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坛，曾经有过四大才女，她们分别是关露、张爱玲、潘柳黛、苏青。
关露的小说我没有读过，诗倒是读过几首，写得极好，所以打算有空的时候也去读读她的小说。我现在只想大致聊聊她与另外三个才女的关系。
潘柳黛后来在香港写的那篇《记张爱玲》，涉及到很多人，这其中也包括关露。她说张爱玲的脾气像关露，但“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这显然说明，关露跟张爱玲一样，跟人也是有些距离的，但我对潘柳黛把关露与她们的距离，也单纯当成脾气，不大同意。
潘柳黛直到晚年，在澳洲跟人偶然话当年，这才知道昔日的“汉奸”关露，原来是红色卧底，登时愣住，红了眼圈，可见此事触动了她内心的柔软，形成了极大的震撼。不知她那时还会不会坚持她那关于“老处女”脾气的意见。
那些年担负重大使命，在敌伪中猎取情报，神经崩得像跟弦的关露，主持《女声》，不过是一种身份掩护，跟她们来往，不过是一种工作需要。诗人的心是敏感的，关露本还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料想那时的她，一再被人骂为汉奸，一再遭受同志、朋友白眼，一律不能辩解，忍受不了时，写信想要回来，又得不到批准，内心里一定也压抑得很。忍辱负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更何况她还是这样一位女子。
关露对只是写作的潘柳黛或许还没有什么，但对经常跟陈公博、周佛海来往的苏青，和跟胡兰成打得火热的张爱玲，却未必能真正亲近起来。她一个弱女子，是在以一个大写中国人的身份，深入魔窟，用特殊的方式跟敌人搏命，总不至于当苏青、张爱玲跟她一样是卧底。
当然，我对于这种关系的解读，可能会有点想当然，但无论如何，她们到底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爱憎，一样的作为。总之不是敌人，也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
关露的遭遇，太过沉重，不忍细说，实际上日本人投降之后，就连潘柳黛、张爱玲、苏青，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清算。这当然只能是声讨式的，你总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战士，把灰色地带的某些活法都判定为有罪，要是那样，那沦陷区的人就可能基本都是罪人。只不该，让一个真正的女杰，也蒙受不白之冤，死去时没有鲜花，只有一瓶安眠药作伴。
关露是爱国者，战士，红色特工，张爱玲是民族虚无主义者，苏青是世俗之人，潘柳黛大概介于三者之间，更接近于苏青，这是我的看法，我对后者的把握并不是很大。
关露的才气与功底，据潘柳黛说，她们几个谁都比不上，只可惜关露自抗战后，就基本没有时间和机会，拿出更多的作品了。十几年的牢狱，无休止的审查，让她身心交瘁。
张爱玲只凭早期的作品，就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她的才情、直觉与视角，使她打破禁忌，超越了时代，只可惜后来就有点江郎才尽。苏青所凭的是平实与大胆，潘柳黛所凭的是幽默与尖利，她们方向一致，都只在世俗生活、女性生活中打转，很接地气，也颇具某种洞察力，这一点我的把握大些。
论性格，关露内心火热，外表矜持、内向，有点诗人的傲气，张爱玲干脆是高冷、怪癖的统一，苏青则热情、世俗、商业气，或许还有些小天真，能够将某种天真与世故合二为一，潘柳黛则心直口快，开朗幽默，有时候还有些特殊的尖刻。这些都是她们的文字、轶事透露出的，未必全面，但用以解读潘柳黛与张爱玲的那段公案，看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关露）
关露与其他三个才女若即若离，不但因为性格，也因为她有大事，有特殊秘密，她在她们当中算是客串。张爱玲、潘柳黛、苏青三个，一度曾走得很近，她们的中心，自然是为人热情，容易原谅别人，也容易被人原谅的苏青。苏青商业头脑很好，那时候还自己办了一个杂志，张爱玲、潘柳黛等人，都是她的供稿人。
苏青最推崇的是张爱玲，张爱玲那时也总说苏青好，这对张爱玲是极难得的一件事。潘柳黛也总说苏青好，但她对张爱玲却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于是一个高冷的女人，和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有一天就终于弄得反目，只在座谈会等公开场合，才装作什么事都没有而已。
事情的起因，是胡兰成的一篇文章，表面上看，潘柳黛是肇事者，张爱玲很无辜。
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但也不妨详述，因为它的确很有意思。
张爱玲出名之后，胡兰成把她当成了新猎物，这位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一面为追求张爱玲，一面为宣传需要——那时的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为了粉饰太平，销蚀仇恨，消磨中国人的抗日意志，也曾把风花雪月的文艺，当做武器——有一天就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把张爱玲大大吹捧了一番。
