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无论是盛世还是末世，它都处于战争中。
从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王朝覆灭，这近三百的时间里，几乎年年都在打仗，要么是内部叛乱，要么是和周边邦国作战。
唐朝人的“尚武”精神非常浓厚，性格也不像后来的文人那般扭捏，所以以“边塞”为题材作诗也就是这些不能上阵杀敌的文人们尤为钟爱的事情。
但是，这些边塞诗的特征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初盛中晚各有不同。
初唐到盛唐：由对靖平天下的自豪到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唐朝的江山是建立在一系列战争之中的，唐军的威名也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血战打出来的。所以在建国之初，唐人的心胸异常开阔，面对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势力，不但没有朝代建立初始时期的蛰伏，反而主动出击。
这一点在面对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时候尤为明显。
唐朝因为和六朝之间隔着一个短命的隋朝，战乱频仍，所以给人感觉距离魏晋南北朝很遥远，其实不然，两者相差不足40年，所以初唐时期的文风对于南北朝有所继承。
南北朝的文风是出了名的孱弱，尤其是南朝，无论是民歌还是宫廷诗歌，都在讲一些风花雪月的情事，即使隋文帝曾经推崇过北地刚健的文风，但隋炀帝又回归到了宫廷诗里，吟咏着“春江花月夜”般的情调。
所以就导致唐朝建立之后，大部分文人还是喜欢嘲风弄月，对景抒情，这与朝代初立时的气象极不吻合。
然而，贞观年间，一位不是以诗著称的朝臣写了一首让人振奋的诗歌，那就是魏征的《述怀·出关》。
这首诗属于“乐府诗”中的“横吹曲辞”，本来就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还不是后来在格律诗中出现的“边塞诗”。
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起始四句就有金戈铁马般的波澜壮阔，有志青年投笔从戎，勒马边疆，在乱世之中博取功名，这是当时初唐时期的边塞风格。
而之后更是写了南征北战的酣畅：
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羁南越，凭轼下东藩。
这几句写得相当豪迈，其实继承的是魏晋风骨，可以和曹植《白马篇》相对比来看。
曹植在《白马篇》里写幽并游侠的时候有这样几句：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魏征的这几句诗在气势和格调上都不输曹植，从中可以看到的不是对于边患的哀叹，而是要靖平宇内的壮怀。
这样的行为是为了什么？这就是初唐和盛唐的差别。
魏征讲得很明白：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这其实就像曹植《白马篇》中的：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样的诗歌作品无疑十分契合当时的唐朝，所以在文风上就出现了一股新气象，这也就是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的评价：
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于是，边塞诗歌流传开来，唐朝也随之进入到了盛唐阶段。
边塞诗在盛唐时期非常流行，成为了不输于田园、山水等的一大流派，并且这一时期的诗人多多少少都会写一写这样题材的作品。
在盛唐时期里，边塞诗就没有了之前“无功利”的意气，而是转为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比如以俊逸著称的李白，以山水著称的王维。
王维被苏东坡评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山水田园派的作家，诗中蕴有禅趣，被称为“诗佛”。
但有菩萨低眉，自然也有金刚怒目，“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就是出自王维的《老将行》。
如果说王维还有一点“家国意气”心怀的话，那么李白的作品中功利心就更重了。
李白的边塞诗歌数量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但基本上都充斥着“建功立业”的渴望，比如：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这些作品写得豪迈，但其中所蕴含的更多的是渴望报国建功的心肠。
这和当时盛唐时期的国情有关，科举刚刚兴起，氏族逐渐衰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科举来致仕还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进士科”更难考中。
尚武精神影响下，以军功晋升就成为了一个梦想，虽然不是谁都能进入军旅，但并不妨碍文人用诗歌的形式“喊喊口号”。
所以这一时期的边塞作品都比较乐观，似乎进入沙场就能所向无敌一般。
比如：
高适：绝域眇难跻，悠然信马蹄。岑参：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王昌龄：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这时期的唐朝强盛到可以无视任何的对手，甚至对有威胁的势力敢于主动出击，将其掐灭在源头之上，连带着国内的文人都有一种豪气。
他们将奔赴沙场作为一种志向来看待，即使其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战场的惨烈。
然而，等到有了安史之乱的切身体会之后，唐人对于战争的看法被扭转了。
