日子在1968年9月中旬，全家人坐上5路電車，趕到北站去送她。
那一趟，是知青專列，把全上海各區的知識青年集體送往黑龍江。
火車站的大喇叭裡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激情鼓舞。
一家人先上車，找準座位，把行李塞到行李架上。
大姐隨著大家一起下車，聽爸媽交代幾句，和兄弟姐妹們談笑幾聲。
那天她和同樣要去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們一樣，穿著發放的軍裝，神氣十足。
大姐（圖右）
和同去黑龍江的同學
在站臺上合影
臨開車前幾分鐘，火車汽笛鳴響，火車頭的蒸汽飄散。這一切，都預示著，火車即將開動。
等到清脆的鈴聲響起，那是指距離開車只有兩分鐘了。
年輕人們匆匆走上火車，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那一刻，就知道，是真的要走了。他們都把頭探出車窗，把手伸向窗外。
大姐（右）和同學
向親人揮手道別
興奮中夾雜著不捨
馬尚龍的家人們都伸出自己的手，去和大姐握手。
“大姐哭了，她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
哐當哐當，火車開動了。
不過那個時候的蒸汽火車啟動很慢，送別的家人就跟著火車往前跑。
一直跑到站臺盡頭，才停下來。
但他們的視線，還是盯著火車，直到火車轉彎，看不見。
站臺上的人都很難過，他們不肯散去，互相交流著，過了很久，才分別離開。
那一年，馬尚龍才12歲，但是這幕送別的情景讓他印象深刻。
“當時總共有幾千人，但其他人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我跟著火車跑，火車上站臺上似乎只有我和大姐。”
對每個送別的人來說，都會陷於自己和遠行者單向的情感中，站臺就成了自己一個人的站臺。
馬尚龍的大姐（前排右二）
赴黑龍江前
一家人在站臺上合影留念
在“馬尚龍的站臺”上，1969年，他又送別了自己的哥哥和小姐姐。
馬家的老三老四是一對雙胞胎，1967屆初中生。
根據當時的政策，一個能留在上海，一個必須得去外地。
誰留誰走？
這道左右為難的題目曾擺在很多父母面前，也成為日後埋下一些上海家庭矛盾的導火索。
馬尚龍猜想，父母內心深處可能會有傾向。
但他們知道，哪怕是一點點微妙的傾向，對其中一個孩子，都是極不公平的。
所以他們的態度一直很堅定：隨便學校怎麼分，聽從學校的安排。
最後，根據學校的分配，老三去黑龍江，老四留在上海。
1969年開始，全國開始有組織地分配初中生到農村去。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北站無法承受大量客流，所以有的知青是在北郊站（位於共和新路）坐上火車離開上海的。
馬尚龍記得，送三哥就是在北郊站。
“那次感覺比較差，沒有儀式感。北郊站也不像北站那樣有站臺，離別的情緒因客觀因素所限，根本沒有散發出來。”
送了三哥，同一年的一個晚上，馬尚龍又在北站把小姐姐送上了開往安徽的火車。
“那幾年，好像一直在送客。等到我自己為人父之後，才知道，這樣的事情，對父母來說，打擊有多大。”馬尚龍說。
二
那年頭，誰家不是在一個個往外送人呢?