张爱玲是鲁迅之后第一人，这话胡兰成早就说过，这一次他不但说张爱玲的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还一再要拿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说事，所以就招致了很多人的反感。
民国人对大清朝一向意见很大，如果他们看到现在的某些翻案如此过分，很可能会对某些人再次举起炸弹。
那时候抗战是头等大事，沉默的上海人内心并不沉默。
那时候的文艺战线虽低潮，但却动不动在拿着古代的忠奸来影射、激励与批判。
胡兰成是大汉奸，李鸿章在那时是绝对无疑的大汉奸，而且文章之事，与“贵族血液”何干？所以胡兰成和张爱玲在当时，就犯了大忌。
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一般只敢腹诽，谁也没想到，倒是张爱玲的好友潘柳黛忍耐不住，会勇敢地跳出来，理论一番。
潘柳黛后来自称，自己当时只是想“幽他一默”，还有些“断章取义”，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她一定是真心找事。
不然，她不会老提张爱玲自己也喜欢这样标榜、炒作，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大家只是念她“年幼无知”，才还没怎么样。她那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更不会那么狠。
大家在乎的是“贵族血液”，对“横看成岭侧成峰”倒意见不大，但是潘柳黛却不行，非要问人家一句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着”，她似乎对胡兰成和张爱玲的结果早有预见。而她对于“贵族血液”的调侃，那简直就“刻薄至极”。
“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如果以之证明身世，根本没有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眼，便不妨标榜一番。”
然后，潘柳黛还说：“而且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正是：请看论人者，人亦论其人。”
潘柳黛这篇文章反响很大，料想若出现在网络时代，一定能引发大量转发、评论、点赞，成为一篇大爆文。偏偏这后面，著名报人、词人陈蝶衣也来凑趣，他居然在大中华咖啡馆真的推出了一个“贵族排骨面”，那海报上不但明确说明，这就是潘柳黛笔下的那种，还连潘柳黛那句“请看论人者，人亦论其人”也写到了上面，这一下，潘柳黛算是把胡兰成、张爱玲彻底得罪透了。
胡兰成、张爱玲从此就开始疏远潘柳黛，那时候潘柳黛在报社，也经常会接到威胁、谩骂电话。有一次一个最有趣也最无趣的人问她，你是不是潘金莲的潘？潘柳黛当即恶狠狠地回了一句，你是不是姓王，王八蛋的王？她晚年回忆起此事，还哈哈大笑，对自己的机智和胆略非常满意。
潘柳黛当时的表现，自然会被一些人赞扬，被一些人视为“刻薄”，被一些人当做对张爱玲的嫉妒。后者一部分是出于有意，大多数则是因为并不了解她是怎样一个人，张爱玲当时都有些什么表现。
（潘柳黛）
潘柳黛后来在香港也混得风生水起，她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多家报刊的撰稿人，曾采访过无数当红明星，也与他（她）们的关系都很好。她还曾在著名的邵逸夫公司担任过编剧，电影《不了情》和主题歌《忘不了》，家喻户晓。她是因为不想过太紧张的生活，才离开电影公司的。
潘柳黛小说、散文、杂文、编剧、作诗、填词都来得，在香港的名气，就跟在上海差不多，这一点张爱玲只能甘拜下风。但是她对采访，却从来都是拒绝，一点也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她说她最怕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指指点点。
后来的张爱玲也淡薄名利，很低调的样子，但那或许不只是成熟、看透，还有无奈。至少她到香港的时候，在踏入美国初期，还像她的伯乐夏志清说的那样，一直渴望出名。
她更曾为了寻找出路，一度丢下老病的美国丈夫，重回香港、台湾，辗转了一段时间，但仍旧没能重拾昔日的辉煌。赖雅那段时间，是独自拖着行李，跑去妹妹家寄居的，沮丧万分，他就是那期间中风，也没能把张爱玲招回来。她据说连飞回的旅费都不够。
张爱玲当然是有大才气的，但不是潘柳黛那种，所以香港和美国，就都不是她的用武之地。一度潦倒不堪的她，那时真像是一种遗迹，这很令人伤感。
但是张爱玲是很少求人的，除非真正的知己，她也很少原谅，即便再潦倒不堪。
张爱玲后来到香港，有人曾跟她谈起潘柳黛，但她却回了一句，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十年过去了，她依旧记恨在心。
有人也曾告诉潘柳黛，张爱玲来了，潘柳黛明知道如果不是双方都有意去探视的话，见面的机会很少，但她仍旧没打算去。她觉得张爱玲脾气太古怪。
她们两个就因此成了陌路人。
再四年之后，在香港的潘柳黛，曾写过一篇《记张爱玲》，来专门讲述此事，和她们的关系，更把张爱玲又调侃了一番，这算是她们真正的结尾。从文章看，潘柳黛是知道张爱玲不认识她的，一个人的不能释怀，会变成两个人的不能释怀，两个人的不能释怀，会形成一座冰山，这是常有的事。
老实说，弄蛇者潘柳黛的有些叙述曾经把我笑喷。
