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22866811073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天津教案是很复杂的。
但总体说来，是满清官员处置不利，导致出现大规模的民众骚动甚至暴动。
抛去反洋人的大背景不说，天津教案完全是误会加偏见。
当时中国弃婴是很多的，尤其是丢弃女婴。很多家庭，只想要儿子，剩下女婴就丢掉。
在满清中期还有所谓的育婴堂可以收养，但在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机构，女婴基本都会死亡。
天津的教堂神父和修女出于人道主义，以及传教的观念（给婴儿受洗也算是传教的一部分），收养了很多女婴。
因为神父和修女不可能在天津各地活动寻找弃婴，就提出可以给一点钱让人将弃婴送到教堂。这本来是好事，但极少数流氓无赖看到了商机，偶尔偷窃孩子送到教堂。
神父自然不知道孩子是拐来的，就这样收下。
一时间，民间出现了零星婴儿丢失现象。
这尚且不致命，关键在于天津当年流行瘟疫，教堂也被影响。身体很弱的婴儿们没有抵抗力，前后死去了几十人。
神父花钱让中国工人，将婴儿埋葬。但这些工人偷懒，不愿意挖深坑，只是盖了一层薄土。野狗被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将婴儿坟墓扒开，将一些尸体吃掉。
这些惨状又被中国老百姓看到，误以为是神父为了造洋药，拐走中国小孩挖眼挖心后杀死。
这本来是谣传，如果政府及时辟谣，也就没事了。
当天津政府一是懒政，二是也希望借助民众搞一搞洋人，因为洋人对天津政府非常嚣张，满清官员受气很多。
结果，谣言瞬间传开。
6月18日，天津当地民间黑社会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为了逃避毒打，就拉教会保护自己，说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让他去拐骗小孩送到教堂杀死。
但当时民众却认为罪证确凿，群情激奋，上万人包围了望海楼天主堂。
天津政府见事情闹大，由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知县刘杰等人，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和洋人对峙。
结果，在神父面前，武兰珍张口结舌，根本说不出是谁给他的迷药，连教堂基本情况甚至大门在哪儿都搞不清。
天津官员发现武兰珍在胡说，很尴尬，急忙退出教堂劝告群众撤走。
但此时群众已经激愤，认为官员包庇洋人，根本不愿意退走，还用砖瓦猛砸教堂。
神父惊慌下逃走，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援。
丰大业非常傲慢，从来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急忙带着部下敢去教堂，路上遇到了知县刘杰。丰大业指责知县刘杰处理民众暴动不利，还煽风点火。知县刘杰反唇相讥，两人激烈争吵。
争吵中，嚣张的丰大业竟然对知县刘杰开枪。也许丰大业只是想恐吓知县刘杰，但子弹却击中了知县刘杰的跟班，将他打伤。
围观民众将法国官员杀伤，怒不可忍，一拥而上，将丰大业一行人乱拳打死。
随后，他们又冲入教堂，杀死了2名神父、10名修女、2名法国外交官，另外还有40人。
另外，他们还烧毁了2个法国教堂和法国领事馆。
他们又烧毁了和此事无关的其他各国教堂6个，杀死了20个洋人。
打死丰大业，也许还可以说是他主动开枪，民众出于义愤，但杀死其余这么多洋人，甚至烧毁领事馆，自然就不是小事了。
于是，列强们全部狂怒。
6月24日，法国第三舰队军舰开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一带，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不然就开战。
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先例，作为中国第一军头的曾国藩自然明白，清军包括他的湘军（其实已经解散）绝对不是列强对手。
当时一些头脑不够用的满清权贵，还叫嚣和洋人决战。
曾国藩赶到天津，先了解了情况，发现教堂确实不存在谣传的恶行，己方理亏。
因无法讲理，又打不过，只能设法息事宁人。
曾国藩此时打了一辈子仗，九死一生，当然不会怕打仗。
但打仗总要打得赢才打，哪有明知道打输还打的。
最终，曾国藩接受了洋人部分的要求，也就是处决了18个参加杀人的中国民众，将几个中国官员免职，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且道歉。
法国人本不满意，但普法战争突然爆发，法国政府无心在中国纠缠，同意了曾国藩的条件，事情解决。
说白了，曾国藩这次处理并没有大错，他的意见也是慈禧的意见。
但事后曾国藩还是背了黑锅，被人骂为“曾国贼”。曾国藩一生最重名誉，和太平军作战失利宁可自杀也要保全名誉，结果却因天津的事名誉扫地，真是晚节不保。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如果曾国藩不同意，法国人肯定会开战。到时候又是鸦片战争重演，洋人攻下天津甚至北京，然后再来谈判，到时候怕是天津都要被割让出去。
