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素以传奇称之。
“传奇”一词，析字而论：传者，志也；奇者，怪也；传奇者，志怪者也。通俗而言，即是指记录奇闻异事。在50年代中期，这种传奇性的文学作品成为了阴晴不定的文坛的一脉显流，譬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等。在这类作品中，存活寿命最长（活得最好）的当属《林海雪原》，它不仅成为了文革时期《智取威虎山》样板戏的母本，也成为了新时期影视业的香饽饽，电视剧有之，电影有之。政治的热情会消退，但俗世的兴趣长盛不衰。传奇，即是俗世怀中的馨香儿。
鲁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略》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源于神话传说，经由寓言、史传、诸子文集，及至六朝志怪志人小说，逐渐显出结构章法，到了唐代传奇，则已较为完熟。因此，“传奇”可径直作为唐人小说的概称。鲁迅之说，算是谈了“传奇”的前世，而王国维则继续谈了“传奇”的后世。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为“传奇”这一文体作了这样的线索梳理：大致经历了从小说到诸宫调再到戏曲杂剧。
传奇不仅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的整个叙事性文学，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市民趣味走在一起。唐宋以来，伴随着商贸活动的繁荣以及城市建设的推进，茶馆酒肆中逐渐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茶馆虽是喝茶的，酒肆虽是吃酒的，但人们聚在这里，绝不只是闷声喝茶吃酒而已，大家总要唠嗑唠嗑。有什么可助谈资呢？自然是那些顶奇顶怪顶有趣的。这些，正是传奇所长。因此，唐宋以来，传奇的大发展，大繁荣，都离不开喝茶吃酒的闲人们的捧场。
不过，正如现在的学院派文人看不上网络文学，当时的正统文人也看不起勾栏瓦肆的市民传奇。作这类传奇小说的，大多是仰以谋生的落魄文人，且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名真姓，将之视为一种不值夸耀，甚至见不得人的事。这一点，倒与我们现在的情况大为不同。如今的网络写手，从不会以写网络小说为耻，也不会以写一部烂小说为耻，甚至还很愿意将自己不入流的小说包装出版，毫不计较浪费纸张几何。因为，在当下读书识字的人看来，写小说终究是件体面的事。
对于古今小说地位的这番变革，自然要给梁启超记一等功。梁启超在他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的社会价值作了史无前例的评价，认为“新道德”、“新宗教”、“新民心”等国民革新的前提，就在于“新小说”。但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之所以鼓吹“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不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价值重估，而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启发。
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新小说第一号》的发刊词中，即谈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事实上，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以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为主题的小说颇不以为然。因此，在梁启超的语境中，要居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不是“旧小说”，而是“新小说”，这自然会剔除了不少传奇因素。
梁启超给娱乐消遣的小说加上了一副救国启蒙的重担。无论这合理与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流的小说作品都跟着梁启超的思路往前走，讲究文学的社会功能。五四新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及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类文学思潮，都围着社会问题打转，甚至有些时候是围着政治号令打转。
但是，在此之外，其实也有一部分“旧小说”在时代浪潮的底下自在地流着，譬如鸳鸯蝴蝶派。他们被正统的文学史视为“他者”，几无立足之地，但是在现实历史中，他们的影响与拥趸绝不比正统的主流文学少。即便处于动乱的年代，还是有一批人要吃酒喝茶，要寻欢作乐，可作谈资的传奇不能少。
那么，传奇色彩颇为浓厚的《林海雪原》，是如何进入那个凡事都要谈政治的年代的呢？这里，自然有一个改头换面的过程。主人公少剑波年少入伍，22岁便担任团参谋并以升任团长收尾，这是旧小说状元宰相思想的翻版；机警睿智的参谋长少剑波与美丽善良的卫生员白茹的爱情故事，是旧小说才子佳人故事的翻版；消灭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的特务与土匪，又是旧小说斩妖除魔的翻版。简而言之，《林海雪原》融汇了传统的公案小说、言情小说、妖魔小说诸种通俗因子，是“新小说”与“旧小说”的一次合体。
