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秦勇）摘要：特朗普让世界为之震动，这只代表“旧世界”利益格局受到冲击，但冲击有好有坏，一些对普世价值的攻讦让知识阶层充满不安，但他的施政纲领很多触动到了国内盘庚多年既得利益的僵局。对外关系上特朗普不是简单的实用主义，实际上在当前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格局面前，他的伸张充满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带给当今世界的挑战就是要一直应对他的诉求。带有战后抚平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关系性质的多边机制在经济关系中显然是不对等的，而双边机制是寻求对等关系的必然选择，对等的深层内涵是制度对等，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必然带来后退，但开放并不意味着制度自然达到趋同。制度有根本区别的国家怎么样通过双边机制取得平衡是决定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中兴事件实际上给中国上了很好的一课，美国联邦政府同样对发展前沿的科学与技术有各种扶持，中国的扶持力度不会小，但何以美国是一个科技强国，中国却通过反向技术成长为最大的制造业强国？中国需要审视自己的基本制度中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基因。
理想主义的特朗普和中美贸易争端
这一次中美贸易领域的冲突，我们应当反溯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认识过程，在修正了偏见以后，方能搞清楚美国的动机和诉求。
特朗普当选前被一致看作是最大的事件冲击，但是特朗普当选后全球资本市场又很快经历了所谓的“Trump Trade”。需要反思为什么同样的施政主张，资本市场会在当选前和当选后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
这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墨菲定理应验了，此时理性的做法是接受并做最好的打算。再比如，也是让人略感诧异的是，特朗普竞选纲领并不是完全放弃华尔街精英的，受到精英们一致诟病的都是他反传统政客的放浪、过激的言行。但是华尔街精英们什么时候把“正义感”看的比钱都重要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选举前特朗普的一些产业政策短期内会对美国企业的全球生产布局形成冲击，这就触动了实业的利益，实业才是华尔街背后真正的利益动机。特朗普正式当选后，华尔街精英们才开始具体地评估它的政策效果，至于两个月后总统医改提案国会受阻，市场又开始衡量总统的竞选纲领落实的可能性。但是不管媒体充斥着怎么样对特朗普的冷嘲热讽，特朗普的政策却在艰难地推进。以税改为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的是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因此税改之争往往被刻画为“劫贫济富”或者“劫富济贫”。但是这一次的税改除了减档提高起征点，还主要从属地征税原则和降低企业所得税两个方面吸引海外投资企业回流国内。从直接受益角度讲，税改同时惠及中产和企业主，受益程度高低视海外资金回流情况。但是如果同时考虑到海外投资回归后增加国内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可能税改的综合效益更大。如果再从长远看，美国从自身的角度也提出过“再工业化（2012）”，以应对其制造业内部空心化的局面，美国虽然依旧在航空航天、芯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然而要实现他所提出发展包括先进生产技术平台、先进制造工艺及设计与数据基础设施等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通过信息技术来重塑工业格局，激活传统产业的战略必须为资本回流美国，进行本土投资做些改变。
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辉煌的二十年经济发展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主导的投资型经济，先是发展重工业建立起来了自己先进完备的工业体系，现在又想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向海外输出自己先进的制造业，自始至终中国都抓住了制造业的根本，为什么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制造业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顺应技术发展潮流的。
技术最开始诞生自生产过程，之后走进人的生活提供便利，但是更进一步的技术升级变迁要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进而更一步地解放劳动力。
再回到最近的贸易争端，中国方面比较强烈的对抗声音包括：
1.特朗普主要是为了中期选举，因为特朗普当选后的政策推进缓慢，因此必须借助对中国强硬来吸引选票，因此不要屈服于他的纸老虎行为；
2.美国发起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必定坚决反击并赢得最终的胜利；
3.中国认真履行了入世协议，美国无端挑起贸易战，违反了WTO关税减让的宗旨。
但是从特朗普的角度看，他的诉求是什么？
1.看中期选举，特朗普的贸易措施是受到国内强烈反对的，并且蒂勒森也因此遭到他解雇。我们知道他在过去对任何阻止他实现目标的人都毫不留情地清理出团队，仅从竞选技巧来看，这些举动显然只会进一步降低民众对他的信任感，因此是不利于中期选举的，正常的逻辑来看，在中期选举前他似乎更应该采取保守策略，以求平稳过渡；
2.特朗普的政策一直得不到团队成员的支持，这个状况和他一路竞选的媒体环境其实没有大的变化。但媒体并不代表社会整体的声音，竞选结果是最有力的回应。不同的地方是团队成员有可能和特朗普的分歧是观念上不同，不难理解传统晋升路径上成长起来的人思维习惯多是“什么是可行”，而非“什么是应该的”，这一点让来自离开团队的人批评更加激烈也是有可能的；
3.特朗普在这场推特治外交中，一直围绕“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中国的语境则主要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类的对抗性语言。但作为棋逢对手的双方，了解对方的意图是能够继续对弈的前提。