还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事变中，洋人都死的很惨。以教堂里面的修女为例，很多都被一些混在群众中的流氓、无奈残杀，挖眼割乳然后活活烧死。
萨沙
天津教案中，曾国藩的处理是失当的，但谈不上汉奸。
以当时的晚清政府来说，其最终结果就是“少杀些人”。我们以同时代的左宗棠看法为例，讲述曾国藩对这件案件的看法来谈谈：晚清当时也只能如此。最好的结果就是左宗棠所说的：多赔钱、不死人。
那么，此案在左宗棠眼中如何定性呢？左宗棠认为，“天津教案”与教士无关，但直接导火者在于法方。我的处理意见是：要钱索赔教堂损坏、人员伤亡赔偿可以。但如果，杀中国人那可要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人。
1870年，左宗棠给总理衙门去信，其中谈到了天津教案问题。
他认为：天津发生的迷晕人、人口失踪等，向来在我们中国就存在。四年前，我在宁波时，就处理过此类案件，应该与教堂并无关系。
但左宗棠话锋一转，认为“天津教案”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法国的教徒们多半是匪徒、无法无天，安分守己的人少见。我在福建时就和法国人日意格聊过法国教会和法国政府的关系。
我说：我们中国对你们法国很不错呀，你们为啥派传教士来祸害我们？
日意格说：教会和法国国王是不同的，教士是教会派来的。什么组织都有好坏人、不同派别，我们的国王其实也很讨厌传教士。
对于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是：此事由迷拐发生，虽然洋人牵涉其间没有证据，但是百名女尸从何而来？各种证据、供词何来？这些需要仔细查考，老百姓的愤怒也不是无事生非。
左宗棠又说：法国领事向我方官民先开枪惹起了民愤！这能怪老百姓不愤怒吗？
洋人素来外表趾高气扬、实际胆怯多疑，动不动就说中国人要杀光他们
四年前，我在宁波时，洋商就造过这些谣言，说中国军队要屠光洋人，而且跑到船上给浙江提督发外交照会。提督黄少春跟他们解释之后，他们不但不知道错，反而说：你们中国人也未必不会那么干！实在可笑，竟然造谣被揭穿之后死不承认。
我的处理意见是：要钱索赔教堂损坏、人员伤亡赔偿可以。但如果，杀中国人那可要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人。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做法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批评，但从现实看，西方传教士、官员在中国的做法也确实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原因。但抛开这些，仅从国力、就事论事角度看，曾国藩的做法谈不是卖国。
坐古谈今
可以肯定：天津教案，主要责任在中国一方，曾国藩的处置还是比较公允，绝非汉奸行为。
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
1870年夏，天津经常发生幼童被拐事件。与此同时，由于天气炎热，医疗条件有限，法国望海楼天主堂的育婴堂内的孤儿大量死亡。由此天津民众开始怀疑外国传教士秘密绑架儿童或勾结人贩子行拐卖儿童之事，目的是要挖去孩童的五官、毛发去入药，或是行采生折割的巫术。当地士绅利用民众对洋人的不信任感，到处鼓动，谣言不断发酵，并迅速蔓延开来。
6月20日，匪徒吴兰珍被群众抓获，经天津知县刘杰审判，其中的供词中提到了望海楼天主堂和传教士，以及中国教民王三。刘杰带领人犯来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堂内并无王三其人，供词也多有漏洞，遂打算作罢。但民众此时已包围了教堂，并与守门的教士发生了群殴。
接着，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找到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镇压，但并未取得共识。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丰大业与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口角，举枪打伤了刘杰家人。民众愤怒，杀丰大业及修女10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人员2名，法国侨民2名，俄国侨民3名，中国教徒30余人，并焚烧望海楼教堂、法国领事馆等建筑。列强提出抗议，并于6月24日把军舰开到了天津，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朝廷决定派曾国藩出面与列强交涉。朝中不少人希望他能强硬对抗列强，即便引发战争也在所不惜。但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想由此酿成更大规模冲突。于是他先查明实情，了解到传教士并未拐卖和杀害孩童，错在士绅和民众对洋人久怀偏见，又受谣言所惑，才致酿成祸端，理应做出赔偿。
随即，曾国藩发布了《谕天津士民》，并接受了法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决定处死在冲突中为首的18个人，充军了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及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白银46万两，并由崇厚前往法国道歉。
