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军”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常用语”，也是民国军事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作为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军事集团，国民党中央军这一称谓源何而来？又是何时形成的呢？
1928年初，国民革命军编成以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集团军，开始“二次北伐”。北伐军占领平津后，张学良于12月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在北伐过程中，各集团军几乎不加挑选地大量吸纳收编大小军事集团，快速扩充为一支包含100多个军，派系错综、成分杂糅的庞大武装力量。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回应社会裁军呼声，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决定各集团军及东北军等其他军队分区编遣，按照限定的比例裁汰。
在“二次北伐”过程中，还有一部分收编的小股派系军队不隶属于各集团军，被称为“中央直辖部队”。蒋介石为加强对这部分军队的控制，授意会议提出另设中央编遣区用于裁撤中央直辖部队，引起了几大派系强烈反对。据当时参会的徐永昌回忆，别人认为第一集团军和中央直辖部队应该一起编遣，“中央则认为应当是两个单位，放在中央要按两个单位办理”，“此即为日后各派系冲突之最大原因”。可见，在“二次北伐”过程中，已经明确出现了以“中央“非中央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区别划分的观念，在众人眼里，第一集团军和中央直辖部队都是“蒋系军队”，亦即“中央”的军队。
尽管全国编遣会议字面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作出了全国军权“收归中央”的决定，但编造会议期间的分歧争吵加剧了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的矛盾分歧，但反蒋派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反对编遣方案，遂采取暗中抵制的方式应对。1929年2月，桂系制造湘案”（桂系赶走了当时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势力范围延伸至两湖），挑战南京中央对湖南省的控制权，蒋介石决定出兵讨桂。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统治集团内部首次兵戎相向，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1929年3月31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题为《总攻击令已下》的时事要闻，报道了“中央军渐次开抵鄂境”“已入鄂省之中央军，似尚未与鄂军接触”。同日，天津的《益世报》也刊载了“中央军刘峙部确已占领武穴”的报道。这是大众媒体最早出现“中央军”称谓的记录。除嫡系部队外，蒋介石还调集西北军韩复榘部以及湘、黔、滇等地军队围攻桂系，于6月26日攻占南宁，“蒋桂战争”结束。
“蒋桂战争”是国民党内其他派系武力对抗蒋介石的第一次尝试，由于蒋介石身兼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占据着“合法性”的制高点。从理论上说，任间反蒋军事行动都将因违背“中央命令”而成为非法。蒋介石凭借强大的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不但可以通过军事打击和重金收买瓦解对抗行动，还可以通过组织手段和宣传手段否定桂系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在此次军事冲突中，民间话语体系下“中央军“称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民间对这种“合法性”的认同，然而官方话语中却并未使用“中央军”这一称谓，而是以“讨逆军”之名。
1929年5月，冯玉样因“山东问题”发动反蒋战争，失败下野后，西北军群龙无首、军饷不济，引发众将领不满。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发表反蒋通电，以宋哲元、孙良诚为正、副总司令，兵分八路讨蒋。10月21日，开封行营主任何应钦发表关于“消灭石敬亭、孙良诚等叛军“的讲话，呼吁河南官兵民众明辨“是非顺逆”，“一起来帮助中央军扫除西北的叛逆”，这是蒋系要员首次将国民党派系战争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称为“中央军”。10月下旬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发动强大攻势，最终占领河南大部，西北军全部退守陕西，反蒋再次失败。
1929年12月，就在蒋介石准备集中力量解决广西的反蒋势力——“张桂联军”时，石友三突然在浦口江岸炮击南京，联合唐生智反蒋。对此，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应对，制订了《在津油路对石友三部作战计划》。该计划中称石友三“乘我中央军讨伐西北残逆胜利之时期，联络唐逆生智，背叛中央”，作战目的为“中央军以铲除该逆，恢复津浦路交通”。这可能是首次出现“中央军“称谓的军事文件。由于阎锡山、张学良等通电讨唐，张发奎和桂军也节节败退，形势对南京政府极为有利，石友三立即表示“拥护中央"，成为孤军的唐生智很快失败下野
自编遗会议闭幕，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相继发兵反蒋，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也在党统问题上“另起炉灶”，从军事和政治两方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蒋介石的地位进行了挑战。为增强“讨逆”的合法性，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将民间媒体最早使用的“中央军”称谓纳入官方话语体系，以增强官民两界对“中央”的认同。蒋介石身兼三军统帅和派系领袖双重角色，第二重角色引发了一系列反蒋战争，而第一重角色使他占据了合法和道义的制高点，可以借“中央”之名发号施令、运筹帷幄。
1929年，国民党派系紛争引发的战争持续不停。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1930年元旦发表题为《十八年的过去与十九年工作的开始》的文章，表达了对一年来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反动事件”无心进行社会建设的痛心，强调了培育民众“拥护中央”观念的重要性。胡汉民指出，国民政府对广西和西北用兵的胜利，并不完全是“中央军军事实力的超胜”，离不开民众“拥护中央”。然而，1930年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和平，国民党的派系纷争并未停止，最终爆发“中原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