陳丕廈家住在北站對面的安慶裡。
小時候，北站門口的大廣場是他們天熱時乘風涼、放學時做遊戲的地方。
1975年
父親和陳丕廈大哥的兒子
在老北站南廣場
他沒有想到，在少年時期，那裡成了他拖著行李送別兄弟姐妹的地方。
1964年，陳丕廈的大哥去新疆建設兵團，這是首批奔赴新疆建設的上海青年。
當年5月22日的《解放日報》、《文匯報》上都有報道：
“昨天的上海站，洋溢著一片熾熱的革命氣氛。‘到新疆去，為建設美麗富饒的祖國邊疆貢獻青春！’……這些懸掛在月臺上、列車上的大幅標語表達了上海人民對志願參加新疆建設的青年們的殷切期望，也表達了毛澤東時代的青年們的豪情壯志。”
“在《打起揹包走天下》《接過雷鋒的槍》的歌曲聲中，列車徐徐開動了。青年們從車窗裡伸出頭來，使勁地揮舞著手中的花束和手帕，向自己的親人告別，向上海人民告別。”
陳丕廈後來有許多同學
去黑龍江
也是在老北站坐的火車
火車開動的時候，陳丕廈清楚地看到，大哥哭了。
當時只有11歲的陳丕廈還不太理解。他心想：到外地去，阿哥為什麼這麼不開心？
那時站臺上已遍佈悲傷的氣氛。
“姆媽和妹妹在車下哭，火車上的年輕人中，只要有一個人哭，大家的情緒都被帶動了起來。”
“說是要去建設新疆，可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遠？”
陳丕廈說，自己還算有點概念，因為在他的床頭貼著一張中國地圖。
知道大哥要去新疆的時候，他比劃過，從上海到新疆的距離，是一條長長的直線。
那條在地圖上長長的直線，進入現實，是五天四夜的車程，坐到目的地，腳都腫了。
大哥第一次回來探親，告訴家人，火車開過蘭州之後，整整一天都開在戈壁灘上。
望出去，只能看到地平線，一望無際。“那時心裡老發寒的。”大哥說。
去新疆的人不在少數。
“誰誰家孩子也在新疆。”大家以這樣的話語打著招呼，算下來，安慶裡的弄堂裡，有近10個人在新疆。
陳丕廈還有個表姐，1968年也去了新疆，分配在烏魯木齊拖拉機廠。
考慮到陳丕廈家離火車站近的地理優勢，她把他家當作一箇中轉站。
1969年
表姐回上海探親
在照相館拍的照片
“新疆多遠啊，每次去都要從上海帶很多食物。表姐先把行李一點點從自己家裡搬到我家，然後再由我幫她送到火車站。”
後來表姐在新疆的同事，知道她在火車站附近有一個舅媽，於是都來寄放東西。
“最多的一次，我們家客堂間裡，放了30多隻包裹。”陳丕廈回憶說。
到了1969年，已在上班的二哥所在的工廠整體內遷，遷到了浙江臨安。
於是陳丕廈的接送名單上又添加了一位。
“那幾年，家裡的人員變化很明顯。大哥、二哥相繼離開上海，爹爹的部門也被安排在外地工作。”
“家裡只剩下母親、我和妹妹三人，一下子冷清下來了。”
三
陳丕廈記得，四五年後大哥第一次回來探親。
他帶著弟弟妹妹去虹口公園玩，一起拍照留影。
大哥（圖左）
和弟弟妹妹
在虹口公園合影
一個月的時間過得很快，要回新疆了。
陳丕廈和妹妹拿著行李，把哥哥送上火車。火車開動的時候，大哥哭得特別傷心。
這種傷心，和第一次去新疆時的離愁別緒不同，以致送別的人印象深刻。
即使過了幾十年，陳丕廈打電話問起妹妹是否還記得當年去火車站送大哥的場景。
妹妹第一時間提到的，就是大哥的這場慟哭。
“我們後來一直都不敢和大哥交流這件事，只是知道，他去的時候很傷心，有很多不願說的事。”
這些年輕人，或因響應號召，或為減輕家庭重擔，或為了弟妹考慮，或因滿腔理想等等諸多原因而離開上海，去廣闊的農村天地。
當他們真真正正在異鄉生活之後，困苦超越了他們的想象。
未來不得而知，這加強了他們精神上的苦悶。
而在他們第一次坐上火車離開上海的時候，多少還因為對於未來的憧憬而沖淡了對上海不捨的情感。
1969年11月11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龔若棟一直記得這個日子。
這是他離開上海去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日子。
珍寶島事件之後，黑龍江成了“反修前哨”，只有出身好、表現好的人才能通過政審。
龔若棟和學校裡的其他36個同學一起，是佩戴著大紅花、坐著學校統一安排的大客車去火車站的。
離開上海前一天
龔若棟等37名同學
在母校教學樓前合影