据说，《林海雪原》出版一年，便印行了50万册；在文革之前，已印行了500万册。《林海雪原》在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类群体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我看来，《林海雪原》之所以能获得读者市场的成功，关键不在于它所更换的脸谱，而是它所容纳的人生母题：爱情、事业、正义。无论什么样的年代，人们对这三个话题始终抱有高昂的热情。因为他们时常在生活中缺席，需要文学的幻想来满足。
在不同的年代，爱情、事业、正义都有不同的内涵与表述。在50年代，是阶级优先于爱情，是革命领导爱情，然而《林海雪原》中的爱情是比较本色的，尽管少剑波死命地板着脸，但仍掩盖不了古典的男才女貌的套路。正因为如此，《林海雪原》在当时所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爱情的资产阶级化，没有像同期的《青春之歌》具有饱满的阶级觉悟。至于事业与正义，在50年代几乎是合二为一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最伟大的正义就是捍卫共产主义事业，它们收编了一切的儿女情长。与之相反或偏离的，都不能出现在国家的文化宣传之中。
对于一个实打实的传奇来说，更见其特色的恐怕还不是爱情、事业、正义之类的人类母题，而是它的奇——一种现实中少有、甚至没有的奇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过贫乏，需要点奇迹来作调料，这正是传奇存在的初衷。《林海雪原》中的雪地速滑、以少胜多的战斗情景以及曲折递进的情节发展，都最大限度地给予了读者阅读快感。对于热衷通俗小说的人来说，这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是极为熟悉的。但对于《林海雪原》来说，它除了在和平年代满足群众的战斗想象，鼓荡起建设新社会的热情，还树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并给它戴上奇迹的光环。
不过，从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令《林海雪原》广受追捧的传奇性也扮演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因为隶属革命历史小说的《林海雪原》，它的传奇性很容易冒犯到历史的真实性。虽然，历史与文学不是同一回事，但是当时的多数群众都把它当做同一回事。即便当下，这种情况也不少见，一种政治图景在传媒上频繁出现之后，就会起到不论是非三人成虎的效果。据说有一次，HeLong军长与作者曲波在同一所医院碰面，贺龙便问：“你的夫人白茹同志怎么没有来？”（主人公少剑波的现实原型为作者曲波，但白茹纯属虚构）对小说与现实之混淆，堂堂军长尚且如此，何况平头百姓。
论及真实性，我们不妨说几处《林海雪原》的几处子虚乌有，由此见出曲波对“传奇”苦心孤诣的构建。《林海雪原》中最酣畅痛快的可能就是战斗小分队踩着雪橇风驰电掣的场景，然而正是这个最大亮点恰恰是完全虚构的，据曲波晚年的访谈透露：雪橇滑行的速度过快，在森林里滑行其实很容易撞树受伤，甚至重伤身亡。因此，当时的小分队完全是在雪地里徒步战斗。此外，足智多谋的杨子荣并未从林海雪原全身撤退，死于战斗中手枪受冻卡壳的意外；漂亮的小白鸽卫生员也是子虚乌有，小分队只有一帮“臭男人”……总之，历史现实中的战斗并无多少传奇之处，小分队的实际战绩是很有限的。
作为革命史的文学叙述，当时已有不少批评者对《林海雪原》的某些真实性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历史真实对文学的误置，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主义的尊崇。但是，《林海雪原》在当时并没有就此被掀翻打倒，这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有关。在《林海雪原》出版的档口，除了刮来一阵短暂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风之外，还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口号。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老传统，而浪漫主义则是新添加的佐料。
从社会环境来讲，在文艺政策中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冒进的国家发展战略有关（大跃进）。文艺工作者们需要为“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政治热情敲敲花鼓，也需要为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粉饰太平。现实主义的层层密云被拨开了一个小口，一束浪漫主义的天光倾泻而下。这个浪漫主义正好为《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传奇性作品中过分渲染和夸张的虚构提供了政策支持。但实际上，即便没有正式提出“两结合”的口号，作为政治宣传品的文学，多少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它们不会完全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正如所有站在摄影镜头前的演员，都是化过妆的，从来不是现实的。
说到底，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它们都无法回避虚构，虚构比一切的主义更亲近小说。然而，艺术虚构是小说家的当行本色，政治虚构则是政治家的不二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