那么美国想要什么？如果看特朗普的一揽子政治主张，他想要制度性消除持久和巨额的中美贸易逆差，这也成为特朗普推特治国争取国民舆论的重点，但是在301条款中对中国的指责主要是：
1.通过合资要求，外商投资限制和行政审查与审批程序强制或施压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
2.中国政府引导或者促成投资与兼并，以实现大规模的技术转让。
由逆差而起的301审查能不能改善中美逆差呢？过去外资在华设立合资企业，产出再出口后自然计入经常账户出口项下，但中国取消一些领域的合资要求，外商独资企业在境内设厂生产再出口，一样是计入经常账户出口项下，只是归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类中。因此301审查对中国政府的诟病实现不了美国想要收窄顺差的目标。事实上IMF的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撰文指出通过双边贸易途径是无法平衡一国的经常账户的，他把之比喻为“打地鼠”，因为短期内受到影响的中美两国的进出口只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美国的总体贸易盈余状况不会改变。这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是两个完全开放的市场，那么贸易盈余将是国家间产业结构和总体贸易政策决定的，但是不完全开放的市场之间，就可能因为一方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受到非关税壁垒限制，从而人为形成了壁垒国在比较优势领域的大量顺差和非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
中国实际上针对性地已经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同时降低汽车业关税，但是美方的应对显示他们并不满意，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承诺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贸易争端一旦挑起，美国应该是想要看到一些实质性的成果的；二是美方的需求不止于此。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一方面要将承诺付诸实施，同时要应对由此带来的国内经济的冲击；如果是后者，中国应当做好持续应战的准备，因为美国的诉求可能是通过逐步试探而显露，这有两层含义：第一，美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很大可能就是如此，这也是国家博弈中最常见的形式，通过对方的回应来试探可以争取到的最大利益；第二，美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作为争端手段不能马上亮底牌，亮了底牌反而让中国争取到很好的谈判位置，同时如果最终无法达到目标也将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败笔。
我们确实观察到美国并没有就此停止在中美关系上施加新的压力，先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通讯实施七年的禁售，近来又传出对华为也进行调查，这种美国出题，中国应答的回合被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组合拳。这期间中国政府通过舆论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这不仅仅是通过官媒表决心，更有我们对美国的回应并没有退让的迹象，实际上我们承诺的汽车关税减让和开放金融服务业基本是既定选项，最多有加快进程的态度。
西方应该怎么和中国打交道呢？鲍尔森出过一本书，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开放的态度，但是相对于开放之初的中国，现在的企业行为已经无法达到领导人的级别了。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恐怕无法保证来华企业得到应有和对等的待遇。并且这个制度是国家的基础制度，它不仅包括奠定两国关系基础的文字承诺，还应该包括大到一国法治环境、政策法规、市场结构，小到企业诚信、个人诚信的微环境，也就是说制度层面的融合和匹配程度决定了两国在实际互通过程中的对等情况。具体到贸易领域，贸易协定是无法保证贸易双方实质性对等待遇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美国企业在中国没有受到合资要求或者市场准入限制，在华的美资企业可能无法得到类似国内法律环境和政策规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可以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企业水土不服，但对于中国这样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地位悬殊的市场结构来说，美国企业可能只是想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市场待遇；第二，中美双方的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在制造业上优势明显，美国在服务上有比较优势，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开放进程十分缓慢，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讲大力发展服务业，可是教育、医疗和金融领域向私营经济的开放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不乏有后退的地方，比如上海市的教育改革，可能让民办教育发生显著的后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如何能够确信中美的贸易差额能够通过服务业的逐步开放部分实现平衡？更难期望在华的企业得到了对等待遇。