由于曾国藩对法国的妥协态度，导致朝野两方对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他是卖国贼，这也导致全国很多地区对洋人和洋教的报复性活动。民怨沸腾，朝廷将曾国藩撤回，改由李鸿章继续处理此事。一年后，曾国藩在骂声中去世。
事件复盘完毕，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哪一方应为此事负主要责任？
很显然，中国的士绅和民众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听信谣言，无端猜忌教会杀婴，此为一；包围教堂，焚烧建筑，此为二；不分青红皂白，打死无辜教士修女，此为三。当然，中西在文化和宗教传统上存在隔膜和偏见，信息和资讯的交流不畅客观上也刺激了谣言的传播，但这不应该成为中国民众不负主要责任的借口。
第二，西方应不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当然要承担一定责任。首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盛气凌人，还打伤了天津知县刘杰的家人，激化了矛盾；第二，事发后，列强倚仗军事力量，随意调动军舰驶进中国内河，无视中国主权；第三，西方人倚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购买土地，建造教堂，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第三，曾国藩的处理是否属于汉奸行为？
犯了错误就应该付出代价，所以曾国藩处置首恶20人，这是没问题的。你诬陷人家杀婴，杀了人家的宗教人员和领事人员，还焚烧人家的建筑，向人家道歉，这是应该的。为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战争，保住当时中国和平发展洋务的大环境，向西方妥协并赔款，这是合理的。可见曾国藩处置妥当公正，又没卖国，何来汉奸行为？
达摩说
约莫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四五月份，天津一带突发多起起儿童离奇失踪事件。紧接着到了六月份，由于当时天气异常炎热，那时候的人们又不太重视生活卫生，所以爆发了一场疫病。
当时，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天津育婴堂一直都有收留遗孤儿童的举动，但因为正好赶上了爆发的疫病，导致四五十个育婴堂孤儿染病死亡！于是乎，当地民间就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育婴堂挂羊头卖狗肉，表面收留遗孤，实则是杀害儿童用作药材！
随着传言肆无忌惮的蔓延开来，当地百姓深信育婴堂是一个用传教当幌子的犯罪机构！巧合的是，一名因其他事情被抓的歹徒武兰珍在口供中专门提到了一个名叫王三的教徒和天津望海楼教堂。如此一来，当地居民就更加深信外国传教士们只是披着羊皮的狼。
次日，负责此案的天津知县刘杰押解武兰珍去教堂对质。结果发现望海楼教堂并无王三的教徒，武兰珍也说不出当面对质的教徒的名字。谎言不攻自破！
但群情激愤的百姓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聚集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洋人的运动。鉴于此情，时任法国驻华领事丰大业要求清政府镇压示威者但未能如愿。丰大业在回教堂的途中正好遇到刘杰，激辩争论中丰大业突然拔枪相向并打伤了知县随行的人员。
法国教堂本就因遗孤暴死事件与当地居民不和，丰大业此时又开枪伤人！这极大的刺激了群众的神经。最终，当地人合力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门，紧接着又杀了包括修女、神父、领事、侨民以及信徒在内的49人(其中有30名本地信徒和3名俄国侨民，其余都是法国人)。
他们杀完人之后还放火焚烧了美英法传教士开办的多座教堂、法国领事馆等建筑。而这一系列的行为也直接招来了法国军舰逼近天津！总理衙门迫于法国的压力，不得不派曾国藩负责处理。
曾国藩受命后深知法国受害最深，因此决定先在事件中受损相对较小的英美俄作出赔偿。紧接着又通过调查排除了育婴堂可能存在拐卖杀害儿童的行为，这才同法国交涉后续处理事宜……
最终，曾国藩判处事件为首的十八人死刑、另有二十五人被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则因处置不力被判革职流放黑龙江;同时赔偿法国受害人共计四十五万两白银，并派通商大臣崇厚亲赴法国登门赔罪！
曾国藩的判决结果一出便引来一片哗然！认为这是懦弱无能的表现，甚至有人给曾国藩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但此时的曾国藩也别无他法，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已不是一天两天！要么站直了腰杆挨洋枪洋炮的打，要么委曲求全。当然，清政府是绝对不允许和法国开战的！
