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的上海獨居老人桂芳(化名),
不愛社交,
近段時間沒出過上海,
初步調查沒有接觸過新冠肺炎病例,
身邊也沒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狀,
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作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以下簡稱現場工作組)的一員,孔德川急需調查這個病例的“源頭”——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區居住或旅行史”,還是“有相關病例接觸史”。
檢測新型冠狀病毒實驗操作
線索屢屢中斷
活動軌跡整理出來了
2月5日,實驗室的電腦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檢測結果顯示出S形的曲線。她被確診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大多數案例的“來龍去脈”經過流調,都是清晰明瞭的。而
桂芳應該是和善、愛乾淨的知識分子模樣。至少,從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調查信息可以這麼判斷。
她所居住的A區臨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磚混結構公房。一人住面積有些大,她把另一間隔出,用於出租,與租戶共用一個大門。不過,她個性內斂,喜歡清靜,與租戶、鄰居從不竄門,見面只是點頭,問好。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總會畫圖,梳理出病例的活動軌跡。
這是流調組的經驗。“一圖勝千言!信息撲面而來時,一定要有思路,腦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會上大聲強調。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傳防所急傳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
“首要就是把發病時間確定,有了發病時間,往前14天,調查病例的暴露情況,也就是什麼原因得病;往後至隔離治療前,需要判斷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兒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別位於B區和C區的幾家單位。此後的1月27日上午,她開始身體不適,無力,頭痛,有輕微的咳嗽,但她認為,“大概是血壓高了”,咳嗽也應歸因於她常年患有的支氣管炎。2月3日,女兒再次來電,她說骨頭痠疼,女兒堅持帶她到A區看診,她已開始發燒。CT顯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徵象。她被診斷為“疑似”,被髮熱門診收治,隔離。此刻,她已經進入了疾病防控的網絡。2小時後,A區疾控中心在系統裡發現了她的報告。流調人員開始調查。醫務人員將她的咽拭子標本,連同血液標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實驗室進行檢測。2月5日她被確診後,被轉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點醫療機構治療。
可以判斷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無聲息地接觸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麼時候,怎麼接觸上的?
排查120餘人,進展緩慢
除了密切接觸者還會有誰?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這個需要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的對手,喉頭有些啞。
“你讓我遇到再多的SARS病例,都能夠及時識別出。但這個病毒實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點,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氣的時刻,潘浩在電話裡這樣疲憊地感嘆。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觸者都已排查。女兒一家從1月27日楊桂芳發病至今,14天隔離期已過,無人發病。孔德川最擔心還有潛在的被感染者。這也是流調者必須要儘快找出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意義。畢竟,在上海市至今為止的335例確診病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確診患者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現的。第一時間發現並管理好這最後被確診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們成為新的傳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發展的關鍵。
臨行前兩人去找專家組副組長潘浩理思路,潘浩給孔德川畫了一張圖,並祝他們“馬到成功”。現在這張圖就在孔德川的腦子裡反覆推演:
· 繼續完善本人的接觸史,看看是否有遺漏;
· 密切的接觸者(兒女、孫輩)在患者發病14天內是否接觸過可疑的感染源;
· 最後的選擇,再問問社區裡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觸史。
一位新的接觸人員出現了
新的疑點又產生了
孔德川說:“這是特殊案例,必須特殊對待。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我沒去過’,‘沒接觸過什麼可疑的病人’,但如果問他,那天跟誰在一起,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調查的線索。”
“有進展了。”小馬放下文件夾,“老太太家人剛剛提到一位新的接觸人員,與病例在公共事業服務中心一起辦理過業務,是上海市一個已經確診的病例。”
“啊!”所有人驚呼。
但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來慶賀。因為新的疑點產生了。
那位確診病例是在1月25日發病,那他與桂芳之間是如何傳播的?新的問題邏輯判斷又來了,孔德川又要繼續下一個流程。流調就是這樣,它是一個一個的邏輯判斷,一個一個的線索探索,一個一個的證據佐證!
流行病學調查是一個耗時耗力、循序漸進的過程。尤其對於新發傳染病來說,方法和結論是在不斷的調整和糾偏中進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觸者”按規定是在患者發病後密切接觸的人員才算,但隨著對病毒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定義已被改為從發病前2天算起。當大眾已經越來越習慣聽驚奇的流調破案故事,政府部門也在力圖更多地提供這樣的故事,但孫曉冬希望公眾能理解,短時間內所謂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學調查過程。
來源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