中唐到晚唐：由对战争的反思到对战争的绝望
不同于唐朝和外地势力的作战，其本土一直比较祥和，安史之乱直接让大唐盛世沦陷了半壁江山，整个国家乱成一团，满朝朱紫贵人降得降，死得死，更别说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了。
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乱让生活在盛唐气象下的唐人瞬间清醒了，原来这才是战争的原貌。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安史之乱过后，中唐时期的边塞诗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诗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而是描写边关将士的心理以及社会底层的牵挂为主。
这一时间涌现出了很多情感细腻的名句，比如：
李益：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张籍：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这样的诗句里，情感明显从盛唐时期的发扬转为内敛，个人的功成名被戍卒、闺妇们的哀怨所取代，甚至用以批评“穷兵黩武”，将笔锋直指朝政。
情感的变化使得边塞诗的体裁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相对来说，盛唐时期的歌行体更适合个人情感的发泄，而格律诗的精工锤炼更容易触动读者的心怀。
所以这一时期有更多的边塞诗人不再前往边疆了，他们只需要将心比心，不写天子将帅，只写底层的戍卒和留守的闺妇；不写战争的残酷和壮烈，只写人心情感的流露。
但是，这些作品当中虽然有对百姓生活的同情，但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盛唐时期的壮志，像贾岛等人的作品中骨鲠犹存，希图收回失地，重振山河。
中唐的边塞诗其实是对战争的一种反思，人们褪去了之前的狂热，开始对于上层统治者的用兵表达不满。
战争是为了什么？成千上万的戍边将士又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让身后的家园有和平的气象。
那么，为什么战争不止，但家园也没有得来所谓的平和呢？中唐边塞诗人的这种疑问注定是没有回答的。
于是，时间进入晚唐之后，这些创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就像中唐厌倦了盛唐建功立业的豪情一般，对于战争的理解再上升了一个层次。
晚唐边塞诗人们对于战争有一种绝望的情绪，而这也最后成为了后世王朝末年屡屡出现的现象。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样的诗句已经不仅仅是对于战争的反思了，而是对于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嘲弄，和对底层戍卒、百姓的哀思。
而说起唐末的战争，可以说是安史之乱之后唐人对于战争又一次切身体会。
如果说杜甫等人对安史之乱的描写还算委婉的话，那么韦庄等人就彻底撕开了“粉饰”的面纱。
韦庄描写黄巢起义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
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句诗出自其《秦妇吟》，在宋朝便已失传，遗留几句散见于其他文集之中。
本以为这样的景象在当时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极致，但随着千年之后这首诗的原文在敦煌被发现，人们才发现当时的社会是有多么凄惨：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
这首被称为“人间地狱”的《秦妇吟》如果和现今一些处于战乱之中的国家来看，真是极为吻合，更显得触目惊心。
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塞诗人已经对战争由反思到深深的厌恶，甚至绝望。
所以这时期的边塞作品在风格上呈现出空前的一致，“千古一哭”！
除了韦庄这样的诗人之外，一些像花间一样的流派同样对战争表露了愤恨：
温庭筠：心许凌烟名不灭，年年锦字伤离别。彩毫一画竟何荣，空使青楼泪成血。薛逢：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马戴：却想羲轩世，无人尚战功。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样的社会，更看不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所以，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写其他的诗歌，都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不是痛骂，就是逃避，前者就像鲁迅所认为的“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后者就成为了每到王朝末世都会出现的衰颓情绪。
从“靖平宇内”的豪气横生，到“建功立业”的心理诉求，再到对战争频仍的反思怀疑，最后认清了战争本质之后的“痛骂衰颓”，唐朝的边塞诗写着写着就变了味道。
这也正应了那句话，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正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变化，国家初立到边烽四起，藩镇割据到内乱迭生，边塞题材的诗歌也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随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