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時期中亞的民族識別和劃界

中亞五國地理位置簡圖。

沙俄時代，哈薩克人何以被稱為吉爾吉斯人？吉爾吉斯人又何以被稱為吉科卡門吉爾吉斯人？哈薩克斯坦舊都阿拉木圖與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為何離兩國邊境都如此之近？進而言之，中亞五國的首都為何都緊貼邊境？在費爾幹納盆地，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領土為什麼犬牙交錯，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勢？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在中亞地區的民族識別和共和國劃界，或許能為解答上述問題提供線索。

一、“突厥化”和“伊斯蘭化”：中亞民族史的基本面

中亞，史前就有人類活動，是歐亞文明的交融之地。歷史上，各個民族、部落以此為遷徙的走廊和軍事對決的舞臺。不過，回溯中亞政治史，這個地區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由當地民族建立的穩定的統一國家。目前，中亞五國均因蘇聯解體形成。五國主體民族都是與國名同名的民族，分別為：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吉爾吉斯族、土庫曼族和塔吉克族。

哈薩克族由古代烏孫、匈奴等部與原居中亞的塞種人融合而成，屬蒙古利亞和高加索混合人種。哈薩克族所講的哈薩克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標誌哈薩克族形成的關鍵事件是15世紀中葉金帳汗國月即別（烏茲別克）部落聯盟的分裂，東遷至巴爾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堅持遊牧生活方式的那部分民眾就成為哈薩克族。在突厥語族中，“哈薩克”有“逃脫者”、“放浪者”、“獨立不羈者”之意。由於在哈薩克族形成的同一時期，東歐大草原的斯拉夫遊牧社群哥薩克人借用了哈薩克人的稱謂。因此，在沙俄滲入中亞後，為避免混同，便以“吉爾吉斯人”來稱呼哈薩克族，直到1926年蘇聯才糾正過去的誤稱，改用“哈薩克人”來稱呼哈薩克族。

烏茲別克族的名稱，最早源於金帳汗國的月即別（烏茲別克）汗。15世紀中葉月即別（烏茲別克）部落聯盟分裂後，留在這一地區的人被稱為烏孜別克人。16世紀，烏茲別克昔班尼王朝的創建者昔班尼汗率眾南下，進入綠洲農耕地區，逐步走向定居並與當地土著融合，從而形成當今的烏茲別克人。顯然，烏茲別克族與哈薩克族同源，兩者的差異在於經濟生活方式。烏茲別克族操烏茲別克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

吉爾吉斯族操吉爾吉斯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吉爾吉斯人的先民，中國史稱“堅昆”、“黠戛斯”等，居住在葉尼塞河上游，後來逐漸向西南遷至天山地區，並與當地的一些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形成吉爾吉斯族。沙俄統治時期，以“吉爾吉斯人”來稱呼哈薩克族，而將真正的吉爾吉斯族稱為“吉科卡門吉爾吉斯人”。1926年，蘇聯在中亞進行民族識別時，對吉爾吉斯族的誤稱予以糾正。

土庫曼族操土庫曼語，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土庫曼人的族源可追溯到9至10世紀從北方遷來的烏古斯人，他們南下到綠洲邊緣地帶。與烏茲別克人一樣，土庫曼人也吸收融合了大量當地土著居民。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撒拉族與土庫曼族有親緣關係，屬元代東遷的土庫曼人。

“塔吉克”一詞，源自古代阿拉伯部落“塔伊”，後來波斯人將阿拉伯人泛稱為塔吉克。11世紀時，突厥遊牧部落將中亞地區操伊朗語、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統稱為“塔吉克”。塔吉克族屬高加索人種印度地中海類型，操塔吉克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塔吉克族是中亞五個主要民族中，唯一的非突厥語民族。

二、蘇聯建立前中亞地區的民族分佈

中亞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由當地民族建立的穩定的統一國家，因此該地區的行政區劃也從來不是按民族居住區劃分，而是由地形、經濟生活方式、政治力量對比乃至外來勢力干預所決定的。19世紀下半期沙俄滲入並征服中亞後，無論是突厥斯坦總督區、草原總督區，還是布哈拉酋長國、希瓦汗國，其境內都是多民族雜居。與此相應，同一個民族也往往散居於不同的行政單位。沙俄政府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中亞居民的民族構成，更沒有打算按民族居住區來劃分行政單位。只是在進行人口統計時，標出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哈薩克）、吉科卡門吉爾吉斯（吉爾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名稱，且訛誤不少。

十月革命後，尤其是在中亞各個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這種狀況沒有什麼改變。蘇俄在兩個總督區和兩個君主國基礎上建立了四個自治共和國，即突厥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每個共和國仍是多民族雜居，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建立了以本民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在四個共和國中，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的民族成分特別複雜。以突厥斯坦為例，上世紀20年代初，該共和國居民中，烏茲別克人佔32.9%，哈薩克人佔19.5%，吉爾吉斯人佔13.5%，塔吉克人佔7.3%，土庫曼人佔4.9%，卡拉卡爾帕克人佔1.3%，維吾爾人佔1%，庫拉姆人佔0.8%，基普恰克人佔0.7%，東干人（回族）佔0.3%，俄羅斯人佔9.1%。相對而言，吉爾吉斯（哈薩克）自治共和國民族結構比較簡單，基本上由哈薩克人和俄羅斯人組成。

