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到底有多少故宮文物被運往臺灣?

1949年2月22日

北京故宮第三批文物送抵臺灣


1

1949年1月28日,農曆除夕。

整個南京城籠罩在綿綿細雨中。在下關碼頭,1700個蓋著油布的箱子,已經在那裡堆放了好幾天了。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裡裝的是什麼,但從箱子周圍森嚴的守備來看,裡面裝的應該不是普通的東西。

下午,碼頭終於緩緩駛來了一艘軍艦——國民黨海軍的“崑崙號”。

這艘軍艦,是專門來接運碼頭上這1700個箱子的。但是,等到軍艦靠港時,碼頭上的工人們卻無動於衷。原來,工人們在鬧罷工,已經僵持多日。

經過一番交涉,工人們的要求全部被滿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貨搬上船。但正當工人們開始搬運的時候,不知從哪裡忽然湧進來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還帶著很多行李。

他們都是國民黨海軍司令部的人員及家屬,在得知這艘船要返回臺灣時,都擠上了船。誰都看得出來,在解放軍的攻勢下,南京朝不保夕。

“崑崙號”在1948年被改造成運輸艦,有前後兩個船艙。那些海軍司令部人員和家屬,很快就佔滿了後艙。這也導致了1700個箱子,只有500個裝進了船。

這時候,一位高級長官模樣的人帶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夠服從安排,先下船再說。但是哪有那麼容易?沒有人肯聽他的話,有些孩子和婦女開始哭了起來,有人帶著哭腔喊:“桂司令!什麼東西能比我們人命重要?”那個被叫做“桂司令”的,是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

在滿艙的哭聲中,桂永清一言不發,最終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寢室、餐廳、醫務室,全部用來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桂永清,蔣介石嫡系,當年國軍最精銳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指揮,曾在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打得異常勇猛,但也在“蘭封會戰”中逃跑貽誤戰機,放走了土肥原賢二師團。1954年病逝於臺灣,享年54歲。

在忙亂的搬運之後,1700個箱子,最後只搬上去972箱,其餘的被再送回倉庫。

正當“崑崙艦”終於準備起錨,這時候,又有人送來了四個大箱子,並一再叮囑:這四個箱子非常重要!無奈,船上人員再將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進這四個箱子,然後起航。

嚴重超載的“崑崙號”一路顛簸,路上又不斷停靠,終於在1949年2月22日抵達了臺灣的基隆港。抵達港口下船後,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讓海軍總司令親自上艦查看的箱子,裡面裝的是價值連城的故宮文物。


2

這早就不是故宮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短短時間內,東北三省淪陷,而離東北不遠的北平,已經可以聞到硝煙的味道。

是否要遷移故宮的國寶文物?怎麼遷移?一場爭論隨即展開。

當時的國民黨元老張繼,主張將國寶遷往西安,而當時的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轉到上海。當然,也有不主張遷移的,比如當時的院長助理吳瀛,他主張再觀察下形勢,並善意提醒易培基:

“古物一出神武門,責任即重,問題多,閒話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將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輕易做這樣的決定!”

但是易培基倒反而生氣了:

“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你這是推卸責任! ”

吳瀛隨即不再勸阻。

圖為易培基。吳瀛當年一語成讖,1933年,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故宮盜寶案”,無辜的易培基和吳瀛均受牽連,被懷疑監守自盜,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鬱而終。

1933年1月,日軍攻入山海關,時局愈加險惡,故宮的文物遷移已經勢在必行。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長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承諾:“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最終,故宮文物被決定遷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車進入了紫禁城北門的神武門。日落時分,從紫禁城到車站開始全面戒嚴,夜色降臨,早已精心打包裝箱的19557箱故宮文物正式啟運。

當時沿途軍警林立,街上空無一人,排成長列的板車都朝著火車站方向移動。裝載著大量故宮珍貴文獻、書畫、檔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專列隨即緩緩啟動。

專列被嚴格防衛:車頂四周架設機關槍,車廂內遍佈武裝押運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軍隊保護,還有張學良的騎兵時而護衛。除了特別快車,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這些專列。

第一次的故宮文物轉移,是後來歷次轉移中條件最好的一次。但這些文物一出故宮,從此關山萬里,顛沛流離。

3

1936年,在上海的這些故宮文物都被運送到了南京,但還沒過多久,“七七事變”爆發了。

1937年8月,國民政府已作出了遷都重慶的決定,留在南京的這些文物,也隨即踏上了二次遷移的征程。

當時的遷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

第二路: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安古鎮。

第三路: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峨眉。

儘管當時政府也調用了一切可調用的資源,但這次的遷移,依舊是最艱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護送隊伍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土匪騷擾,汽車故障,道路泥濘等等,三條線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驗和挑戰。但是,在押運人員一路的嚴密甚至拼死保護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沒有丟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參與北路(北路是最艱苦的一路)押運的那志良,在經歷了一路上遭遇轟炸、翻車、翻船後發現文物依舊完好無損,於是開始相信有人和他說過的四個字:古物有靈。