龔若棟記得，他們從虯江路上的一個小門進了站臺，到達的時候離火車發車還有半個多小時。
去送他的是父母和兩個跟著他學寫字的學弟。
臨近開車，喇叭裡播放著“請大家儘快上車”的聲音。
父母情緒內斂，把龔若棟拉在身邊，不斷叮囑著：出去好好照顧自己。
而那兩個學弟在他上車前，一把抱住他，哭了。
“他們一哭，我也哭了。汽笛一響，就像開了發令槍，站臺上一片哭聲，蓋過了汽笛聲。”
“之後鈴聲拉響，沒有時間了，我鬆開學弟的手，走上火車。”
所有知青都被鈴聲、汽笛聲催上了火車，大家拼命往窗口擠，向家人們揮手。
而月臺上送別的人一邊跟著火車跑，一邊哭。
這張乘車證
把龔若棟和他的同學們
帶到了黑龍江
過了兩年，在同一站臺，同樣佩戴著大紅花坐上同一列次火車、開往“反修第一線”的是70屆的學生。
1971年9月24日的《解放日報》寫道：
“昨天，本市又有一千多名70屆中學畢業生懷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赤膽忠心，朝氣蓬勃地乘上時代的列車，奔赴祖國反帝反修鬥爭的前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幹革命。”
胡建華就是那一千多分之一。
“按照當時的分配方案，我留在上海農場的可能性很大。但我還是寫了決心書，要求去黑龍江，那時熱血沸騰。”
父母，同學都去送行，《解放日報》描繪了當時的場景：
“當列車徐徐開動時，‘向立志務農的革命小將學習’的口號聲、歌聲、鑼鼓聲，響徹車站上空。”
1971年9月23日
胡建華赴黑龍江
站臺上擠滿了來送別的人
胡建華回憶說：“火車開動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但車還沒到南翔，悲痛的氣氛就沒了。”
“我們當時都很年輕，並沒有去想，今後的路要怎麼走。當時考慮更多的是革命理想，覺得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在車站送胡建華的人中有陳丕廈，他們倆是同學。
根據當時的分配政策，他們這批畢業生有四種出路：上海工礦、外地工礦、上海務農、外地務農。
由於胡建華在分配方案還沒下來前就走了，所以當時站臺上送行的同學們，對於自己的未來在哪裡，還一無所知。
“當時根本沒想到若干年後他們還能回上海，我們都以為，他們這一走，就一輩子留在外地了。”陳丕廈回憶了當時的心情。
四
“你知道什麼是火車將要發動的第一個信號嗎？”馬尚龍問。
“是‘倥咚’一聲響動，伴著一下震動。”
他隨之解釋道：由於北站空間有限，火車進站後無法調頭。
只有火車頭拉過寶山路去調個頭，然後再去接在火車上。
開車前十分鐘左右，就會隨著震動和巨響，接好火車頭。
一來二去，送得多了，馬尚龍掌握了這個規律。
所以每當聽到這個聲音時，他的心都會往下一沉，知道火車馬上就要開了。
家裡的兄弟姐妹去外地插隊落戶，留在上海的兄弟就成了接送主力。
馬尚龍和陳丕廈都已經記不清了，從1960年代到80年代，他們前前後後，共接送了多少次。
1976年春節期間
大量旅客在站前的廣場上
排隊等候進站
“送人比接人吃力多了。”他們倆不約而同地說。
送人，先要排隊買車票。車少人多，當時買票的場景不亞於現在的春運。
買到車票後才可憑票購買一張站臺票。如果送的人多，還得去等票。
“要軋苗頭，看哪些人是從外地來上海出差的。看著面相不錯，就去問他，能不能用他的票幫忙買張站臺票。”
會有被拒絕的概率，但馬尚龍感覺那時的人都很樸實，一般都會願意幫這個忙。
行李很重，因為有了在那生活的經驗，會知道需要帶很多東西。
送大姐的時候，馬尚龍一般都會和留守的四哥揹著行李往站臺奔。
人們私下把開往黑龍江和新疆的兩班列車稱為“強盜車”，因為空間都要靠搶。
一路奔得汗流浹背，顧不上擦汗，衝上火車，找準位置，一腳踏到車椅上，雙手把行李往架子上託。
所有動作要一鼓作氣，一氣呵成。
“那時為了搶行李架，一言不合就會吵架，我甚至還和別人打過架呢。回家一看，手錶都被打壞了。”
馬尚龍說，每次送別的時候心情都不好，一是因為離別，二就是因為搶行李架的這份“糟心”。
但每一次，馬尚龍都不會推諉這個活。
“姐姐她們在外面辛苦了，怎麼還忍心讓他們提行李搶行李架呢?”