與中亞多民族雜居狀況相關聯，各族居民宗教信仰相同、風俗習慣接近、語言文字差異不大，而且彼此之間對這些差異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各族之間還存在著彼此交叉滲透的情況，就如蘇聯中亞史學者M.瓦哈博夫所說，（中亞）按照獨特的習慣和文化組成的某一民族中，有些部落與相鄰民族存在許多類似之處。而有些與相鄰民族在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方面毫無共同之處的民族，講的語言卻又相似。不少地方還生活著雙語民族，還存在著許多尚未形成自己民族意識的氏族和部落。例如，在費爾幹納盆地，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在經濟、文化、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多類似之處，但各自使用的語言截然不同。吉爾吉斯人和土庫曼人都可以分為遊牧和農耕兩大群體。所謂“庫拉姆人”，是指那些保持與烏茲別克人一樣的經濟制度卻講哈薩克語的居民；“薩爾特人”就是生活在城市裡的烏茲別克及塔吉克人。卡拉卡爾帕克人和阿姆河下游的烏茲別克人儘管分屬不同的民族，但在語言、習慣、生活方式和經濟特徵方面有許多相似性。

總體來說，直至蘇聯建立，在中亞人口中佔壓倒多數的是突厥語諸族，各族居民的民族差異觀念相當淡薄。由於受泛突厥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不願意稱自己是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或土庫曼人。泛突厥主義不僅為上述民族的舊上層人士所秉持，在中亞共產黨員中也有一定市場。一些極端的“大突厥主義者”拒絕承認塔吉克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權利。1924年1月2日出版的《突厥斯坦報》甚至刊文道：“塔吉克語是一種多餘而無益的語言，塔吉克人應儘快使用突厥語。”更有甚者，竟有人提出要以突厥斯坦為基礎，建立所謂“中亞聯邦”。

審視1920年代初的中亞民族狀況，居民客觀上已經存在民族差別，但並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和科學的界定。

三、反“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

（一）過程

1922年12月30日蘇聯建立，這標誌著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體制的確立，也意味著政治體制朝權力不斷集中的方向發展。中亞的民族國家劃界和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1920年6月，列寧建議，繪製劃分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和土庫曼的民族誌地圖，釐清這三部分居民分與合的條件。經過三年的研究，民族識別的方案演化成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科卡門吉爾吉斯（吉爾吉斯）五族格局。

1924年，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進入實質階段。突厥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四個自治共和國以“五族格局”為依據，重新劃定邊界和疆域，再造了五個全新的國家。當年，從中亞到地方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民族識別與共和國劃界問題，並在一年時間內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民族共和國的組建工作。

此後經過一些細微調整，到1936年，五個新組建的加盟共和國均成為蘇聯的一員。其中：原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更名為哈薩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1936年升級為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原屬突厥斯坦的錫爾河州（塔什干除外）和七河州劃入，奧倫堡省劃出；原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吉科卡門吉爾吉斯自治州更名為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1936年升級為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4年建立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布哈拉省、突厥斯坦的撒馬爾罕州和費爾干納州大部，以及塔吉克自治州；1924年建立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阿姆河左岸原裡海省；1929年塔吉克自治州脫離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升級為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費爾干納州的帕米爾山區和撒馬爾罕州的忽氈等地。

1924年開始的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使該地區歷史上形成的傳統領土和邊界都發生了深刻而重要的變化，是對過去一千多年來所形成的中亞疆域的顛覆。新形成的行政區劃，並不妨礙當地民眾過自己習慣的生活，卻令許多舊有的地理概念和區域單元，譬如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國境要塞等失去了意義。當然，這次劃界是在蘇聯這個總盤子下完成，各個加盟共和國政府和居民都還沒有國界意識，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活動都沒有因劃界而受到影響。

（二）效果

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不是根據中亞各民族自然分佈，而是按照蘇聯中央指令進行的，事實上帶有明顯的人為色彩。美國學者溫布什（S. Enders Wimbush）將中亞民族稱為“新民族”，他認為，俄羅斯人（蘇聯）是為了破除伊斯蘭的民族意識，才在中亞地區創造了新民族。

由中亞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來反思溫布什的“中亞民族被創造論”，其說難免失之簡單。但必須承認的是，蘇聯當初對中亞地區進行民族識別和劃界，的確有著緊迫的現實訴求。

十月革命後，泛突厥主義藉著“革命的東風”持續發展，在中亞地區廣泛傳播並紮下根。一些代表人物，如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法伊祖拉•霍賈耶夫（Fajzulla Hodžaev，1896—1938）等甚至進入蘇維埃政權內部。於他們而言，蘇維埃政權只是一種工具，他們真正想達成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包括伏爾加-烏拉爾和中亞地區的大突厥國家（又稱圖蘭國家）。這種極端狹隘排他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構成了巨大的威脅。而“泛突厥主義”在自身膨脹過程中，又與“泛伊斯蘭主義”有著天然的合流傾向，兩者愈來愈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非但反共反蘇維埃，而且對現代文明也有頑固的拒斥。斯大林在1921年發表的《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一文中提出，（中亞）當地土著居民中的共產黨員經歷過民族壓迫的苦難時期，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民族壓迫的魔影，往往誇大本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這種民族主義有時具有大伊斯蘭主義、大突厥主義的形式。