所以客观而言，不管是曾国藩还是谁，身处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大抵都会这么做，毕竟最后的目的是在洋人的虎视眈眈下维护紫禁城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十几个人抛弃大局。而且"一命抵一命"的判决已相对较好，若不是法国当时正值普法战争，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我是军武最前哨！
军武最前哨
咱们应该替曾国藩挡挡枪。
如果这事是慈禧干的，或者僧格林沁干的，必须要痛骂，口诛笔伐，罄竹难书。满族人和蒙古人肯定无能无耻，不安好心。
但这是曾国藩干的，是咱们汉族的圣人干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到了清朝后期，其实汉族官员们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引导着政策的走向，如果把曾国藩、李鸿章都骂倒了，咱们汉族人的脸往哪搁？
人家乾隆重用满族大臣，开疆拓土二百万平方公里，咸丰以后，重用汉族大臣，总是去签条约，赔银两，说不过去。
所以，必须要承认，曾国藩这事办得挺好的，可给咱们汉族人长脸了。
如果有屈辱，尽量往那个满族老太太身上推。她就专门负责给整个国家和全体民族背黑锅的。
哼，如果是我们汉族皇帝当家，断不至于此。
这个满族老太太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包括她的每一刻存在，每一步迈脚，每一丝呼吸，每一次眨眼，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打仗？居然与欧美列强打仗？真是自不量力，我呸！
求和？居然向侵略者求和？真是无能无耻，我再呸！
不打仗也不求和？居然逃跑？还有点骨气吗？想我大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宁可天下姓了爱新觉罗，都没有南迁！我汉民族英勇的国民政府更是如此。
慈禧老太太坏事做尽了！
如果不是她天天处理朝政，大事小事都要插手，国家能祸害成这样？
如果不是她瞎指挥，我英勇北洋水师能战败？
屈辱啊，居然向列强宣战，居然求和，居然逃跑。
她唯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去煤山上挂在树上。
那国家怎么办？好办，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剃了发，留了小辫，穿了马褂，向爱新觉罗跪了二百多年。
大不过，我们剪掉小辫，烫了发，穿上燕尾服，向伊丽莎白再跪二百年。
不喊“嗻”了，我们喊“yes”。听说外国老太太比我们中国老太太好，人家是裹小脚的。
国家落后，民众孱弱，就会挨打，就会有屈辱，就会遭到歧视，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都很正常，用不着逃避，也用不着甩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知和窝囊，是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责任。
都到这份上了，还有啥不敢担当的？
评价：这事儿曾国藩办得不咋地，但也没办法。但我们保证，在以汉族为主导统治的共和国，每一秒钟都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愚昧和屈辱。
馋嘴肥猫铲史官
这个得从“天津教案”的过程说起。
1870年春夏之交，几具躺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旁边的中国儿童尸体引发了一场中国民众与法国传教士间激烈冲突。
清王朝天津地方政府的差役们闻讯赶来，经过一番实地调查，发现教堂四周掩埋着40多具中国儿童尸体，而躺在教堂旁边的几具是一群过路觅食的野狗刨出来的，经过啃食已经面目全非。
面对这样一起恐怖案件，当地政府十分重视，随即成立了专案组，立案调查。因为是在教堂附近，里面的法国传教士自然有重大嫌疑。再加上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些一天到晚紧闭大门却又四处传播“无君无父”这些在他们眼里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思想，于是一时间各种指向教堂拐卖并残忍杀害儿童的小道消息便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当地警方打掉一个叫“水火会”的黑社会团伙，逮捕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女性人贩子，经过审讯，武兰珍供人受教民唆使拐卖儿童到教堂一事。
这一下子将本来就暗流涌动民众反洋情绪瞬间爆发，广大的天津民众罢工罢市，自发的组织起来包围了天津县衙，向政府讨公道。
天津知县刘杰面对数以万计的上访群众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嫌犯武兰珍到望海楼教堂指认唆使她拐卖儿童的教民。奇怪的是武兰珍既指认不出人，更对教堂一无所知。