4

1945年抗戰勝利後,這些故宮的文物,又從西南大後方陸陸續續重新運回了南京,並準備運回北京故宮。但不久之後,解放戰爭又爆發了。

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宮文物,又面臨再一次遷移。1948年年底,國民黨軍隊在“徐蚌會戰”(我們稱為“淮海戰役”)中的頹勢已無法逆轉,搶運故宮文物的決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個蕭瑟的冬日,故宮文物的又一次遷徙開始。在南京的下關碼頭,海軍司令桂永清手裡已經幾乎無船可調,只能調來一艘國民黨海軍“中鼎號”平底運輸艦。11年前,從南京運往內地的故宮文物,也是從下關碼頭出發的,而這一次,目的地成了臺灣基隆港。

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將故宮文物運往臺灣,一共運走了320箱。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宮文物被運往臺灣,搭乘的是招商局調派的“海滬輪”。這一批運載的故宮文物有1680箱,是遷臺文物中最多的一批。

其中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

這批運走的青銅器和瓷器後來成了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四庫全書共有3500多種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稱為“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稱為“南三閣”。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宮文物被運往臺灣,這次國民黨動用的是“崑崙艦”——也就是本文開頭描寫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運走972箱。那天最後送上船的四個箱子裡,就有一個故宮稀世珍寶——碧玉屏風。



碧玉屏風在1941年被汪精衛當禮物送給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後又送還了回來。

在此之前,解放軍合圍北平在即,當時的民國教育部次長,轉運負責人杭立武著急地想要把故宮的一批精品會同南京的文物,一起運往臺灣,但當時的故宮博物館館長馬衡虛與委蛇,不斷拖延,最後保證了北平故宮的文物沒有被運走一件。

在三批運送之後,當時的李宗仁代總統下令禁止再從故宮運出文物。(1949年10月,國民黨從重慶又空運走當年留在重慶的38箱文物)

就這樣,國民黨分三批運往臺灣的故宮文物,總計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圖書1334箱,文獻204箱,佔當時留在南京文物的1/4左右。建國後,包括南京在內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宮文物,都被陸陸續續運回了北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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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當初運往臺灣的故宮文物,雖然數量遠不及留在北京故宮的文物,但畢竟經過精挑細選,裡面還是有很多精品的。

除了我們大陸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

以及肉形石,


還有下面這些門類的精品。

第一大類是青銅器。民國學者重視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視為國家的象徵。國民黨一共帶走了2382件青銅器——要不是後母戊鼎(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也帶走了。

毛公鼎

第二大類是書畫。國民黨當年共帶了5424件去臺北,其中僅宋畫即達943件。

蘇軾 寒食帖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 早春圖

第三大類是瓷器。

國民黨通過精心打包,共帶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北宋 汝窯 青瓷蓮花式溫碗

北宋 汝窯 天青水仙盆

第四類是玉器,帶走了1萬多件。

戰國 玉螭紋觿

第五類是各類文獻。

明 永樂大典

這些珍品,連同69.6萬件藏品一起,被陳列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見證歷史,供人觀瞻。

那些留在大陸的故宮文物,乃至故宮本身,後來安然無恙否?

1966年8月,中國開始颳起“破四舊”風,周恩來隨即做出關閉故宮的決定,並派軍隊駐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的幾點意見》,起到了一定扭轉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間,故宮所幸只損失了一些附屬物:故宮內城隍廟泥塑神像11個,奉先殿前“焚帛爐”被拆壞,其他都保存無損,甚至連故宮的修復工作,在文革期間也沒停止過。

“四人幫”後期,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分成了兩派,互相鬥來鬥去,但不管怎麼鬥,兩派人都有一個默契:誰也不能損害文物。

再回過頭來看故宮文物那16年的顛沛流離。

在整個過程中,我最佩服的,還是所有參與這個過程的人,無論是押送的工作人員還是士兵,無論是馬衡還是杭立武,甚至無論是桂永清還是蔣介石。

儘管意識形態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見,但大家對於中華民族老祖宗遺留下來的瑰寶,態度都是一致的。

馬衡不肯讓文物出北京故宮,當然有他的道理——以當時國民黨的潰敗之勢和當時臺灣的偏遠之地,誰能保證文物運送到那裡不會出問題?

而杭立武堅決主張要把文物運往臺灣,也沒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這批寶貝。事實上,那批隨文物去臺灣的工作人員,後來很多人都把一生獻給了臺北故宮,獻給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護文物這一出發點上,其實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於此,我個人以為,既然歷史原因造成現在兩岸兩個故宮的局面,那就泰然視之:

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無價之寶,放在哪裡,都是被炎黃子孫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峽對岸那個故宮,還能每天提醒那裡的同胞,我們的淵源在哪裡,根在哪裡。

一直研究故宮的日本記者野島剛,曾向時任兩岸故宮院長的鄭欣淼和周功鑫同時問過一個問題 :

“兩岸統一之前,兩個故宮統一的日子是否會先到來?”

對岸的周功鑫院長表示,故宮的收藏品對臺灣民眾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宮院長鄭欣淼的回答是:“讓歷史來決定。”

我個人更欣賞鄭院長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宮永遠只有一個。

就讓歷史來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