再来看看中国想要什么？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宣称会主动扩大进口，会放宽市场准入，会保护知识产权，会更加开放。实际上如果对应到市场规则的话，有很多方面基本可以对应到市场基本制度建设上，比如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服务业，如果放开了对外资的准入，最多是国民待遇，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会得到更好的市场环境；再比如保护知识产权，这个在制造业、工业服务业和服务业都是保障市场创新力的基本制度内容。从中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争端中并没有反诉求，只有保护自己的改革和开放步骤的态度？中方希望美国按照WTO协议来处理两国贸易争端，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的17年才出现了中美之间巨大的逆差现状，恐怕很难期待在WTO的框架里得到解决。另外，贸易逆差确实可能是美国的财政、产业等政策的结果，但可能同时也是中国的财政、产业等政策的结果。
综上，虽然中国想把美国拉回到WTO的框架，同时另一方面指责美国把自己的财政和产业政策的恶果栽赃到其它国家身上，美国则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认同多边框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同时开展的301调查具体地把问题归结到中国歧视性的政策让美国企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且它没有指责中国的财政和产业政策，相对于这些国家自主权的范畴，美国更关注市场基本制度问题。
多边机制的没落和双边机制的崛起
美国霸权时代，在意识形态的武装下世界阵营相对清晰，虽然有联合国以及WTO这些多边机制，多边协调恰恰是在意识形态的对垒中实现了平稳运行，各方利益诉求先是在阵营内部达成统一，阵营之间有底线思维，这样就能维持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长期间的稳定。
多边机制本身有什么问题？
首先，多边机制必然要求内部再分化为阵营，我们知道西方讲究的直选民主，实际操作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真正直选的，它都需要有一个意见归集的过程。基于同样的原因，多边机制中国家集团分化为利益阵营或价值阵营最为有效，这其中价值阵营更为持久，单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阵营也很容易因为利益基石变化而分崩离析。价值阵营事实上最为稀有，回顾人类历史，即使是最至高无上的宗教价值，也并没有在维护和平上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只有局部战争和相对长时期的世界经济繁荣期。
那么美国主导的价值阵营在倡导什么价值？过去我们理解世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但是为什么对抗的资本主义要主动缓和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要接纳社会主义的中国进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诞生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巢窟”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她本身是要和资本主义有所区别的，相反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社会主义来界定自己，它伸张的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是可以突破制度范畴的。但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至今，她也开始接受这些价值是发展经济的基石，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够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产业链中。发展至今，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的国家，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尤其以中国为代表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反观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从静态的角度，似乎资本主义阵营中欧盟面临着凝聚力下降，美国特朗普当选后呈现出社会撕裂严重的表象，但我们对任何一种制度的考查不能以短期的一些具体现象为依据，好的表象可能是通过掩盖了社会的矛盾为代价的，社会是人的有机构成，能够释放社会矛盾，又不会造成社会激烈动荡的有机体，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有机体，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矛盾的爆发、冲突的激化都是利益再平衡的前奏，所以我看的则是欧盟和美国都开始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我们对此应该静观其变，并乐观待之。
其次，价值阵营的旗手美国不愿意再掌旗。除了资本主义价值主张本身并不具有排它性以外，中国加入WTO后自然加深了和世界上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世界的格局已经慢慢发生变化，虽然在大环境上，两大阵营仍然在关键问题上能够达成某种统一，但是世界的问题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长时期的和平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双边关系，多边框架实际上给了非对等的贸易关系留有了余地。这一点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的话，现在重要的多边国际组织UN和WTO，都有一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色，也正是这种多边机制让过去点火中的对立方能开展新的合作。但是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成为主导，以中美为代表，如果双方均能秉承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那么没有必要在WTO框架下，因为WTO只提供了非常框架性的指导，具体的贸易协定仍然要看双边的磋商，并且也留给了主权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排除任何约束。如果双方无法秉承自由市场和契约精神，那么WTO的约束机制几乎没有任何效力，双边对话在具体贸易问题上实际上已经是根本的解决途径。