这下糟了，这边群情激奋的上访群众还在县衙门口围着，那边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也杀气腾腾的带着人带着枪来找刘杰说理了。偏偏这刘杰也是个愤青，受不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话还没说几句，两人就干开了。混乱中，丰大业的枪走火，打死一名天津县衙的干部。
洋人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国的县政府门口杀害中国干部，上访群众的愤怒随着枪声的响起也达到了顶点，冲上去将丰大业和他的人一个不剩的打死。这还不算，群众又冲入教堂行凶，法国传教士、官员、平民各2人，修女10人在混乱中丢了性命，教堂也被烧掉。临近的美国、英国教堂也被骚乱波及，先后有4座教堂被毁，3个俄国商人和30多个中国教民被丧命。
天津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列强们愤怒了，自己的侨民无端被杀，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并赔偿损失，同时组成一支联合舰队开到天津外海，随时准备开战。
此时清王朝的当家人是14岁的同治皇帝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
面对愤怒的国内民众和国外列强，母子俩还从没碰见这么棘手的事，无奈之下只得将年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请出来全权处理这个案子。
60岁的曾国藩领着当局“顺民情而维大局”的最高指示忐忑不安的来到天津，对于这位镇压太平天国、转战南北的湘军祖师爷，这样的案子也决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总算搞明白了案件的前因后果。
原来，墓地里那些儿童的尸体多半是其父母因为当年瘟疫流行而无力养活，就随便丢弃了。而望海楼教堂里的一些修女、神父收留了一部分奄奄一息的孩子，当这些孩子患病死后就被埋在教堂旁边。事情发生后由于教堂方对此不作任何解释，再加上平时免不了有个别仗着教堂势力的本地教民为非作歹，拐卖妇女儿童，无恶不作，引起公愤。而那个武兰珍则受黑社会组织“水火会”的胁迫，挑动县衙和教堂的关系，成为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于是，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利用普法战争在即，法国政府无暇顾及的时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做出将16名为首的民间煽动者和杀人凶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办事不利的天津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向各国赔偿损失费50万两白银，并派朝廷高官专程去法国谢罪。
就这样，在曾国藩的一番努力下终于平息了一场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的特大刑事案件。但是却在朝廷官员眼里成了“汉奸卖国贼，”在铺天盖地的弹劾奏章中，曾国藩被迫离职，数十年积聚的名声也毁于一旦。但是，20年后与天津教案类似的山东教案因为没有曾国藩这样协调处理，终于招致了八国联军的大举侵华战争，过分被民意所裹挟的险些招致亡国灭种。
大将军威武K
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被骂为讨好洋人，向同胞下手的卖国贼。那么，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
（天津教案）
1870年初，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最繁华的三岔河望海楼一带建成的天主教堂正式起用。
众所周知，清朝是个人口大爆炸的时代，由于政治腐败，人口激增等因素，生计和粮食都不是很容易得到。再加上重男轻女及迷信等因素，溺婴和弃婴的事情就屡见不鲜。
望海楼天主堂建议后，为了彰显仁爱，开设了医院和育婴堂，一方面接收生病的成人，另一方面收容被抛弃的婴儿。
按说这是好事，可是当时的天主教堂并非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给临终婴儿施洗，得到在法国总部圣婴会更多的经费。
最初人们对他们的内幕丝毫不知，一些人会将弃婴送到这里。
当然，传教士为了鼓励人们将更多的弃婴送到天主教堂，甚至实行有偿奖励。一些无良的人见有利可图，于是专门收集可拐卖婴儿，然后送到育婴堂，以换取奖励。
很快，婴儿失踪的案件不断攀升。再加上春末疫病横行，育婴堂才送去的婴儿就死了40多个。传教士将这些弃婴草草掩埋在坟地里，由于埋得不够深，被野狗拖得到处都是。人们争相观之，渐渐有人说传教士以望海楼天主堂做幌子，说是收容弃婴，其实是把那些婴儿剖心挖眼做药引子。
这种传言越传越神，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因此人们对望海楼天主堂愈发仇视。
（现存的望海楼教堂）
就在此时，天津衙门抓捕了两个人贩子。在处决二人的时候，贴出的公告上说，这二人以药迷拐儿童。又强调说他们是受人之托，迷拐儿童取脑剜眼剖心，以配药用。
这样，就坐实了传闻的可信度。
