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橋子，位於成都市區的東部。在這個面積達280多平方公里的大都市中，市區的二環路正好從雙橋子穿過。公共汽車和小轎車川流不息，擠在車裡匆匆奔波的人們很少有人注意到馬路邊的那群老年人。
他們與這個城市中的其他老年人沒什麼不同，衣著樸素，面帶滄桑，只是--他們堅持講著東北話。
他們都是成都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成發集團）的退休職工。今天他們要去春遊，正在等車。在他們身後，成發集團的老廠房已經基本消失，只剩下厂部的一個大門口，門口上方已經換上“華潤·二十四城”的房地產招牌；在他們前面，越過二環路，就是他們居住的宿舍區，密密麻麻的老式簡陋樓群。他們更習慣稱自己是“420廠”的人。
“原來我們廠下班的時候，幾萬人從廠門口走出來，穿過馬路進宿舍區，交通都會堵塞”，訴說起當年的情形，他們平靜的臉上閃現出些許光彩。試想一下，幾萬人，身穿藍色工作服，不騎車，全部走路，從公路上湧過，何等地壯觀。
420廠曾經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軍工企業之一，最輝煌時擁有兩三萬工人，加上家屬就有10萬人，當時的雙橋子基本都是420廠的天下。如今，這個廠除了數千人搬到了新都，大部已經消失，廠房已被房地產商買下，宿舍區也在一塊一塊被賣出。能搬走的職工，遷向了成都城的各個角落，仍有一些沒有搬走的人留在這裡度過餘生--他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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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來一個東北城
420廠是1958年從瀋陽遷來，主要產品是生產飛機發動機。
420，是他們的代號，這在過去的年代都是保密的。“我們那時通信，都要寫‘77信箱’，”自420廠甫一建廠就來到這裡的老職工彭遠金說。
420廠遷至四川，這是當時整個中國龐大的三線工廠計劃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從瀋陽遷廠？彭遠金說，因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敵人已經瞄準了我們廠，還轟炸過一次，廠子已經暴露了。轉到四川時，先是叫新都機械廠。其實這廠是在雙橋子，這樣叫是為了保密。——誰想到，現在這個廠的新廠真搬到新都了。”
1958年的中蘇決裂，使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在西部建設後方的戰略問題。1964年美國軍艦與越南海軍魚雷艇發生衝突，爆發北部灣事件，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命脈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就是三線建設的起源。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政府向三線建設投入的資金為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業項目，隨之遷移的人口數百萬。
四川是三線工廠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有人統計當年隨三線工廠入川的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有40萬。這裡面就包括了420廠的上萬職工和他們的家屬。
“我們是1958年坐火車來的，坐了三天三夜”，一位站在雙橋子路邊的420廠退休工人操著東北話說，“比我們更早來的人，還有坐船來的，先到大連，再坐船到重慶，再坐車，要走一個禮拜呢。”
這些東北人，帶來了全套的東北家居用品以及東北的生活方式，有的人連醃酸菜的缸都運來了。在420廠區里長大的彭輝回憶說，小時候住的房子，都是木板鋪地的東北式房子，走起來咚咚響，吃的都是饅頭、包子這些麵食，“我從小還在踩著小板凳時就會蒸饅頭蒸花捲了，熱騰騰的饅頭，吃起來這個香啊，我至今還是愛吃麵食”，彭輝說。廠區非常大，裡面有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甚至721工人大學的全套學校，有醫院有郵局有糧店有派出所，“除了沒有火葬廠和刑場。”
生活是整齊劃一的。彭輝還記得在院裡洗衣房洗衣服的場景，那是一排水龍頭和用水泥做的搓衣板，一排人都站在那裡搓衣服。所有的人都講普通話。“誰在這裡講四川話，那是被人看不起的”。實際上，他們也很少與本地的四川人打交道，雖然雙橋子這個地方，離成都市中心不到十里路，但與420廠人們的心理距離遙遠，他們如果去市中心一趟，會說“我進城去了”。彭輝現任成都電視臺的編導，他說他的四川話還是工作以後才學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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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繁忙的日子裡
