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度
我叫楊度,祖上世代務農。我的父親楊懿生,是我祖父的第四個兒子,我是家裡的長子,我有弟弟楊鈞(字重子),妹妹楊莊(字叔姬)。我十歲時父親去世,於是被過繼給伯父。十六歲時我改名為度,字皙子。(祖父楊禮堂參加李續賓部湘軍,任哨長,正四品都司銜。大伯楊瑞生隨祖父參軍,父子同在一營。在三河之戰中祖父陣亡,大伯死裡逃生。後來因軍功升為總兵,駐歸德鎮、朝陽鎮等地。)
光緒十八年(1892年),我考取秀才。光緒十九年(1893年),順天府鄉試舉人。之後參加會試,會試期間恰逢公車上書,我也參加了,並認識了梁啟超、袁世凱、徐世昌等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我二十一歲時,衡陽東洲船山書院一代名儒王闓運招我為學生。我追隨我師學習三年,痴醉於王室帝王之術。同門師兄弟還有夏壽田、楊銳、劉光第、齊白石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梁啟超在長沙辦時務學堂,我同蔡鍔(艮寅)、劉揆一在一起聽課、討論國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不顧我師勸阻,瞞著他自費留學日本,在東京弘文書院,我與黃興,即黃克強成為同學。在思想的轉變之上,我與湖南留日同鄉楊篤生等創辦《遊學譯編》。為了籌辦《遊學譯編》和獲得經費支持,被迫回國。隨後奉師命謁見了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看好。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我被保薦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也是我的共事,梁士詒。由於梁士詒這個名字被說成是"梁頭康尾",而"康梁"因為戊戌變法,正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詒被除名。我也受到了牽連,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我避居家鄉,娶妻黃氏仲瀛。不久之後,我再赴東京,入弘文學院學習。秋季,我與梁啟超在橫濱相遇。10月,感於"國事傷心不可知",就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有感作《湖南少年歌》,發表於《新民叢報》。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我被選為留日學生總會幹事長,後又被推舉為留美、留日學生維護粵漢鐵路代表團總代表。我帶頭請願,要求廢除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粵漢鐵路借款續約,主張收回路權自辦以維護國家主權,發表《粵漢鐵路議》。我以總代表的身份回國,根據我老師的對策,提出官紳籌款自辦。拜見張之洞,得到張之洞的支持。不久粵漢鐵路收回自辦,我也圓滿完成任務。
我曾在東京與孫中山就中國革命問題討論數次,"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弊,暢言無隱。"。我雖然不贊成孫的革命思想,但我還是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促成孫黃合作。之後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數次邀我參加,我拒絕了,但我同時表示:"吾主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我決心堅持走君主立憲救國道路救國。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我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熊希齡赴日請我和梁啟超草擬報告,我於是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啟超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我也博得盛名。次年,清政府根據這個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我在東京創立《中國新報》月刊,任總編撰,"不談革命,只言憲政",我與梁啟超分道而行。我宣傳君主立憲,主張成立政黨,召開國會,實行憲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我,說我"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此前僅有舉人功名)。
宣統三年(1911年),朝廷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我擔任統計局局長。之後我與袁世凱交情頗深。漸漸地我發現袁世凱的非常之處,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我奮起拒絕,不草詔書,冒死論救。武昌起義爆發後,我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了袁世凱的幕僚。民國元年(1912年)秋,黃興在北京極力邀請我加入國民黨,我沒有答應。後來胡瑛等又請我入黨,我提出除非國民黨放棄政黨內閣的主張,我才可以考慮。
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我出任參政院參政,民國四年(1915年)4月,我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闢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復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袁世凱對我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我為"曠代逸才"。
楊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