紧接着，天津衙门又抓到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按律应处决。然而武兰珍为了减轻罪行，便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是望海楼天主堂传教士所给。
这下，群情激愤，书也不读了，班也不上了，大家联合起来，随同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
然而武兰珍到了望海楼天主堂却连门都摸不清，并且“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刘杰一看，知道是误会。
可是人们的愤怒却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包围了望海楼天主堂，与传教士之间发生了口角，并互相抛掷砖头。
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极为嚣张，逼迫清廷派兵镇压，并与刘杰理论时，拔枪射击。这无疑是在给愤怒的国人火上加油，因此大家蜂拥而上，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徒，并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及附近的英美传教士的4幢基督教堂。
（曾国藩像）
这就是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强烈要求清政府十日内，必须处死相关官员及参与者，并且额外赔付恤银数百万两。此后法军驻兵津沽，其军需费用均由清政府负责。如果逾期，必将天津夷为平地。
发出抗议后，七国军舰便开到了天津港口，随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清政府早在鸦片战争中，就吃过洋人的亏，深知他们的长枪洋炮威力无比，现在闹出这么大的事来，他们吓得脸都白了，深恐再发生一次战争。一些朝臣甚至上疏表示应该向法国公使示好，并按其要求办理。
慈禧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命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一事。
这事实在不好办，一方面要维护清政府的形象，一方面要对天津群众维稳，另外还不能和洋人撕破脸，要尽量友好地经过协商，把损失降到最低点。只要哪一点拿捏得不到位，必会招来骂声一片。
曾国藩当然知道不好办，而且他当时虽说才59岁，但身体很差，起卧都比较困难。不过，曾国藩确为一国之柱石，并未找理由开脱，在做了一番后事安排后，毅然去了天津。
经过查访，曾国藩发现望海楼天主堂并无拐卖伤害婴儿的事情。但是他们来者不拒，凡是收容进来的，若是母亲想见一见被收容的婴儿，均遭到拒绝。另外一些将死的婴儿他们也一概收下，却又不好好埋葬。他们这种行为，难免让人们多有猜测，也就不足为奇。
曾国藩将调查情况汇报给清政府，希望清政府将此公布天下，一方面给洋人雪冤，一方面给百姓解惑。
然而，清政府认为按曾国藩说的公告天下，势必又会引起洋人更大的争端，所以只是一味催促曾国藩快些结案。
（李鸿章画像）
曾国藩在数次与洋人的交涉中，力争事实，最终将他们的要求一降再降，最终达成了以下结果：
一是处决为首作乱的18人，另充军流放25人；
二是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
三是赔偿洋人恤金46万银；
这自然和法国公使开出的条件隔了十万八千里。但当时法国正好爆发了普法战争，无暇交涉，匆忙之中，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可是这个结果却引得朝野一片哗然，纷纷口诛笔伐，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朝中做官的湖南同乡亦以他为耻。
另外，由于清政府没有按曾国藩的建议安抚民心，导致谣传依然盛行，民怨尤甚。清政府见此，只得又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续事宜。
李鸿章接手后，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最终将判处死刑的18人改为16人，其它结果均未变。
由于有所进展，百姓顿时觉得李鸿章是为民办事，而曾国藩则为取悦洋人，置百姓生命如草芥。因此骂他的声音不绝于耳。
曾国藩顶着卖国贼的名声，在郁闷中仅活了两年，便病逝了。
（参考史料：《曾国藩评传》）
张生全精彩历史
令人搞笑的是蒲安臣所带领的中国使团在1868年5月访问美国加尼福尼亚州的时候，用诗歌一般的演讲向美国人宣告“中国邀请传教士到他广袤的山河的每一处，树立起闪亮的十字架”。
与此同时在大清国的天津，爆发了一场排外运动！
动机和原因:
1.作为一种异端的信仰与儒家是相对立的，他男女混聚的惯例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互相冲突，可是中国的饱读诗书和满口仁义道德的读书人和士大夫却游荡于青楼和妓院之间，令人作呕。
2.外国教会收养孤儿和弃婴的行为让这些还活在过去的农民感到困惑和怀疑，这些连他们的皇上和大人们都没有干的事，他们为什么干？这时候中国人的造谣和起哄的劣根性便发扬光大，传出了“洋人对小孩施加法术”“挖取他们的心脏和眼睛用来制药”。
