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上海独居老人桂芳（化名），
不爱社交，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病例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实验操作
线索屡屡中断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2月5日，实验室的电脑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出S形的曲线。她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
桂芳应该是和善、爱干净的知识分子模样。至少，从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调查信息可以这么判断。
她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这是流调组的经验。“一图胜千言！信息扑面而来时，一定要有思路，脑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会上大声强调。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这个需要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对手，喉头有些哑。
“你让我遇到再多的SARS病例，都能够及时识别出。但这个病毒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点，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气的时刻，潘浩在电话里这样疲惫地感叹。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335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上海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当大众已经越来越习惯听惊奇的流调破案故事，政府部门也在力图更多地提供这样的故事，但孙晓冬希望公众能理解，短时间内所谓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来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