把一切都安頓好，才會叫姐姐上車。此時，整個人就像氣球被戳破了洞，發現所有的力氣都沒了。
陳丕廈的同學們
奔赴黑龍江前
在站臺上合影
比起筋疲力盡，陳丕廈有一次還遭遇了“膽戰心驚”。
那次，他幫大哥拎上行李，安頓的時候忘了時間，等到意識到的時候，車已經緩緩開動了。
陳丕廈趕緊從窗口爬出去，由站臺上的人把他接住。
相對來說，接人就輕鬆多了。
如果多出三分錢，電報上寫明在哪一節車廂，那麼接人就胸有成足了。
只需要算準時間在車廂停靠的站臺等待就好。
“那時列車時刻表的大數據，都在我們的腦海裡。”馬尚龍笑著說。
火車緩緩開進站臺的時候，家人可能就已經探出車窗在揮手了。
“哥……”“姐……”站臺上就想起了此起彼伏的招呼聲。
五
對送人的家人來說，接送是一場體力上的考驗。
而對於遠行的家人，離開歸來更是一場情感上的牽扯。
1971年國慶，馬尚龍的大姐有了探親假，回到上海。
一別三年，當年小蘿蔔頭一般的小弟長高了，一把接過她手中的行李，說：“阿姐，你回來了。”
“我們小孩子不懂表達什麼情感。我只是注意到，阿姐頭髮黃了，手指甲脫落了。”
“拿著行李坐公交車回到家，大姐發現，家裡的牆頭都被粉刷過了。這是姆媽收到阿姐的電報之後弄的。”
“那時我家是一套四樓的房子，走到最後一層，阿姐正要往上走，抬頭一看，姆媽正在最上面的臺階那等著她。”
“‘姆媽’，阿姐一叫出聲就哭了，母女倆隔著12級的臺階哭成一片。”回憶到這一幕，馬尚龍有點動情。
相對來說，男生比較大條。龔若棟第一次回上海探親的時候沒有提前發電報。
1972年6月1日，他坐了5天火車，到達北站。
從公興路走出來，他揹著一個大包跳上69路公交車，回到位於桃浦的家。
龔若棟的兩個同學
1971年回上海時
在老北站合影
到家時，母親正要去上班。一看到龔若棟，馬上對鄰居說：“你幫我去廠裡請個假，我兒子回來了。”
那時大米是配給的，一般家裡都會混著粳米一起煮飯。
但母親給他做了大米飯，還把家裡僅存的四個雞蛋全部炒出來當菜。
坐那麼久的火車，龔若棟餓了，呼啦一下全部吃完。
母親看到，當場就哭了，說：“你在外面肯定吃不飽。”
如果說家人之間的情感是真切的不捨，那麼遊子們，對於故土的感情，在不捨中又多一層微妙。
坐公交車回家的時候，龔若棟坐過了站。售票員嘟囔：“鄉下人搞不清爽。”
“我覺得很奇怪，出去後第一趟回上海，怎麼就成鄉下人了？”
“上海儘管很親切，是故土，但我感覺它已經不是我的上海了。”
“探親的時候，我是遊手好閒的，別人都在忙，就我沒有工作，像是個外人一般。”
胡建華也有類似的感覺。
“第一次回來探親，一起回來的朋友還會串門，去公園玩。”
“但後來幾次就不一樣了，大家年紀大了，有的人開始談戀愛，有的人有別的奮鬥方向，聚在一起的少了。”
胡建華（圖左）和同學
即將坐上火車
前往黑龍江
這種微妙的情緒在王安憶的短篇小說《本次列車終點站》中就曾寫到過：
“火車駛過田野，駛進矮矮的圍牆，進市區了。瞧，工廠、樓房、街道、公共汽車、行人……上海，越來越近，越來越具體了。陳信的眼眶溼潤了。心，怦怦地跳動起來。”
“十年前，他從這裡離開，上海越來越遠，越來越渺茫的時候，他何曾想過回來。似乎沒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農村，他拉犁，拉耨，收麥，挖河，跑招工，跑招生……”
“後來終於上了師範專科學校，畢業了，分到那個地方一所中學。應該說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歸宿，努力可以告終，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卻沒有找到歸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覺得目的地還沒到達，沒有到達。”