3.农民认为洋教破坏了风水（就和他们认为铁路会打扰地下的先人，开矿会放空山里的灵气，电报线会激怒天上的神仙），清政府几百年的愚民政策使这些农民面对新事物一脸茫然和偏听偏信，驱逐洋人和洋教自然风调雨顺，其实后来的义和团也是这样的心理，将天灾愚蠢的归结为洋人。
4.粗暴的法国领事洋人丰大业，开枪打死了知县的仆人，自寻死路，被农民打死（这和以后的八国联军侵华，团民打死德国公使出奇的像），但是愤怒的农民无法遏制，这个时候叫他们暴民更加合适，他们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管我啥事)之后，烧毁了教堂和育婴堂。杀死了无辜的十个修女和两个教士；三个俄国商人被误杀（当时人们分不清洋人，因为他们长的都很奇怪，且都说着听不懂语言，所以他们死的很冤），四座英国和美国的教堂被毁。很快，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各国军舰云集大沽口，战争（被吊打)的危机再一次笼罩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头上。
曾国藩的处理和解决方法
曾国藩面临着抉择，他需要在正直和丧失声望之间做出选择。曾国藩的品格和勇气再一次的展现了出来，他没有去一昧的去迎合公众的情感，也不担心他的政治前途，他公证的建议朝廷应该澄清这件事的真相，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有关伤害儿童身体，挖取心脏的任何谣言，以恢复修女的声誉。
为了结这件事，曾国藩建议，施以重罚:道台，天津知县和知府撤职；处死15名暴民首领，流放21人，如果法国还不满意，曾国藩认为可以更加严厉。
朝廷的犹豫不决和李鸿章的和稀泥
保守派立即斥曾国藩为卖国贼，汉奸。保守派大学士倭仁嘲笑在惩凶问题上和法国讨价还价，他尖锐的争辩道，自朝廷建立以来，还没有惩罚无犯罪证据的案例。朝廷也感到这些建议有些难以接受。
这个关头，更了解外国人的李鸿章认为法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对严惩中国官员没有兴趣，处死8人，流放20足矣，朝廷便把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调到南京任两江总督，自此李鸿章便开始了他作为“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之旅”。
事件解决:
为死者赔偿40万两白银，派遣道歉使团，流放天津知府和知县，判18人死刑（至于杀不杀就是朝廷的事了），25人到边疆服苦役。
天津教案到此结束。
Digital发布会
1870年5月，天津发生教案：因听信望海楼天主教堂迷拐幼孩做药的谣言，激愤的民众包围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杀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共二十人，并烧毁领事馆、洋行及教堂多处。被打死的洋人中，除丰大业外，其他洋人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特别是2名比利时人、3名俄国人、1名意人利人、1名英国人跟此次事件并无关系，是被误认为是法国人而被杀害的。
随后，英法等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要与清廷开战。要求清廷“将天津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以及一切滋事之火会凶徒，并积惯逞凶之聚匪首从各犯，分别轻重，尽法严办”。
其他列强为攫取更多在华利益，也纷纷向清政府施压。
怎么办？和后来对义和团的态度差不多，请议派认为民心可用，可以乘机驱逐洋人，洋务派则认为应立足国情，力保和局。最高决策层“于战和之计，亦尚未定”。
这就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所面临的情势。
曾国藩赴津之前，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处理态度：“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
到达天津后，曾国藩进行了实地考查，查明了事实真相。他并不想多捕杀民众，本想以讯出的七八人了结此事，但因清廷认为这样“无以服洋人之心”，曾国藩不得不提出了“一命抵一命”的解决方案。对于洋人要求惩凶“数千”的无理要求，曾国藩明确表示“断难允办”，予以了坚决拒绝。
可见，曾国藩为讨好洋人而对同胞痛下杀手，乃是一个伪命题。
另外，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手处理后，又为四人脱去了死罪，实际处决为16人，其中有些还是与教案无关、本就该处死的囚犯。
因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陷入舆论风波当中，这位统帅湘军、平定东南的“中兴名臣”，被清流和不明真相的民众骂为卖国贼汉奸。心力憔悴、郁郁寡欢的曾国藩于两年后去世。其实，这种擦屁股的事，换了谁都是挨骂的份，比他擦得多的李鸿章，比他挨的骂更多。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悲剧。
端木赐香