彭輝的父親彭遠金是420廠最早的元老，他來到這個廠的時候，才17歲。說起來，彭遠金實際是四川人，1956年，他看到瀋陽有一所航空技術學校招生，“我聽這個名字好，就報考了，結果考上了，來到瀋陽”。在學校裡，他遇到了他的同學黎人珍，後來，黎人珍成了他的妻子。
黎人珍也是四川人。她記得隨著工廠從瀋陽來四川，坐了一共四天的火車，他們航空技校的學生們編成了一個隊，幾百人只有兩個臥鋪，讓女同志輪流去休息。黎人珍記得，車廂裡擠得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當時的雙橋子還是一片亂墳崗荒地。下了火車，人們馬上投入建廠勞動。“那時叫‘三邊’政策，邊施工邊基建邊生產”，在今天彭遠金和黎人珍的記憶中，那個年代就是忙，“會戰”一個接著一個，勞動競賽搞得轟轟烈烈。彭遠金是一線的工人，在車間裡加班加點，黎人珍乾的是統計、文書這一類文員工作，常常晚上就睡在辦公室，最長的一次，有半年多沒回宿舍。
彭遠金的技術出眾，他做出的產品常常成為樣板讓別人參觀，而黎人珍就是解說員的角色。“人家那時就說我們是一對兒”，黎人珍笑道。1965年，他們的大兒子出生，"那一年我最忙，近視眼的度數長了400度"。黎人珍今天的近視度數高達2000度，幾乎就是盲了。
彭遠金本來有一雙好眼睛，但是有一次在維修機床時，一粒鐵砂從裡面飛出正打在左眼上，雖然廠裡把他送到了上海治療，但還是沒保住左眼。更糟糕的是，後來那隻好的右眼也被帶壞了。
但即使是這樣，彭遠金仍然整天泡在工作裡。在彭輝的記憶中，父母在那個年代裡星期天從來不在家，永遠都是在加班。就這樣，靠著自己的勤奮、吃苦和技術精湛，彭遠金幹成了全國勞模。
除了繁忙勞碌，黎人珍對那個年代的另一個深刻記憶是捱餓。她清楚地記得三年“自然災害”時，自己每月的糧食定量只有18斤。“當時是，一線的工人比如鉗工37斤，磨工35斤，二線人員比如保管員，是30斤，而我們機關工作人員，本來國家規定是23斤，廠裡又給抽了一部分照顧食量特別大的工人，結果我們只有18斤。到星期天我就不吃飯了。躺在床上，光喝水，睡覺。到了星期一，早上吃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一兩。今天我們每月吃18斤或許還吃不了呢，可是那時肚子裡沒有油水，18斤怎麼夠？常常是人走到食堂還沒吃呢，就暈倒了。”
到了1964年以後，隨著國家經濟的好轉，吃不飽的日子一去不返，420廠的日子越來越景氣。“我們的工資也比地方上高一些，比如地方上一個辦事員的工資是每月34元，我們就是38塊1。那時候成都人找對象專門找我們廠的。”
張憲民，曾在另一家生產電子元件的軍工715廠幹過12年。當年為進這個廠，只能讓母親提前退休他來頂班。他記得軍工企業最輝煌時大概是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有一個生產電子管的776廠，工人的福利非常好，連勞保服裝都發毛料的西服，當年月工資高達六七百元，而成都一般工人的收入當時只有一兩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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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十一大黨代表
1978年，是彭遠金一生中輝煌的高峰，那一年他成了中共十一大的黨代表。
事先彭遠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被選為黨代表的事。市委組織部來通知他的時候，他正穿著背心短褲在車間裡幹活，後來長袖衣服都是叫人送來的。
他回憶道：“在市裡等了兩三天，不讓告訴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兒，電話也不準打，廠裡通知家裡說出差了。等到省裡其他代表和西藏代表團到了，一起乘專機去北京。記得在一個軍用機場下的飛機，然後，先點名，再上專車，一路上，從機場到賓館，到處是軍警崗哨。”
“我們不得隨意出門，管得很嚴。不過走到哪裡都有水果，有吃的。直到會議結束後，把我們拉到王府井百貨大樓，專門接待我們一晚上，每人發張票，可以買些便宜又好的東西。我買了瓶酒，一斤毛線，（毛線到今天都捨不得用呢，黎人珍插話說）。我們還到十三陵遊覽了一次，也是把其他遊客清場，專門給代表用。記得是到地下宮殿看了一下，穿棉衣進去的，裡面很冷。我們還瞻仰了毛主席遺容，那時的紀念堂還沒公開開放。”
從北京回來後，彭遠金成了大英雄。“廠書記親自到成都機場去接機，廠裡的職工排成兩排，從牛市口排到雙橋子的廠門口，應該有兩公里吧，夾道歡迎。軍工企業有代表參加黨代表大會，這是第一個。”
黎人珍回憶說，“我那時已經是廠工會主席，在全廠最大的16號樓會議室裡迎接，會場擠得水洩不通。我看著他戴著大紅花，上臺傳達會議精神。那時我們老大也在歡迎隊伍中，老二是鼓號隊的，在打鼓，我們全家都在現場。”那一天，彭遠金是420廠10萬工人、家屬的中心。
“當時你是不是覺得特別自豪？”
“啊呀，他也很激動，一上臺，話都講錯了。把陳雲說成陳伯達。把我氣得腳都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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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停止在了20年前