（潘柳黛曾经有一篇散文小说，是写她第一任丈夫的，轰动一时。她把丈夫比喻成一条热带蛇，自称被蛇咬了一口，就开始变得脆弱，即便别人都说有毒，她也要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舞蛇者。这篇文章热议之下，立刻让她前夫成了“热带蛇”，让她在漫画家笔下成了“弄蛇者”。潘柳黛的文章往往想法、观点别致、醒目，非常有趣，她做专栏作家期间，香港人很爱写信给她。）
比如她说张爱玲的外国做派。
如果张爱玲跟你约好的见面时间是三点，你两点三刻到了，那她就会打开门来，板着脸说一句，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让你在外面暂时冷上一会儿。
而你如果迟到了，她就会开门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可她那时候只在上海教会学校上过学，只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张爱玲）
张爱玲据说还特别喜欢奇装异服，一会儿中，一会儿西，一会儿像18世纪的少妇，一会儿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问她，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看张爱玲的文字，她远没有这么浅薄，但我仍旧相信她除了特殊的审美，别致的情调之外，这也是真的。
因为张爱玲照样有过年轻、幼稚、浮华、招摇、嫉妒。
曾“发誓”八岁就要梳爱司头，十岁就要穿高跟鞋的她，只因为弟弟比她长得漂亮，文章中就从不放过挖苦、讽刺他的机会。
她也的确曾高喊过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就不那么痛快。
她更曾为了炒作自己，做过许多事情，就比如“贵族血液”。
《光化》杂志1944年曾经披露，张爱玲有一次给《万象》老板平襟亚写过一封信，她在那里面说道：“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报的人代我义务宣传——我的家庭是带点‘××’气氛的……”
这惹得平襟亚好一顿挖苦：“她只要书能多销，她只要赚钱，什么祖父祖母的历史‘香’‘臭’，任人宣扬都不计较。那我人为什么要做她的义务宣传员呢？任说——‘触贵族笔’、‘流贵族血’，在她总认为有‘相当效果’的一回事。”
实际上胡兰成那篇《论张爱玲》发表之后，平襟亚也曾做过讽刺，说“贵族血液”这种东西跟“平民血液”到底有什么区别，“怕连德日欧美不论什么派的‘达克透’，一时都分辨不出来吧？”胡先生“和她相处”之下，“竟然列论及此，那真不愧文坛先进……”而他对张爱玲的这段挖苦，则发生在稿费纠纷之后。
据他说，张爱玲“市侩气”太重，找他多次“所谈论的无非‘生意眼’，怎样可以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她还曾在连载时突然要求增加稿费，没达到要求随意就减少字数，“这一期我只写五千字了，你要便要；不要拉倒”。终至于最后一个字没有，连一千元预付款都没退。
这件事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支持平襟亚，有人支持张爱玲，张爱玲本人更曾几次辩解，表示要“查个水落石出”。但是等平襟亚列出账目明细、来往信件、稿费回单等证据，让张爱玲来查时，张爱玲却又不来了，只在报上说些很笼统的话。那大概就像今日的“严正声明，保留起诉权力”，到最后不了了之之类。
张爱玲本人恰恰曾毫不避讳地说她很爱钱，还说她姑姑因此曾笑她俗气，她后来对于平襟亚登在报上的明细，好像也的确并无有力的反驳，所以这事基本就可以坐实。
作家谈稿费并不丢人，但谈好后半路上涨价停笔撤稿，却不见得地道。潘柳黛后来在澳洲曾经说，我们那时跟现在一样，其实也需要媒体炒作，但类似这样的炒作，到底不大作家。所以平襟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最近关于某女作家的稿费一事，我极不愿意再提，原因为了：一、区区小数，穷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不甘替她做义务宣传，适中她的圈套。”也可见潘柳黛当年对她的讽刺，其实很真实，并不见得是一种“刻薄”。
张爱玲成名之初，傅雷先生对她特别赞赏，但也曾提出忠告，这其中有一句：“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句话永远不要扯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傅雷先生是深怕张爱玲陷于“技巧”的，觉得“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却并不领情。她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年轻人，竟毫不客气地反驳：“理论并非高高坐在头上，手执鞭子的御者……”
张爱玲到底算有好收场还是没有呢？这事只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这样一个人，自然不能以生活幸福与否做为评判标准，但或许，她原本是能够有更持久的创作力，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吧？
人无完人，年轻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成熟代表的通常不是可以挽回，而是丢失。
文 | 九鸦
图 | 网络