中国近代的大清，其实是个最值得研究的朝代，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满清自身的落后贫穷，也不是外族诸夷的屡屡侵略，而是自晚清开始，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牛皮得不行的大天朝，从天空，一下跌入了地狱！李中堂大人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即此理也。然而天朝人尽管皆悉，引起警觉反醒的，不知可有谁？
天津教案的发生，初看，好象是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行为表现，似乎正能量满满，无可非议，实质，完全是满清封建国度，主子、奴才、草民做作的结果。是统治阶级为所欲为的权势，在外族的压迫下，不得尽情施展后，产生不平，因而”议论导向“，阴阳事实，蒙蔽群众，哄骗愚民，诱使其激发“爱国"民族情结的结果。可以说，"排外”，是天下臣民一以贯之的国民性，也是所有封建国家，最清楚明显的体征。国家愈专制愈封建，排外的这个民族情结，便愈强烈。
外国的传教士，纵使有千般万般的不是，然而或多或少，给封建国度，带来了须须的西方文明；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须须的贡献！试想，大天朝自古以来，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不知凡几；仁人志士，一面皮正义脸孔，大义凛然时不时大发义正辞严的，也不可谓少，然而有谁，大发过善心，费时、费力、费财、费心，建造过收取弃婴、病婴的仁慈堂育婴堂的？还对送弃婴病婴来育婴堂的天朝人，支付一定报酬的？可是，这种人间大爱，今日国人可感动的大爱无疆，在当时的大天朝，又引起了怎样的反响了呢？说出来，足可以让任何一个正直、朴实的国人，羞愧，汗颜！
因为无法理喻洋人的作为，天朝民间，便产生了育婴堂收取孩童，是为了挖小孩子的眼珠子提取银子，神父吸食童男阳精滋阴补阳，割孩子肝脾制药丸，这样的种种谎诞流言，并一下风靡了华夏神洲，引起了举国共愤(嘿，与今日什么转基因食物，会害中国人断子绝孙，何其相似也！)。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满清统治者的暗中怂恿、支持，在“莫谈国事"，"妖言惑众”，时不时有文字狱，民众愚化奴化以致只知道服从的封建皇朝，一个声音，就足可以正视听！哪里会产生诸如此类几乎一统天下的夸张谣传？并在这样的谣传下，产生群情激愤、义正辞严、牛皮得不行的满满“正能量"？
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种种传说，可信度如何，外国鬼子是否都是青面獠牙，凶残毒辣，毫无一丝人心，天朝人，除了满肚皮的气愤外，几乎没有一个，去认真考究的了。实在是生活阅历，人生经验，精神理念，传统传承，决定了天朝人，无法想象那么坏的洋鬼子，竟然还有天使般的心！
而面对此情此景，在当时即便算是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开明人物”，面对如此封建的国家与臣民，面对有那么多的“反帝义士”、“民族英雄”、“爱国同仁”和“清流”，解决这类“教案”问题，便也成了个，让任何人都望而却步，个个摇首头疼的棘手难题，就连号称“大清三杰” 、“中兴名臣”之首，我们的毛主席，都“此生独服”的曾国藩曾文正公，也是束手无策，徒生感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在对待外国传教士这个所谓的“教案”问题上，朝庭内外敬重的曾涤生，不但受到了外国鬼子的训斥欺凌，更是遭到了天下臣民，一边倒的非议责难，弄得里外不是人，受到了一生，从未受到过的莫大耻辱，给弄了个身败名裂，并最终，曲死在“天津教案”一事上！(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拿起这面历史镜子，好好照照自己！)
曾剃头以所谓的”正"立身，其实是个有着铮铮铁骨的斗士，并不存在什么怕死怕事的意识考量，他对世态炎凉的感悟，对满清皇朝的了解，对海外诸夷的认知，在当时，可以说，除了他的学生李鸿章，可以相提并论之外，岂是那班口出狂言之徒 ，可以比的！他的处理天津教案的手段，看似没有李鸿章来得圆滑老到，没有李鸿章那般少伤害国家利益，但在那样的情势下，以”诚"待人，或许反倒可以得到人家的尊重，并由此把伤害，减小到最少，恐怕不见得就比李鸿章的“痞"劲，结果差。杀几个惹事生非的暴民，惩罚那些首鼠二端的官吏，平息一下外国强盗的愤怒，可以说，无可非议，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奈的选择。然而放眼天下，除了遭来了一片倒的痛骂怒斥，并由此要了他的一条老命之外，天可怜，只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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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动辄以非黑即白的理念来认识事物吧，凡事多设身处地，从正、反二方面来观察、感知，得出的结论，或许更客观，更公正些？
而认识曾国藩，评论曾国藩，似乎有无限的话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