420廠的好日子大約到1980年代的中期就不行了。彭遠金回憶說，1983年，已經是總廠不管分廠，分廠不管車間，各個單位要自己找米下鍋了。
那時的彭遠金已經是車間主任，他騎輛自行車到處跑，找活幹。“我管他叫丐幫幫主。車間裡幾百人要吃飯啊”，黎人珍說。
420廠轉產的民用產品曾經名噪一時。“1987年時，我們的雙燕電冰箱，冰箱票是400元一張，還要託人才能搞到，買冰箱要先坐小板凳排一個通宵。結果，後來質量出了問題被曝光，最後產品還是垮了。”
“那時我連這麼小的墨水瓶蓋的活兒都接過。但是別人幹這個成本可能一毛錢，我們幹就兩毛錢。機制不一樣，成本高嘛。”
走進420廠留在今天的宿舍區，你會有種感覺，正如電影《24城記》的編劇翟永明所言，一切似乎都停在了20年前。單調破舊的樓房，密密麻麻掛滿各色衣物的窗口，樓下一群群無所事事打麻將的中老年人。一位中年男子經營著一個小小的餃子攤，用他靈巧的擀麵杖一下子就能同時擀出兩張餃子皮。但是，他不願意回答提問，只承認自己是東北人。
420廠的下一代，許多人都進了420廠，彭輝說，這也是自己父母當年最大的希望。但是，彭輝更喜歡藝術文學，而不是工業技術。或許是看過了太多父母的辛苦，或許是因為這個天地太與外面隔絕，所以讓人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彭輝說他從小就不想留在這個廠。
通過考學，彭輝出來了，然而，許多留在廠裡的同學，現在都面臨著下崗轉型。40來歲的人，除了會開機床沒其他技能，可以想象再就業有多難。“有一次我回420廠區，看到一個原來的同班女生，在班裡還當過團支部書記的，現在開了個複印店，就在宿舍樓的一個樓梯下面……如果沒有其他什麼本事，就只能在這裡自生自滅了。”彭輝說。
張憲民是在1991年離開715廠的。當時他看到了報紙上的一則成都市醫藥工業公司的招聘辦公室主任的啟事，決定去應聘。他母親堅決反對他的決定，因為她覺得還是這種國營大廠最牢靠。“我走之前和之後，廠裡還有一些人走，也有人下海。事實證明凡是走了的，都比留下的活得好。”
“唯一值得記憶的，就是這張照片”
今天在彭遠金的家中，掛著那張十一大全體黨代表的合影。這是一張長長的照片，在一千多人的合影中，彭遠金指認著自己的位置。當年每個代表都得到了一張。從北京回來以後，他把照片交給了廠裡，到了退休以後，他不留戀別的，只念叨這張照片。可是照片卻再也找不到了。
“對他們來說什麼珍貴？廠子沒了，傷心啊，一把鋤頭一把汗水挖出來的這麼大一個廠，房子也拆掉了，唯一值得記憶的，總結性的，就是這麼張照片。”彭輝說。
彭輝決心把這張照片找回來。他通過在北京拍電視片的機會，找到過中央辦公廳，甚至連當年的攝影師都找到了，可是照片還是找不到--1978年時，正是中國社會開始轉型，開始改革開放，整個領導班子的換屆，一切都比較匆忙混亂。後來，他終於通過朋友在寧波找到了另一位參加過十一大的代表，複製了這張照片，在父親70大壽的那天，作為生日禮物展現在父親面前。
“我看得出他很激動。他和我們一樣，有什麼興奮都會本能壓抑著，但是很明顯，他手足無措。他都呆了。”彭輝說。
作為一個老黨員，彭遠金不願發怨言。他只是說，覺得對不起車間裡的老工人們，“他們當年幹得太辛苦了。”
“唉，我們當年，沒有獎金，沒有報酬，可是人們也沒有抱怨，是我們最好的時候……”夫婦倆沉浸在對當年的追憶中，總結著自己的一生。聽得出，這幾十年留給他們最深印象的，是這樣幾件事：當年建廠的艱苦；困難時期的飢餓；文革時間人們的相互批鬥。
1996年時，國家計委三線辦主任王春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三線地區仍有2000 多家大中型企業，數百萬人口。今天，在成都，在重慶，在攀枝花……那些從星羅棋佈於四川各地的封閉工業基地中走出的人們，仍在艱難的轉型過程中。
1999年，彭遠金夫婦退休時，他們的工資條上每人每月只有兩三百元。現在他們可以每月領到一千餘元的退休金。這對年過70的老人，今天住在離成都市區數十公里的溫江的一所房子中度晚年。原來廠裡分配的一套住房以25萬元的價格賣了，現在這套住房是用10萬元買的，剩下15萬元，老兩口留著作為自己餘生的醫療養老錢。420廠許多老職工，在搬離了宿舍區以後，都這樣四散到了成都的郊區，房子大了一些，老友卻少了。這一代新中國成立以後來到四川的工業移民，就這樣不聲不響地融進了這個西南大都市中。
張憲民自己的兒子，後來上了醫學院，現在在重慶當醫生。張憲民知道的715廠的後代們，有的當了警察、公務員、教師、公司職員、商場售貨員、出租車司機，或是自己做生意。他們已經徹底地融進了成都，與這個年紀的成都年輕人沒什麼兩樣。只是，張憲民說，“他們中沒一個想繼承父母職業進國企工廠”——如今，在這些已搬到郊縣、轉為民用品生產、規模也大大縮小的工廠裡，充任主力的青年工人都是從外面招進來的。
在離雙橋子不遠的地方，成都市建了一處“成都工業文明博物館”，利用一處舊廠房，將興盛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成都東郊工業區的歷史留存在這裡，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部分。在博物館外，是老年人們的活動場，空中飄蕩著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老歌；在展覽室裡，一臺臺機床和照片，凝聚著半個多世紀數以百萬的人們與這個國家共同經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