因此，出於對抗“泛突厥主義”的需求，欲破除在中亞建立統一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大突厥國家的企圖，就必須採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在中亞地區進行民族識別和劃界，本質上是以更小范疇的民族自決（五族格局）來抵消更大範疇民族自決（泛突厥主義）的衝擊，對已然出現分野的各民族進行民族差異的強化，將民族意識灌輸到各民族的觀念中。而幾個民族共和國的建立，則是運用領土、邊界等現代政治構建方法，將民族認同上升為公民認同。原來有可能被大突厥主義者納入“中亞聯邦”的各民族被分化為五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成為法律地位相同的對等政治實體，作為一級行政區域並存於蘇聯。蘇聯中央政府，便成了超然其上的利益仲裁者、資源配置者和發展計劃制定者。

蘇聯中央政府的舉措，對中亞地區的穩定和整個國家的安全，意義十分重大且行之有效。首先，從政治上削弱了伊斯蘭教的影響，使之與蘇聯的意識形態相適應；其次，通過培育和發展各民族的文化，擴大了它們之間經濟生活方式的差異，淡化了“泛突厥主義”的作用；再者，有助於消除中世紀的社會政治殘餘，為中亞地區和整個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清除了隱患。

（三）後患

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是蘇聯中央政府主導下的舉措。蘇聯時期，所謂邊界不具備國界的功能，只是一級行政區域間的界線。當然，在蘇聯時期，各加盟共和國之間也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爭議和衝突。但是，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均成為獨立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制度，確立了自己的主權，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原蘇聯時代國家間邊界的性質。隨著邊界功能的提升和強化，一些問題——民族宗教方面的、國家安全方面的、生產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愈發尖銳。這些問題凸顯於當代，卻根植於沒有清理的歷史舊賬

中亞各國獨立以來，邊界問題普遍存在。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有250多公里未勘定邊界，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間有六十多處爭議地區，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近四分之一的邊境地區未明確劃分；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之間存在著南哈薩克斯坦州薩拉哈什的歸屬之爭；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之間存在著阿拉木圖、塔爾迪庫州和伊塞克湖州之間的邊界糾紛，而哈薩克斯坦舊都阿拉木圖與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就緊貼糾紛地區……

不僅如此，各國之間還存在著大量飛地，集中體現於費爾幹納盆地。費爾幹納盆地位於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交界處，三國邊境線犬牙交錯，形成多塊飛地：烏茲別克斯坦有四塊在吉爾吉斯坦的飛地，塔吉克斯坦有兩塊在吉爾吉斯坦的飛地，塔吉克斯坦在烏茲別克斯坦一塊飛地，吉爾吉斯斯坦在烏茲別克斯坦也有一塊飛地。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局面，是蘇聯1924年在中亞劃界“斗折蛇行”的創造物。

蘇聯時期，中央政府是上述問題的裁決者，掩蓋了所有矛盾。但蘇聯解體後，各國之間的邊界爭端缺乏權威的對話平臺。各國圍繞邊界問題的對話收效甚微，於是大大小小的邊境衝突便隨之爆發，給中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帶來消極影響。

還是以費爾幹納盆地為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在費爾幹納盆地的領土爭端常常引發邊民對抗。烏吉兩國邊界多處地區存爭議，邊界擦槍走火高頻發生。2010年，吉南部爆發吉烏兩族民眾大規模衝突，大批吉國的烏茲別克族民眾越過邊界逃至烏茲別克斯坦，一度造成兩國關係緊張。2013年和2014年，兩國邊界衝突事件分別是15起和5起。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邊界地區的矛盾也呈激化狀態，邊界衝突事件屢見不鮮。2014年，兩國邊界地區多次發生邊防軍交火，塔吉克斯坦一度動用重武器，造成雙方數十人受傷，邊境關閉數月，貿易完全中斷。

中亞各國的邊境衝突，不但惡化了國家間、民族間的關係，也影響了中亞整體局勢的穩定。各國邊界衝突不斷，管理混亂鬆散，極易給恐怖組織、毒品犯罪、槍支走私和恐怖活動提供便利。中亞地區的安全隱患，不但影響到本地區國家的治安與管理，也給與中亞聯繫緊密的周邊地區帶來困擾。

四、結語

中亞地區的邊界問題，與20世紀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相關：蘇聯的建立與蘇聯的解體。但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欲求解決這個問題，就迫切需要一個外在的平臺，以幫助域內國家協調對話。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上海合作組織等都是解決中亞邊界問題的重要平臺，從目前情況看，俄羅斯主導的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畢竟，對中亞來說，蘇聯雖然解體了，但俄羅斯的影響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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