“冥冥之中，他還在盼望著什麼，等待著什麼。當‘四人幫’打倒後，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在等什麼，目的地究竟是什麼。”
之前的宣傳口徑都是“紮根一輩子”，所以他們從沒想過，還有機會再回來。
計劃趕不上變化，1978年後，根據政策，知青開始大返城。
1977年，馬尚龍的大姐辦病退回上海。
那次去北站接到她，馬尚龍說：“阿姐，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來接你了。”
1975年9月下旬，龔若棟得到在華師大讀書的機會，回到上海。
只是當時，他仍然沒有完全覺得上海是自己的。
“當時有政策‘社來社去’（從公社來，回公社去），我以為自己還是要回去的。”
1979年過完春節，胡建華辦了病退回到上海。
“下火車的時候，我感覺很輕鬆，旅途中很累，但徹底回到上海的感覺很不一樣。”
胡建華回上海之後被分配在北站街道辦事處工作，他看到火車站附近的馬路沿街有很多粥攤。
上世紀80年代早期
老北站的主入口
“那時有很多知青陸續回城，回來之後沒有工作，就在黃魚車上架好爐子鍋子，推出來賣粥。”
“小商小販也特別多，很多人賣尼龍褲，天冷穿在裡面保暖。”
“但質量實在太差，所以要說起別人賣偽劣產品，就會說‘你又賣尼龍褲了’。”
1980年代，知青們陸續想辦法回上海，北站的站臺上站滿了久別重逢的人。
不過，依然還有人在離開上海。
1983年，方誌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建築設計院工作。
父母自然不捨，但他內心倒是有闖一闖的期待。
他沒讓父母送，是大學裡的一群兄弟幫他搬著行李送到了站臺。
他們帶了一瓶白酒，站臺上每人喝了一點。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還是火車頭的蒸汽迷了眼，方誌和兄弟們擁抱分別時竟雙眼朦朧。
那時，北站已越來越無法承擔激增的客流了，新火車站的建設工程刻不容緩。
上世紀80年代
老北站候車室內景
胡建華見證了北站往新客站遷移的變化。
1987年12月28日晚，北站開出最後一班列車。
同一日，上海新客站隆重舉行開站儀式。
“一移掉，北站的人一下子沒了，商場的營業額也急速下跌。”
“那時我已搬到番瓜弄去住，明顯感到家附近的人流增多，周圍旅館也變得很緊張。”
至此，北站完成它的歷史使命，退出歷史舞臺。
一條鐵路
一座車站
串起上海人無數回憶
但在上海人心裡，它一直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幾乎每個上海家庭都在這裡，離別或團聚。
很多當年的年輕人，也在這裡，和同學朋友，或是素不相識的人，一路同行，去往千里之外的遠方。
現在不再有“紮根一輩子”的概念了，人員的流動變得稀疏平常。
方誌早就回了上海，開了一家設計公司。
現在出差，他坐飛機、動車，或是開他那輛智能、安全又舒適的梅賽德斯—奔馳E級車，北站似乎被他忘記了。
逸仙路1328號新業坊
只有創意園區裡的這隻老火車頭
還能讓人看到些許老北站的影子
直到那次，他開著奔馳經過天目中路，雖然車站不在，但記憶全都回來了。
他對坐在副駕的大學同學說：“兄弟，還記得嗎？你們當年就是在這裡送我離開上海的。”
有些情感，只有E路同行，才能真正懂得。致敬E路同行的我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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