再次，多边机制是不是真的从此破产了？我们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首先退出了TPP，TPP实际上是一个涵盖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劳工、监管等很多制度层面的贸易协定，在这个意义上它想要把多边贸易关系推到新的高度。但是为什么有欧盟这样一个前车之鉴的背景下，仍然要把环太平洋这些文化、经济水平、制度都相差甚远的国家统一到一个框架下？如果不是单纯的为了孤立中国的话，只能说是一个远大的抱负。结合上面我们对特朗普的认知，外界一直认为特朗普不愿意加入TPP是因为条件没有谈拢，我们认为还有很大的可能是他认为这件事能做成的概率很小，如果要成功可能也达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欧盟是一个失败还是成功的例子呢？欧盟在制度层面做了很多国家一体化的尝试，尽管如此最终仍然绕不过无法绝对平均，和结果上利益不均等的现实，即使在国家的层面，比如联邦制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层面深度融合的一体化组织，国家经济整体陷入困境后，也会面临着邦域分离的压力，所以欧盟面临的困境并不是这种制度一体化的困境，它可能是国家间关系亲疏之间钟摆的一极。
最后，双边机制天然的要求对等关系。多边机制实际上已经发挥了它的历史使命，WTO前身GATT主要针对货物贸易，它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它从没有正式生效，一直通过临时议定书发挥作用，直到WTO取而待之。WTO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并且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在GATT期间全球出口总额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0%，WTO成立后全球出口总额也保持了年均6%的增速。但是在WTO机制下贸易增长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回落也出现明显回落，同时诸如GPA这样深化新的贸易领域往来的谈判又驻足不前，这肯定会加大成员国对于WTO机制的不满。多边机制下，由于最惠国待遇给予第三国同等待遇，让“对等”诉求对一些国家变得十分困难，频繁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保护主义和歧视霸权的负面形象，实际上也加深了各方对多边机制的不信任。
双边机制在贸易关系中即有稳定也有不稳定的一面，不稳定的一面是双边贸易可能因为两国政治关系变化出现剧烈波动，但即便是WTO的多边机制内，进口国也可以以“国家安全”为最后堡垒采取极端的保护措施，本质上两国贸易的意愿最终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稳定的一面是，双边的关系都是对等的，否则不对等一方一定能够通过市场空间或其它方式得到相应补偿。
综上，如果多边机制无法在制度层面取得更进一步的融合，那么双边机制则是对这种制度原因造成的贸易不公平的有利补充。
中国从贸易争端中应该学到什么
美国对中兴实施7年禁售后，国内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此观点有两个问题：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加大技术的研究。根据索罗模型，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三要素：技术、人口和资本，而科技被认为是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和科技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普遍认为美国的技术发展纯粹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但实际上联邦政府在自二战起三个不同阶段均对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二战期间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并且由政府部门一些政要直接负责推动科技前沿的发展，通过开办政府实验室激励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解决特定的科技难题，或者向私人领域以及大学的一些科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阶段，冷战早期1950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技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后美国感受到自己科技方面的压力，先后成立了NASA和国防部成立了DARPA（1985，国防高级研究项目专署），DARPA的就是从军事科研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加快创新型技术的进步，这个机构大力支持了计算机科学部门，为美国60年代-70年代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做了突出的贡献。
第三阶段，里根政府开始基于DARPA广泛的推进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以1976年成立的Genetech（生物基因）公司为例，政府把高校背景的科学家力量集中起来并帮助转化为新的商业机会。1984年通过了一个全面反垄断豁免法案有利于私营企业开展合作研发，这成为从事商用前研究以资本和信息共享为目标的行业研发银团的法律基础。正是里根政府在1987年资助了SEMATECH——一个帮助美国半导体研究的研究合作组织，到了卡特政府时期开始大力推行这种分散式的科技扶持方式，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开始尝试创立工业-大学研究中心，旨在有针对性的突破特定工业的科技难题。同时这种政府主导研发的模式在美国国内也是饱受非议，沃克-布什任内由商务部成立的ATP（先进技术项目）由于不像DARPA承担了国防建设的任务，以及国家卫生保健机构承担与疾病抗争的责任，被认为是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因此经费不断受到消减，直到2007年被迫停止。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资助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是十分普遍的，也可以协助在科研和商业化之间建立桥梁。但是，首先，国家不应当选择支持什么样的技术研发，政府不仅无法保证在创新者上做出正确选择（Pick the Winner）更不要说在创新方向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国家对科技的支持应当只体现在有条件的资金支持，并且支持机制应当是竞争性的、分阶段跟进的。
对应到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可以发展“半导体芯片”产业，但应当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出发，不应当直接对商业应用的企业进行资助，事实上，我们根本无从得知芯片是“核心”技术，芯片的核心只体现在它是我们现有工业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其次，相比美国政府对科研的资助，中国政府可能做的只有多不会少，这是我们计划体制的遗产。但是我们过去的政府资助没有产生世界领先的技术，而是通过逆向技术建立了发达的工业体系，因此我们更应该反思除了有政府资助以外我们体制中缺少了什么，导致无法在技术上取得领先的地位。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主导研发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研发与技术层面的东西完全是市场化的，市场化对研发的作用就在于找到真正有研发能力的创造性大脑（这不仅仅是在研究阶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也间接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给予研发人员以对等的回报与尊重、对知识产权形成强有利的保护。
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摩擦两件事折射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等待遇和对等处置。
对等处置意味着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要按照美国的法律开展业务，想要进入美国的企业则应当努力让自己的业务开展符合美国的法律。对等待遇则是更深层次的对等，法律也许在具体细节上有差别，但是基本的原则可能是相同的，否则两个国家之间的企业也很难做到对等处置，而对等待遇则是制度层面的要素在发挥作用，它包括法律和规则的执行意愿、法律和规则的实际执行情况、市场化的程度、国家干预的意愿、国家干预的手段等等。涉及制度层面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之内的，它需要双方自主地基于共识去实现，这就让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将要走向何方变得更加迷雾重重。美国想在“对等关系”上取得突破，而中国没有准备要从制度层面努力，相反意欲想渐近地在市场开放上做出妥协。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可能要重新进行一些长远思考，多边机制至少在短期无法处理中美的双边关系，日、欧是否会同样要求回到双边机制中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推测可能要看中美之间博弈的情况。
2016年在中国加入WTO超过15年后，欧盟首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并不代表欧盟不惧与中国贸易关系恶化，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了欧盟愿意继续维持过去15年在WTO框架下两个经济体间的关系。欧盟这些年的表现可以理解为由于自身面临着许多挑战，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日本则历来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因此要为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集体划向双边机制的可能做准备。回顾冷战，两个阵营的对抗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对抗，最后苏联由于封闭走向解体。当下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也承诺了会更加开放，但是开放并不自然地形成对等关系的制度基础，一个合谐和持久的双边关系最终可能要求中国在制度上也能够更“开放”。
最后，中国在发展科技，甚至在触发自己决心大力发展科技的背景都充满了国家间的对抗性，这种思维方式可能错误地主导了我们在应对世界时的决策。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应该摒弃对抗性的思维，以真正的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一个既掌握核心技术，又拥有完美的工业体系，还有一个有待开发的消费市场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很容易引起其它国家的恐惧。全球化就是一个开放、互通、互补的国家集体，即便是美国也在国际产业链中只扮演了一环的角色，未来中国想要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取得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思考。■
作者为CF40青年论坛会员、太平洋寿险资产管理中心研究与配置部综合策略分析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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